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以来，则冰敬惟督抚送军机有之，余则只送炭敬而已。其数自八两起至三百两为止。沈丈肃(沈葆桢)送军机，每岁只三百金，而军机亦有不收者。其余则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后来重官阶而轻交情矣。大概寻常京官，非有交情，不能得炭敬，而别敬则较为普通。督抚藩臬到京，除朝贵外，如同乡、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其数不过十金上下。后来竟有降至六金者。然而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不赀矣。余到京后，来源渐涩，每年所入不过百金。然亦不无小补。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炭敬即馈岁之意，函中不言数目。只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代之。若四十，则曰“四十贤人”；三百，则曰“毛诗一部”。何等雅观!亲贵用事时，有人送涛贝勒千金者，信面犹书“千佛名经”四字，亦尚不直致。惜不知所谓，举以示人，后拆开，始知是千两银票也。
这段话讲了清代各种“敬”的馈送的原则乃至手法。
京官薪俸微薄，不像地方官那么便于向百姓搜刮，于是把手伸向地方官。地方官不给京官送礼，那结果可想而知。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说了他几次调任觐见皇帝后“出京留别”送礼的情况。他在道光二十五年补授陕西督粮道，“出京留别”，“别敬”花了17000多两，调任河南藩司，“出京留别”，花了12000多。陕西粮道是“夙称优缺”，于是他借钱“别敬”：
今得此缺，向来著名，不得不普律应酬。因托龙兰簃编修在广东洋行借银九千两，九厘行息；又借包怡庄观察千两；又借汪衡甫同年五百两，二分行息；江翊云同年五百两；又借西人项五千两。……余京中连买礼物数百金，共用别敬一万七千两。
道光二十七年，张集馨“蒙恩补授四川臬司”，又须觐见皇帝，又须“出京留别”。这次他送了多少呢?八月二十二日皇帝召见后，
即日进城拜客，困于酒食，外官之常态也。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十一月初四“北上入觐”，十二月十二日到长辛店。八年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二十日都有核别敬单的记录。但他花了多少钱，没说。估计数目不会小。
清朝吏治
清朝有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有官僚就有一个吏治的问题。清朝的吏治可以分两个时期来谈。一是从努尔哈赤到乾隆中期，一是从乾隆后期到清末。
从努尔哈赤到乾隆中期
这个时期，清朝统治者总的比较重视吏治，措施比较得当，官员比较用命，贪污的相对少些。
关外时，努尔哈赤总结历代治世经验，指出：“上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同心共济。”顺治八年(1651)谕曰：“国家纪纲，首重廉吏。”雍正帝说：“大吏不清，民何以安?”由于清朝最高统治者对吏治的重视，对官吏的管理比较严格，措施比较得当，官吏中贪污比较少。
这个时期的廉政措施如下：
一、禁止贪污。贪污损害国家，也腐蚀官僚队伍。这个时期的皇帝都有禁止贪污的上谕。努尔哈赤时就有命令不准行贿受贿：“诸申、尼堪、蒙古的官员们，不论谁只准收汗的赏赐，不准接受尼堪送的东西。……要给尼堪发指示，不能送任何东西来。如果送来，送的人治罪；如果接收，接收的人治罪。”皇太极制定律例，惩办贪暴。顺治帝为了杜绝贪污订出十分严格的规定：官员犯赃十两，衙役犯赃一两以上，流徙，赃重者处以绞刑。康熙朝所修的《大清会典》规定：“官吏犯赃审实者，立行处斩。”《大清律》对于监守自盗和官吏受财者，都作了严刑规定。例如监守自盗，1两以下杖80，20两杖1百，流2千里，40两斩。官吏受财者1两以下杖70，40两杖1百，徒3年，120两，绞(监候)。
二、严惩贪污受贿。这个时期对贪污、纳贿的官员给予了惩罚——革职、抄家、处死或令自尽。处死的，例如顺治朝有大学士陈名夏、巡按顾仁，雍正朝有河南学政俞鸿图，乾隆朝处死的不法官员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更多，有名的如浙江巡抚王亶望、陕甘总督勒尔谨、闽浙总督伍拉纳、陈辉祖、山东巡抚国泰、浙江巡抚福菘、两淮盐政高恒等。至于被革职、抄家的那就更多。雍正初年清查钱粮，督抚、布政使、粮道官员共11名，再有苏州织造李煦。这些处置对有贪心的官吏起了震慑作用，敲响了警钟。
