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在这里基本上是找不到的，要回去趁早，免得人财两空。不知道偷渡客是不是听懂了我的话，反正皮夹克脸色极其难看。
本以为，人蛇的事情就这样可以撇清了，没想到，10天之后，他们又找到了我。这个时候，蛇头已经跑到约旦了，临走前说伊拉克工作难找，到约旦探探路，看如何从死海游到以色列，然后软硬兼施，将众偷渡客身上仅剩不多的钱再次搜刮去了大半。偷渡客们人生地不熟，不敢反抗，任由蛇头拿了钱跑路。2004年8月，我去了一趟地处约旦与以色列之间的死海，当地阿拉伯人想说一件事情不可能成功，会用这样一句谚语：跳死海自杀。
走投无路之际，他们找到我。当时我在安德鲁斯餐厅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新的业务还没有眉目，没有能力帮助他们，只好给在约旦的孙大使发E-MAIL求助，当时使馆工作人员刚刚撤回约旦。不久大使馆回信说，现在人员不在伊拉克境内，鞭长莫及，请你们尽力帮帮他们。
这样，我和小何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他们每天来餐厅里坐着，也没有钱吃饭。有时其他客人吃剩下了什么，趁服务员没来得及收碗，他们就迅速地把碗拿过去，把盘子吃干净。当时我和小何奔波在外，安德鲁斯的老板看着6个光棍坐在店里，拣客人的剩饭吃，十分恼火，说我专门招惹不三不四的人，影响生意，要我限期把他们赶走。从此之后我又多了一项任务，就是每天把收集到的剩饭剩菜，利用夜幕做掩护，给这些福建人送去，遇到不知情的伊拉克服务员的询问，美其名曰：送给外面那些没爹没妈的伊拉克流浪儿童。以获得对方崇高的注目礼。
人在他乡，深知出门在外不易，看着同胞落难，真是又可气又可怜，但是也不能见死不救。为了他们，我专门抽出两天时间，帮他们找到了可能是巴格达最便宜的房子，租金70美金一个月，这要比他们现在每人3美金一晚的旅馆要省出一大笔开支。但他们还觉得贵，不住——可能是他们认为搬到离我们餐厅较远的地方去住，怕失去我们这根救命稻草。听到这句话，我当时气不打一处来。有什么办法呢？看来这个包袱只好一直背着了。
在安德鲁斯餐厅3个月合同实验期满前，我在海法区租了一套房子，原本打算是安德鲁斯生意关门后以此为落脚点，再寻出路的，没想到，第一批来住的人，竟然是6个来自福建的偷渡客。
杀出一片曙光 6.落脚海法区--我的盒饭生涯
巴格达的海法区，是市中心的高尚住宅区，战前该地区的住客多是政府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这里治安情况相对比较好一些，离绿区也较近，所以我准备把窝挪到这里。
为了节省中介费，我逐栋逐屋搜索房源，好在中国人在伊拉克算是最受欢迎的外国人，得到了广大伊拉克朋友的热情帮助。根据得到的信息，敲开一户人家的房门，房东一看见我们就十分亲热——他曾经是萨达姆时期政府单位的工程师，上世纪80年代初期，曾在中国接受培训，参观过某工程，下榻过钓鱼台国宾馆——他向我炫耀已经珍藏N年的钓鱼台国宾馆的火柴盒。谈了一会儿，这个老外一直奉承我们：“中国人最好！”
不知道是不是上世纪80年代参观中国的后遗症，房东家里的布置，充满了中国特色，客厅被中式屏风分成两半，门口摆着的居然是两个景泰蓝大花瓶——在我的印象里，中国人家的门口一般是摆石头狮子，也许是阿拉伯房东不够力气把石狮扛回国，才学会了中国宾馆门口摆花瓶的习惯。客厅墙上挂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中国古典仕女图。根据穆斯林的习惯，家庭里的女性一般不能抛头露面，都藏得严严实实，于是就让中国古代仕女给他挡着。不久，屏风后面传出一声女声，男主人跑去端出一盘阿拉伯特色的红茶。我一边喝着甜得腻人的红茶，一边谈租房合同细节，月租金250美金，租期3个月，一次性付清租金。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中国情调的房子里，我和房东顺利地谈好了一切，出门的时候回头一看，差点要笑出来——门口两个花瓶上方，居然还挂着两个宫灯，看来是这个房东对我们的天安门充满了美好回忆。
解决了落脚点之后，我就开始筹划继安德鲁斯餐厅之后的第二笔生意了。那时，商务中心仍是我们惟一的希望。天天在里面跑进跑出，渐渐发现，美国兵个人素质极高。以往的美国大片中，从将军到士兵，一个个都飞扬跋扈，但现实中的美国兵却非常礼貌，不管是欧洲人、阿拉伯人、亚洲人，站岗的大兵见人就问好。最热的时候，巴格达地面温度高达60℃，站岗的哨兵全副武装，一丝不苟地搜查、问好，到了最后，身上的防弹衣都湿透了。把我在国内时对狗娘养的美军老爷兵的印象完全给破坏了，这简直是一群绅士兵！
