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朗格多克有很多由国王或其代理人出资兴办的公共工程；还有其他一些工程，中央政府提供部分资金，并领导大部分施工；但是，为数最大的工程却是朗格多克省单独出资施工的。一旦国王批准这些工程的规划和费用，便由三级会议选定的官员负责施工，由三级会议内部聘用的专员负责督察。
3．最后，朗格多克省有权按照自己选择的方法，自行征收部分王家捐税以及获准设立的供自己需要的全部捐税。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朗格多克从这些特权中能得到的好处。为此值得下功夫仔细观察。
在各财政区，最令人惊奇的是几乎完全没有地方捐税；普通捐税常带压迫性，但省里却几乎未为自己花分文。相反，在朗格多克，每年用于省内公共工程的金颔巨大：1780年，每年超出200万里佛。
中央政府有时对如此庞大的开支感到吃惊；它担心朗格多克省因耗费过大，财力枯竭，无法完纳应缴中央政府的那部分捐税；它指责三级会议毫无节制。我读过一份三级会议答复这类批评的报告。我打算逐字逐句摘录它的内容，这比我的全部口舌都将更好地描绘出这个小小政府所依据的精神。
在报告中可以看出，朗格多克省确实已兴办并继续兴办着巨大工程；但是，人们并未为此请求谅解，而是宣布，如果国王不反对，朗格多克省将日益走这条道路。它已经改善或修复穿越全省的主要河道，并致力于延长路易十四时开凿但现已不够用的朗格多克运河，它穿越下朗格多克，经由塞特和阿热，直抵罗讷河。它已使塞特港变为商用，并以重金加以维修。人们特别指明，所有这些开支不仅具有全省意义，而且更具有全国意义，然而朗格多克由于获益比其他省多，所以负担这些开支。它同样正在排干埃格—莫尔特沼泽，使之成为可耕地。但是它主要一心致力于道路：它已开通穿越全省以达王国各地的所有道路，且维护良好；甚至那些只沟通省内城市和乡镇的道路也已修好。即使是冬季，所有这些道路也极为出色，与邻近大多数省份，如多菲内、凯尔西、波尔多财政区（点明财政区）那些坚硬崎岖、保养恶劣的道路，形成鲜明对照。在这点上自有商业和旅行家的公论；它没有错，因为十年后游历此地的阿瑟·扬在游记中写道：“朗格多克，三级会议省！优等道路，修筑不用劳役。”
报告继续写道，如果国王恩准，三个等级的计划还不止于此；它们将着手改善共同体的道路（乡间小道），这种道路和其他道路同样有益。人们指出：“因为，如果粮食不能走出所有者的粮仓而来到市场，它们怎么可能运往远方？”报告进一步说道，“在公共工程问题上，三级会议的信条一贯是，应该注重的不是工程的宏伟，而是工程的用途。”河流、运河、道路给与土地和工业产品以价值，随时可以将这些产品廉价运往所需要的各个地方，藉此，商业才能深入全省，尽管工程少不了开销，但朗格多克却因此富裕起来。此外，由于全省各地同时有节制地、几乎平衡地兴办此类工程，各处的工资价格稳定，贫民得到救济。朗格多克省在结束报告时，有几分骄傲地说道：“国王无须花钱在朗格多克创建慈善工场，像他在法国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我们不要求这份恩典；我们每年自己举办的有用工程可以取而代之，并给大家以生产性工作。”
我越研究这些由国王批准，但不由他倡议，而是由朗格多克省三级会议在它这部分公共行政职权范围内制订的普通规章制度，我越赞赏其中体现的睿智、公允和温厚；我越觉得地方政府的做法胜过我刚刚在国王独自管理的地方看到的一切。
朗格多克省划分为若干共同体（城市或村庄），若干称作主教区的行政区；最后，还划分为称为三个司法总管辖区。这些部分中，每一个都有独自的代表权，都有单独的小型政府，它们或是由三级会议领导，或是由国王领导。若事关公共工程，而工程和一个小政治团体利害攸关，那么只要这个小团体提出要求，就可以动工兴办。若共同体的工程对主教区也有益处，主教区便应采取某种措施予以资助。假如司法总管辖区也受益，它也应提供赞助。最后，主教区、司法总管辖区、朗格多克省，均应援助共同体，即使事情只涉及该共同体的特殊利益，只要这项工程为它所必需，而又超出它的力量；因为，三级会议不断地说道：“我们的体制的根本原则，就是朗格多克的所有各部分都是完全团结一致的，都应该不断地互相帮助”。