三、崇奖清廉。康熙帝重视好典型的教育作用。当时于成龙、汤斌、张伯行、陈瑸都比较廉洁，受到康熙帝赞扬，其中于成龙最突出，得到康熙帝高度赞扬，誉为“天下第一廉吏”。康熙帝崇奖清廉，促进了廉风的形成。康熙一朝，大臣大都比较端谨；只是康熙后来宽政，末年康熙帝多病，内政外交渐废，贪污之风有所抬头。
四、加强监察和考核。顺治时对京官实行京察，对地方官实行大计。皇太极就设立了监察机关——都察院，负责对官吏监察。雍正元年掌勘察官府公事的六科(吏、户、礼、兵、刑、工)给事中并入都察院，监察职能进一步加强。
五、实行耗羡归公，养廉加俸制。清初由于官员俸禄低，上索于下，下转索于民成为习惯。征收赋税时以弥补损耗为名，在正额之外再多收一些，称作“耗羡”。雍正二年开始实行耗羡归公，将耗羡全部交公，一部分留补亏空，其余发给大小官员养廉，起到限制官吏贪污勒索作用。
乾隆后期到清末
这个时期吏治逐步败坏，朝廷廉政措施不力。
乾隆后期由于皇帝骄奢淫逸，要求官员向他“贡献”、“报效”，以罚代惩，官吏贪污成风，巨贪和珅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尽管乾隆口头也讲廉正，还惩罚了几个大贪，但风气败坏已无可挽回。
嘉道时期，吏治败坏又有新的特点。第一、官员贪污多串通作案，例如嘉庆十一年直隶司书王丽南私雕假印，串通银号虚收310600两，十四年通州粮仓场舞弊，中西二仓短米9600余石。户部银库累遭库吏侵蚀，道光二十三年，查出乾隆末年以来被侵吞900余万两。道光时期河工官员贪占河工费极为严重。朝廷每年下拨的河工费达五六百万，河工官员利用职务上的方便贪占大部分。第二、官员们普遍因循怠玩，大吃大喝，玩忽职守，最突出的例子是嘉庆二十五年兵部把印都丢了。第三、人际陋规多，详《门包与别敬》。第四、官吏不思进取，庸俗鄙陋。嘉道两朝担任军机大臣的曹振镛没有兴国之术，却阻拦向皇帝进言、限制知识分子、阿谀奉承，庸俗不堪，造成道光后世风柔靡。嘉庆帝打击了以和珅、富纲等贪官，惩罚了各个贪污案件中的罪犯，道光时期实行海运，使大批漕运官员勒索钱财无门，道光支持两江总督陶澍改革明代以来的垄断食盐运销制度，堵塞了大批盐政人员受贿之途。但两帝对官员因循怠玩，玩忽职守之风无可奈何。
咸丰时期，许多官员不按规定擅自征收赋税，即浮收，或以高价将应征粮食折为银两，即折收，从中渔利，咸丰帝发过整顿吏治的旨令，但不落实。
庆亲王奕劻贪污、行贿受贿成风。《贪官污吏传》(北京古籍出版社)记录了好些晚清巨贪：奎俊任四川总督时“食赈银至五千万两”，崇礼利用粤海关监督之职“括银数百万两”，甲年战争后，荣禄以练兵酬款为名奏请刚毅到江南搜刮，“除常款外，无公无私悉取之”。曹贵民在《晚清衰败的原因与教训》一文提到的巨贪还有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并提到受贿大员李鸿章。奕劻贪污受贿而有家产2亿两白银，李鸿章与沙俄签订辽东半岛相界条约时一次获取沙俄财政大臣威特贿金50万卢布。
慈禧太后专权于晚清，她还为了个人的享乐，挪用海军军费建颐和园。她还违背祖制，怂恿内监安德海、李莲英违法乱纪。
清末搞新政，虽然也说裁“陋规”，但徒有倡廉之名而无廉政之实。·
清朝法制简史
清朝法制在关外经历了从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过渡，以及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入关后到清末经历了从封建法制到近代法制的演变。
关外时期
努尔哈赤欣赏诸葛亮的治蜀经验，重视以法治国。明万历十五年(1587)“六月二十四日，定国政，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开始立法。但法律形式粗疏，多为努尔哈赤口头宣布的某些“禁令”，或者是诸贝勒口头议定的规则，或者是八王发布的“文书”。努尔哈赤口头“禁令”是基于女真传统习惯的不成文谕令。四十四年(1616)后金政权建立，努尔哈赤对于以法治国的重要性理解更深，强制八旗将领乃至八旗之主严守法度。这时法则多了一些但不全面，“内容涉及到八旗的组织和制度、军令、围猎令以及诉讼等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