商务中心总负责人是个身高1米9的美军黑人上校戴克，大概是行伍出身，做事风风火火。在我们与伊象合作的计划泡汤后，没有退路的我们总算找到了这位负责人。他告诉我们说，他非常喜欢中餐，在美国，黑人比白人更喜欢中餐，因为黑人兄弟更喜欢咸、辣等强烈的味觉刺激。
小何的英文较好，嘀嘀咕咕把我们在商务中心的失败经历讲给戴克听了。他看了伊象和我们签的合同，遗憾地告诉我们，虽然他和伊象是朋友，但是部队的决定已经不能再更改了，作为对我们的弥补，他允许我们在他管辖的商务中心（四层楼的建筑物）以及前后两条街内随便找个地方卖快餐。
那时，我们安德鲁斯餐厅已经开了两个半月，第三个月的生意虽然没有结束，但按照前两个月的趋势来看，亏损已经注定了。当时，受到爆炸的影响，日营业额平均只有70美金。戴克上校的默许，给了我们一个方向，我投入了我全部资产的三分之二，采购了原料和必要的设备，备下了40份快餐。每份快餐有一份扬州炒饭、一罐汽水和一个菜——酸甜鸡、青椒牛肉、蚝油蘑菇牛肉、将军鸡、宫保鸡丁，也算种类丰富，价钱定在了7美金。
第二天，我们用15美金租了一辆半新的面包车，车门上贴着CHINESE FOOD，算是广告。车进商务中心之时，正是中午最热的时候，我送给了站岗美国大兵两份套餐作为见面礼。
我们在商务中心后面的大街找了个树阴，停车开张。街上没几个人晃，偶有行人，也是匆匆而过。我们的小车趴在树下毫不起眼，一小时没能开张。这时，我开始着急了——如果错过午餐时间，只有拿回去给福建人吃了。
于是我们抬着盒饭，进了大楼。大楼执勤的美国兵看见了，跑过来问：“谁让你们卖的？”我们说：“是戴克上校允许的。”这个兵大概也不是存心盘问，见我们说出了主官的名字，也就不再纠缠，向我们要了一份。我看他是管事的，想贿赂一下，就没收他的钱。
我们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有一个兵看见了中餐，大为高兴，打电话一下叫来了三个人。就在这时，又来了一个恶狠狠的上尉，还是问我们老问题：“谁允许你们卖的？”
我们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不再慌张，镇静地说戴克上校允许的。上尉大概不相信，摸出了手机给戴克上校打了电话，打完小报告，斜着眼看了我们一眼，转身就走。我估计他是被戴克上校教训了，颇为得意：小子，多管闲事，被骂了吧？
没想到，10分钟过后，戴克上校居然带着副官怒气冲冲地过来了，非常生气地指着我的胸口厉声质问：“谁允许你这样的？”
我没想到他居然能这样翻脸不认人，但也不敢反驳，招呼小何，搬着盒饭悄悄撤退了。这批盒饭拿回去便宜了我们的福建同胞，这大概是他们在巴格达吃的最好的一餐。他们放开肚皮，一个人吃了两份。我们生意受挫，没心思吃，厨师也吃不下，剩下的10多份没人吃。福建同胞一边打着饱嗝，一边惋惜地感慨，倒掉了。
杀出一片曙光 7.为了告别的聚会
初到巴格达的两个月，是我们生意的低潮，其他中国同胞也不顺利——工程没跑下，发电机也没卖出去。
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对于我们这些身处异乡的中国人来说，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当时，中国驻伊大使馆已经完成了第一次考察工作，准备回约旦进行进一步筹备，临行前，把在巴格达的中国人召集在一起，搞了一次聚餐。
国庆，我们在巴格达聚餐，是在伊拉克最好的餐厅WHITE PALACE。难得参加这种聚餐，我们餐馆倾巢出动。当天到会的，有5个公司及团体，约17人左右。
那天，我们吃了阿拉伯特色烤鱼，大鲤鱼切开，用木片撑开，篝火烧烤。边上还有很多小碟子，橄榄、色拉、芸豆泥、酱萝卜、酸辣粉丝、茴香菜，还有好多叫不上来的东东——虽然种类繁多，但是却非常不好吃。
吃完饭，大使馆向我们详细交待了注意事项，叮嘱我们每天打电话报平安，如果发现其他中国人来巴格达，一定要和他们取得联系，要顾及到每一个来伊拉克的中国人的安全。
当天，大家都很高兴。过去，我们身处国内，并不了解我国的外交情况——现在通过亲身接触，我们亲眼看到了大使馆以人为本的工作方针。半年后，中国人质第一次遭到绑架，通过大使馆卓有成效的工作，危机顺利解决，也让我们深深感到了作为中国公民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