普京曾是苏联共产党党员，谁也没有怀疑过他对党和党的政治纲领的忠诚。后来在谈到自己在七、八十年代的观点时，弗拉基米尔·普京亲口承认：“我曾是一个正常的苏联人。”
就是在当选并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之后，弗拉基米尔·普京也没有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这引起了人们的不少猜测，或者毫无根据地企图将其划入这个或那个政治派别。有人将普京定义为“西欧派，对独特的俄罗斯道路思想漠不关心”（阿·齐普科）；也有人说他 “加速了俄罗斯历史的新转折，是反西欧主义者”（阿·纳戈尔内）。穆尔塔扎·拉希莫夫声称：“普京是毫无疑问的民主主义者。”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则表示反对：“不，普京更是个保守主义者，而不是民主派，他主张强权。”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认为：“普京是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者。”伊戈尔·沙布杜拉苏洛夫则不赞同这一观点：“不对，普京是个实用主义者，他的立场无法用意识形态的刻板公式来确定。”来自《消息报》的普·阿科波夫激动地感叹道：“普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西欧派，还是斯拉夫派？他赞成把俄罗斯纳入‘世界文明’，还是忠实于‘独特的俄罗斯道路’？这个问题甚至普京本人也无法回答。普京上校在危机深重的俄罗斯偶然获得了最高政权，他确实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也不知道该向何处去。这一情况之所以难以察觉，只是因为与20世纪初领导俄罗斯的另一位上校——尼古拉·罗曼诺夫——相比，普京更加果断，也不会对自己的每个行动做知识分子式的反思。事实是，俄罗斯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像100年前一样，它的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位并不完全适合在变革时代领导伟大国家的上校。”
《新时代》杂志的拉·楚卡诺娃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相同的思想：“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对待总统的态度相当神经质。总统做的事，知识分子大多不满意；而总统说的话，却大都能够博得知识分子的欢心。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考验，因为口头表达的现实在他们看来丝毫不逊于真正的现实。于是在很多出版物中，尤其是印刷出版物中，存在着一种激动的等待：普京这个‘黑匣子’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彻底打开，什么时候才能解释清楚，他到底想要什么以及他要干什么。” 楚卡诺娃本人曾认为，普京将要建设一个易于管理的、然而却是官僚主义的、完全苏联式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出版自由将受到限制。《共同报》的亚·克洛托夫更加悲观。他认为，俄罗斯“将从总体上保存共产主义关系，东正教和‘普京的个人崇拜’ 将作为供人信仰的意识形态。‘高级僧侣’会议将取代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而人民将获得它想要的任何一种平静——‘官僚主义的、墓地一般的，或者流血的’。”
这些针对普京的责难和意见是不公正的。在俄罗斯，极权的意识形态体制刚刚崩溃，对于大部分公民来说，没必要、也不可能操之过急地过渡到某种新的、对大家都适合的意识形态。我们面临着意识形态的抉择，这个选择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艰难的，其中也包括总统。
然而，弗拉基米尔·普京正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一样，必须做出抉择。
俄罗斯是否需要新的意识形态？
在现代马克思主义读物中，意识形态通常被理解为以相对系统化的理论形式反映人对周围现实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为巩固和发展这些关系服务的思想和观点的总和。曾经认为，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性质。意识形态反映这个或那个阶级的状况，并以政治、法律、宗教、伦理、审美和哲学观点为表现形式。关于社会活动的宗旨和纲领的阐述同样属于意识形态领域。
意识形态的抉择(2)
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深厚的国家，它自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早在1918年通过的第一部苏维埃宪法的第3条就有这样的内容：“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基本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和争取社会主义在所有国家的胜利。”在1977年通过的最后一部苏维埃宪法中，世界革命的主题消失了，社会主义宣告顺利建成。国家的基本任务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而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和主导力量，是社会政治体系、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
这样一来，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列宁的政策在前苏联被视为公民的宪法义务。宣传其他观点和其他意识形态，或者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然成为违反国家主要法律的行为，是犯罪和“破坏意识形态”。苏联的意识形态像宗教一样无所不包，曾是党和国家的主要支柱之一。它不能保证公民的个人自由，却建议他们成为在地球上建立合理的新社会的所谓共同历史进程的参加者。
