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帝国陆军的一伙狂热的军官占领了陆军省。叛乱分子密谋除淖“天皇周围的那帮坏蛋”，他们破门冲进冈田启介首相的官邸，用乱刀砍死首相的两名助手，七十三岁高龄的首相躲进洗衣房，免遭杀害。三天后，这场兵变被弹压下去，这时候，要求恢复举国团结的神道派爱国团体和右翼组织在国民中煽动起狂热情绪，叛乱分子吁请天呈宣布实行“昭和维新”，在公众中赢得巨大同情。
裕仁时代的元老西园寺帮助克服了这场危机，他推举外相广田弘毅担任首相。新内阁越来越听任军部摆布，它发行“赤字债券”，为扩充军备的计划筹措经费，很快耗尽了日本全年预算的将近一半。赤字财政刮取了小工商业者和农民更多的资金，民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而制造军舰、枪炮和飞机的大财阀们更有钱了，引起左派更大的反感。右翼团体继续支持对外扩张，支持军部，“暗杀内阁成员”的威胁吓得国会里的稳健派政治家们不敢进行活动。随着内阁的存亡越来越取决于军人官僚集团，并逐渐按军队的意旨行事，日本正变成一个极权主义的法西斯国家。
关东军现在已经成了日本在中国实现民族扩张目标的工具，它加强了对热河省的控制。但是，东京军方领导人没有马上同据守北京的中国国民党部队摊牌，而是命令部队做好在华北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并对蒋介石政权进行经济上的破坏，因为他们还必须加紧准备，以对付来自西伯利亚的俄国的威胁。德国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内部不断发生争端、反抗，这反映出南京政府在不断要把交战割据的各省和各派系置于中央控制下时所面临的问题。一九三五年，毛泽东率领从江西北上长征后幸存下来的八千人马隐蔽在陕西省的山里，同共产党进行旷日持久的血腥拼杀，看来成了蒋介石压倒一切的目标。然而，一九三六年年底，由于蒋介石拒绝集中力量抗击日军，他同他的将军发生了冲突，他们绑架了他，直到他同意同毛泽东结成不稳定的联盟。由于俄国的支持和武器援助，这时候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开始全面抗击日军。斯大林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同中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报偿。东京的对策是加入了希特勒的反共协定，加倍努力以最后解决“支那事变”。
一九三七年夏季，日中冲突已经达到一触即发之势，日本内阁六月份垮台后，天皇第二次召请衰老的贵族近卫文唐出来组织政府。这位深孚众望的日本右翼领导人这次受命了。近卫文唐是一位精明的政客，他支持陆军的“皇道派”的做法，因为他也认为，统治亚洲大陆是日本的天职。三年前访问美国的时候，他亲眼看到美国人是如何“盲目相信他们自己的民主是无比优越的”，以致他们反对日本逐渐走向极权主义。但是他同时也断定，由于跟他交谈过的美国工商界和政界领导人都对“国联显然软弱无能”感到失望，孤立主义分子会阻挠美国使用军事力量或制裁的直接行动来维护对华九国公约。
近卫文庸只担任首相仅一个月，中日战争就爆发了，他的这种假设受到了考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炎热的夜间，北京具有历史意义的马哥李罗桥①附近发生了引起全面战争的“事件”。那天晚上，被派去保护日本在北京的利益的关东军某部的一名军人突然失踪，那支紧张不安的部队遂朝附近的国民党部队驻地开火。后来查清那个军人只不过是解手去了，但是枪已经打响。这起事件开始时不过同其他数百起事件是一样的，但不到三周竟升级为敌对两军在清朝故都南郊的一场激烈的对阵战。
① 即芦沟桥。——译者
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了日本提出的“从根本上解决”这起事件井承认“满洲国”的要求，坚定不移地宣布：“中国的主权不能牺牲，即使开战也在所不惜。”八月十四日，蒋介石派遣他的微不足道的空军去轰炸上海的日军基地。尽管只炸死一些中同的无辜百姓，却丝毫没有平息日本的恼怒。东京声称这是对国际港口的粗暴袭击，发誓要进行一场“惩罚战”。陆相急忙跑到皇宫，答应天皇，他将“在三个月内打垮中国”。但是，帝国参谋本部犹豫不决，不敢贸然对中国发动一场拿破仑式的大规模战争——特别是在他们认为真正的威胁是来自宿敌俄国的时候。东京火车站挤满切望前去参加关东军耀武扬威的南征的军人，那里响彻“万岁”的狂呼声。到秋天，关东军占领了北京和天津，同时帝国海军的数艘巡洋舰和一艘战列舰封锁了上海。
