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四十二记载，到了百日祭奠这天，又是诸王以下、文武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各官命妇以上，全部齐集举哀。另外从他亲撰的四千字的《端敬皇后行状》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借小小的笔端，用日常生活串起了董鄂妃的优良品行，并倾注了自己的绵绵爱意。如此不同寻常的晋升速度和如此不同寻常的礼遇，只说明，顺治深深爱着这位董鄂妃。但这位极度受宠的董鄂妃，因为记载她来到顺治身边的年龄是十八岁，就引起了后人对她入宫前的身份的猜测。因为基本概念是：她是不可能通过报选秀女这个正常渠道直接走近顺治的。清朝相关的法规限定，报选秀女的年龄是十三到十六岁。如果隐瞒不报，身为满族军官的她父亲，是要依照相关法规受到处罚的。所以，她这样的年龄，是从什么渠道入宫的呢？最广泛的猜测演义，就是说，她是被掳献入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
董小宛，出生于明天启四年（１６２４）。这个出生时间，是根据她的丈夫冒襄写的纪念文章《影梅庵忆语》推算的。冒襄，字辟疆，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因其家世才学和参与组织了明崇祯年间江南学士反抗阉党的活动，与侯方域、陈贞慧、方以智一起，被并称为“明末四公子”，是名噪一时的人物。他的《影梅庵忆语》，写于小宛去世后。文中追忆同小宛相识的时间，是明崇祯十二年（１６３９），这年小宛十六岁。如此推知，小宛应该是在明天启四年（１６２４）出生。而顺治帝则出生于清崇德二年（１６３７），这个概念就是，小宛要比顺治大十三四岁。冒襄记录小宛死亡的时间，是顺治八年正月初二（１６５１年１月２２日）。这一年，顺治帝刚刚十四岁，还没有到大婚的年龄。所以单从年龄和小宛去世的时间上推论，董鄂妃也不可能是董小宛。况且，在《影梅庵忆语》中，冒襄详细记录了为小宛赎身、一起回家后遭遇的战乱逃亡生活，以及小宛最后病死的全过程。董小宛死去的地点，是江苏如皋叫“水绘园”的家中属于自己的那间房子里——“影梅庵”。她的死亡，还得到了当时一些著名学士的见证。所以董鄂妃不可能是董小宛。
据一些史学研究书籍阐述，董鄂妃在来到顺治帝身边之前，是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她是在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十五岁时入选秀女，指配给了襄亲王，在第二年成婚。成婚时董鄂妃十六岁，襄亲王十三岁。这位生于清崇德五年（１６４１）名叫博穆博果尔的襄亲王，是皇太极的第十一个儿子，其母亲是懿靖贵妃博尔济吉特氏。也就是说，襄亲王是顺治帝的同父异母弟弟。这样，董鄂妃在来到顺治帝身边之前，就是顺治的弟媳了。
虽然这些史学阐述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原始档案中，也可以缕出一些佐证。
首先，所藏《玉牒》显示，这位襄亲王确有其人：在太宗皇太极名下记载出生的第十一个儿子是博穆博果尔。他生于清崇德五年（１６４１），卒于顺治十三年六月初八（１６６０年７月２９日），母亲是懿靖贵妃博尔济吉特氏。这证明了襄亲王是顺治帝的同父异母弟弟，他比顺治小三岁，而且死去的时间，正是董鄂妃入宫的时间：“十三年夏”。
其次，顺着《清世祖实录》条缕，总能看到这位襄亲王同董鄂妃之间存在着关系：卷一百二记载，顺治十三年七月初九（１６６０年８月２８日），也就是过了襄亲王的二十七天忌日以后，礼部向顺治帝报告，册立董鄂氏为贤妃的吉利日子应该是八月十九日。顺治帝回答，襄亲王刚刚死，等到八月以后再选日子吧。
卷一百三在八月二十五日记录着，当顺治传谕礼部在二十二日已奉圣母皇太后谕，将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立为贤妃的同时，委派内大臣巴图鲁公鳌拜，前去告祭襄亲王。
据此，笔者也接受大多数清史学者的观点，认为董鄂妃在入宫服侍顺治皇帝之前，应该是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也就是顺治帝的弟媳。
不过，在关于顺治为什么要净发出家这个问题上，董鄂妃在入宫前的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入宫后赢得了顺治帝的感情，并且她的死给了顺治帝以感情上的重创，成为顺治萌发出家念头的一个直接契机。
综上所述，顺治帝在十七年（１６６０）十月，因佛教信仰的影响和爱妃董鄂氏去世的刺激，于西苑（中南海）万善殿，举行过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但不久即决定蓄发留俗。时隔两月余，在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刻，顺治帝因罹患天花，病逝于紫禁城内的养心殿，终年二十四岁。其火化后的骨灰，被安葬在位于河北遵化县的清孝陵。这当是可信的事实。
康乾之间的雍正
提起康乾盛世，人们都知道，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康熙、乾隆这两位皇帝的丰功伟绩也备受赞扬。然而，康乾之间还有一位皇帝是雍正，对于这位皇帝，历来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
那么，雍正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皇帝？他夹在康乾盛世中间，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要实实在在地认识雍正，最好的办法就是细细解读雍正档案。笔者近十几年来，曾对雍正朝三万多件档案通一梳理编辑。这巨量的原始秘档，或是御笔写就的朱谕，或是口授承写的旨令，更多的是详加批点的密折，一函函，一件件，均出自雍正，缘于雍正。透过这数以万计的雍正档案，我们看到，雍正皇帝的为人治世有着其显明的性格特征，这就是高扬务实，大力反虚。
“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1)
雍正，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他的父亲康熙，可以说是雄才大略，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稳定边陲，为大一统的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康熙在晚年，由于“太平盛世”而滋长了政宽事省的思想，这时期他处理朝政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在朝野上下的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种种腐败之风严重泛滥，已经直接威胁着“盛世”的存亡。于是，惩治腐败、整顿官场风气的重担就落在了雍正的肩上。
纵观雍正执掌朝政的十三年，可以说，他是以务实精神治天下的。雍正刚一即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地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１．“只可信一半”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因为有那么一种所谓巧于仕宦的官员，往往能通过弄虚作假吹拍阿谀而获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从中捞到好处。然而，这一套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皇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
且看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在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说见得太多，都看得厌烦了，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四年（１７２６）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主管河南山东一带黄河河道的总督朱藻曾奉到雍正这样一则谕训：地方上一点小事，“何用如此夸张”，你的奏报往往是虚浮不实，“朕甚不取”，“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雍正告诫百官，虚假奏报将会失去皇上日后的信任。
浮夸粉饰，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问题尤其突出。对此类失真奏报，雍正每每透过夸夸其谈的文字游戏挤出其中的水分。雍正二年（１７２４），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老毛病难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雍正就是这样，一眼就能看出谁在说真话，谁在拍马屁，对拍马屁的人总是很不客气。
雍正对笼统含糊的奏章也不放过。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四月，直隶总督刘于义奏报说，所属地方三月份雨水充足。雍正览后批评他“所奏甚属含糊”，“不明不实”，指示他日后将各州县雨水情况细加分别上报，不可一笔糊涂账。同年闰五月，江西巡抚谢旻有两个折子，一个说冬雪颇足，春雨亦调；一个说麦收情况不如往年。雍正仔细看过批复道：既然雨水一直充足，麦收为何减产，二者必有一处不实，着明白回奏。
雍正厌恶虚套形式，对地方官员进呈“瑞谷”，他多次下谕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