由省施工的工程必须长期准备，首先交与应援助工程的所有从属团体进行审查；施工必须付钱：劳役是没有的。我曾说过，在财政区内，因公征收的业主土地补偿费低廉或迟迟不予补偿，而且常常根本没有补偿费。1787年召集的省议会里怨声载道的事项中便有此项。我甚至看到这样的事：有人在估价以前，就毁坏或歪曲要占获之物，从而剥夺了业主讨还用这种方式欠下的债务的能力。在朗格多克，每一小块从业主手中征集的土地都必须在工程开始以前详加估价，并在施工第一年内偿清。
我详细摘录的三级会议有关不同公共工程的规章制度，中央政府认为十分恰当，虽然它没有模仿，但表示赞许。御前会议在批准施行此规章制度之后，将它交给王家印刷厂印刷并下令作为文件，在所有总督中传阅。
我前面就公共工程所说的完全适用于省行政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部门是税收。尤其在税收问题上，王国和省内，简直判若两个世界。
我在别处已有机会说明，朗格多克制订军役税和征收军役税所遵循的程序，有一部分就是我们今天征收捐税所遵循的程序。这里我不想再重复；我只加一句话，朗格多克省在征税问题上十分赞赏这种方法的优越性，以至每次国王设立新税，三级会议都毫不犹豫地以重金买下征税权，通过自己的方式，完全由自己的官员征收。
尽管上面列举的各种开支，朗格多克的情况却井然有序，它的信用十分稳固，连中央政府也向它求助，并以省的名义向它借款，朗格多克向国王贷款条件之优越，胜过省内自我贷款。我发现在最后若干年里朗格多克以本省为担保借给国王7320万里佛。
但是政府和大臣们对这些特殊的自由大不以为然。黎世留首先损坏这些自由，然后将其废除，懦弱而不问政事的路易十三什么也不欣赏，对这些自由深恶痛绝；布兰维利埃说，路易十三对外省的所有特权感到恐惧，只要听到有人提起它们的名字便怒火冲天。脆弱的灵魂对迫使他们花费精力的事物非常憎恨，其强度是无法想象的。他们所剩余的男子汉气概全部都用在那里，这些灵魂在别的场合都虚弱不堪，而在这里却差不多总是显得强壮有力。幸好朗格多克的旧政体在路易十四童年时期得以恢复。路易十四把它视为自己的业绩，十分珍重。路易十五将它吊销了两年，之后，又让它复活。
设立市政官员使它冒一定的风险，虽说不是直接的，但仍不小；这项讨厌的制度不光摧毁了城市政体，而且还改变了省体制的性质。我不清楚省议会里第三等级的议员是否从来都是经过选举的，但是很久以来，他们已不再如此；城市市政官员在三级会议里是资产阶级和人民的唯一法定代表。
只要城市本身通过普选，自由地选出行政官——并且经常任期极短，那么那种没有受特殊委托仅凭一时利益而授予的权利，就不大引人注意。在三级会议内，市长、行政官或行会理事忠实地代表全体居民的意志，并以全体居民的名义讲话，仿佛他们是由全体居民特意选定的。人们懂得，这同那种花钱买来治理同胞权利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人代表的只是他自己，或者至多只代表他的小集团的微小利益或细微情感。然而，这位通过竞争获得权力的行政官却保持民选行政官所具有的权利。这就立刻改变了整个制度的特征。在各省议会中，坐在贵族和教士的身旁和对面的，不是人民的代表，只是几个孤立、拘谨、毫无能力的资产者，第三等级在政府中日益处于附属地位，尽管这时第三等级在社会上日益富有强大。朗格多克的情况却不同，随着国王设置官职，朗格多克省总是特意向国王购买官职，它为此目的结下的债务，1773年一年即高达400万里佛以上。
其他一些更带关键性的原因促使新的精神渗透到这些古老制度中，使得朗格多克三级会议具有超出所有其他省三级会议的无可争论的优越性。
朗格多克省和南方大部分地区一样，军役税是真实的而非因人而异的，这就是说，军役税的制订是根据财产的价值而不是根据所有主的地位的。确实，省内有些土地享有免交军役税的特权。这类土地过去曾为贵族土地；但是，由于时代和技艺的进步，这些财产中有一部分已落入平民手中；另一方面，贵族已变成许多缴纳军役税的财产的所有主。这样从人身转移到物的特权无疑更加荒谬，但是它却极少为人们所感觉，因为它不再带侮辱性，尽管它依旧使人不快。由于它不再牢牢地与阶级这一思想联结，不为其中任何一个阶级创造与其他阶级格格不入或对立的利益，它便不再反对所有阶级共同关心政府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