美国的舆论对西班牙的残酷内战大致采取洋洋自得的态度，但为报纸上报道美国传教士和水手在中国遭击毙的大字标题所警觉。国民担心亚洲舰队和两千三百名军人保护不了山姆大叔的利益和生命，以致和平主义分子呼吁立即把舰队撤回来。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这是近半数国民的共同愿望。随着国际上异口同声地声讨日本，总统面临着重大的政治和外交问题。美国不能舍弃中国，但也无力进行干预，因为不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充其量都只能调集一支象征性的军事部队或海军部队。总统想小心谨慎地向蒋介石提供援助，后来孤立主义的报纸得知船上正在装炸弹运往中国，参议院强烈要求严格履行中立法案。中立法案是禁止向交战国提供军火的。
罗斯福内心里对和平主义者、孤立主义者和“盗匪般的国家”部怒不可遏。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他在孤立主义势力的大本营芝加哥审慎地呼吁采取行动，试图重整美国舆论和国际舆论。他呼吁各国趁早联合起来共同对日本实行“隔离”，以防止“无法无天的行为扩大到全世界”，但人们对他的呼吁置若罔闻。当日军蹂躏九国公约郑重规定缔约国必须尊重的中国领土的时候，国联对日本进行了标准的谴责。东京仍然坚持说，所发生的只不过是又一起事件，格鲁大使告诫华盛顿：这场侵略现在只有西方列强采取一致行动才能制止，用“道义上的恐吓”是制止不住的。英国在华的利益最大，但它没有力量单独保护它们，它期望美国带头，把十六年前发誓要维护中国主权的九个国家召集到华盛顿开会。由于美国迸发的孤立主义退缩情绪控制了国会山和报界，罗斯福拒绝同意美国实行制裁。会议最后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但是由于各与会国不团结，结果并没有使中国得到安慰，反而进一步疏远了日本。会议对东京进行了纸上谈兵，事实证明这是华盛顿条约系统临死前的哮吼声。日本军方领导人对这堆废纸漠然置之，他们在中国大陆加紧战争，这场战争将决定主宰中国和太平洋命运的到底是日本，还是盎格鲁撒克逊列强。
第三章外部战争
“在我们的下面是宁静富饶的长江流域，只是丢在南京城里的炸弹腾起的烟柱打破了沉寂”，——奥山上尉就这样开始了一个下午，在这个下午，他几乎使日本同美国骤然交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他的飞机率领一个中队的帝国海军轰炸机追踪着一些船只，这些船只溯江而上载着逃出被围的南京城的中国军队。当天上午，当“珀内号”载着美国使馆的最后一批人员和一群西方记者，拖着美孚石油公司的三艘驳船，离开这座四周筑有城墙的古城的时候，蒋介石军队的主力已经朝北向重庆撤退。“珀内号”的一对浅黄色烟囱和装有天篷的上部建筑，使人一看就知道它是那种柱返于中国的江河、保卫着西方商业利益的吃水很浅的炮艇。然而，不管是它的外表也好，还是首尾旗杆上飘扬的特大的旗子也好，都未能使它兔遭日本大炮的轰击。
至此，英国炮艇“瓢虫号”遭到炮轰，比较幸运的“珀内号”算是安然逃出了火网，且逆流疾驶了三十英里。这时，詹姆斯·休斯少校用无线电向上海报告了其方位后，断定可以安全抛锚。水手们聚集在一起悠闲地吃着午餐，下午一时三十分，突然又发现了飞机，午餐未完而散。奥山上尉发现了中国船只后，欣喜若狂，正率机攻击。
“他们在丢炸弹，隐蔽！”主舵手朗喊道。舰长进入操舵室，儿秒钟后，操舵室就被炸弹“轰”的一声掀开。甲板上，新闻记者诺曼·艾利本能地抓起摄影机拍摄电影。他不难看清飞行员的面孔，但使他吃惊的是，他们明明看得见美国旗，还是不停地轰炸。二十分钟后，两条驳船中弹起火，“珀内号”正在长江的浊流中下沉。这时，副舰长阿瑟·安德斯代替受伤的舰长指挥。安德斯由于喉部受伤而不能讲话，只得在一片被血染红了的纸上潦潦草草地写上“弃舰”二字。当舰上的最后一批人在江边芦苇区隐藏起来时，一艘日本汽艇正溯江而上，用机枪向那艘正在下沉的军舰和两边江岸猛烈扫射。两名美国水手和一名意大利记者丧生。幸存者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们还得在日本人追赶的情况下坚持两天才能到达中国军队前线。
“珀内号”被击沉的消息激怒了美国人，也使东京担心它可能导致战争。日本外相急忙照会美国大使馆“深表歉意”。想起美国“梅因号”是怎样被西班牙击沉因而引起两国交战的，格鲁大使准备卷起行李要走了。不过他的担心未免为时过早。事后，美国正式要求日本道歉并赔偿损失。日本政府同意了，从而把日本从战争边缘拖了回来。华盛顿和东京都急于要使危机冷却下来。日本曾经解释说，日机弄错了“珀内号”的国籍，罗斯福总统看了诺曼·艾利拍的影片后，命令在各地影院上映之前，将电影中日机飞行员的特写镜头删掉，使人们相信日本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