许多美国观察家认为，苏联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完全不关心，记者兼苏联学研究学者约翰·萨特批驳了这一观点。他写道：“尽管美国人几乎根本无法理解苏联公民时刻准备使自己各方面的生活服从、服务于某种思想，然而他们还是应从事实出发，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尽管外表荒诞，但却向自己的信徒提供了一套严整的历史理念，使最简朴的公民的生活也很有意义，哪怕只是虚幻地满足了必不可少的精神需求。在没有信仰的时代，共产主义就成为颠覆我们观念的强大反信仰。用武器无法战胜它，借助小恩小惠也不能促使它的信徒背弃它。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克服它，即找到更有效的意识形态与之对立。”
众所周知，在“改革”和“公开化”的年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的影响和力量发生了动摇，这一过程在1987～1990年获得了真正山崩地裂般的特征和性质，最终导致了权威的倒台，紧随其后的是苏共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如果没有原来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像苏联这样的国家根本无法生存。然而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是被某种新的、强大有效的意识形态击垮的，而是毁灭于从各个方向发起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体进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坍塌了，然而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意识形态能够取代它的位置。
俄罗斯联邦作为主权国家的诞生不是长期民族解放斗争或民主斗争的结果，否则，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应当可以形成新的思想和新的领袖、新的国家形象和新的公民心理。苏联和苏共轻而易举的毁灭令人震惊。当然，叶利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戈尔巴乔夫又没有把握住局势，于是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崩塌，犹如老朽的树木，或是地基和支柱无法承受原有重量的房屋。
谁能给国家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并领导它的革新和复兴呢？根纳季·布尔布利斯？谢尔盖·沙赫赖？安德烈·科济列夫？叶戈尔·盖达尔？这些人起草了关于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定，宣布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实行全面自由化。然而将西方自由主义注入俄罗斯的尝试伴随着国内生活水平的骤然下降以及犯罪率和混乱的膨胀，因此它不可能吸引俄罗斯公民的广大阶层。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作为拼凑的概念来到人们面前的，而不是人民饱经忧患和痛苦换取来的，所以它只能成为很少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
当然，1993年12月12日在全民公决中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收录了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很多基本概念。然而宪法毕竟不是意识形态，其自由主义——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具有“框架的性质”。因此，对宪法的忠诚并不违背对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宗教的信仰。
俄罗斯是否需要一个全民族或国家的新意识形态呢？一部分政论家认为，在俄罗斯，对所有意识形态的兴趣和信任已经消失殆尽，而这也许是一件好事。“俄罗斯社会有没有对意识形态的需求和需要呢？”弗·索洛韦伊提出了问题，并进而回答道：“这很值得怀疑。在俄罗斯占主导的是对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排斥，不管是谁信仰它。这样的精神状态不是臭名昭著的苏联极权主义的后遗症，而是俄罗斯最近十年的历史造成的。” 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多次谈到对意识形态和各种“主义”的拒绝。然而，社会的全面非意识形态化意味着社会陷入混乱和荒诞的局面，与其不可预料后果的力量角逐将占据思想斗争的位置。
恩·巴甫洛夫认为，俄罗斯不能在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的状况下生存，“俄罗斯应找到自己的支柱，每个文明、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道路以及在精神、政治和其他关系中能够使人们联合为一个整体的东西。社会思想或者宗教思想发挥凝聚的作用，或是赋予任何活动以意义，在俄罗斯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国家。正是有关俄罗斯的特殊道路和使命的思想——并且不一定是官方的思想——维护了它的统一” 。
不久前去世的企业家兼哲学家亚历山大·帕尼金近些年一直致力于寻找新的、全国普遍适用的意识形态。他向自己的读者和听众宣传：只有新的世界观可以解放人的创造力，并生成巨大的能量，从而使俄罗斯走上新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