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普遍存在农民负担过重、官僚机构雍肿、贫富二极分化、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政府在农村基层的威信和形象，局部、小范围的农民“反抗”运动时有发生，农村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权力一级级上收，任务指标一层层下压，在夹缝中生存的农村基层干部工作的重心和主要内容往往就是征收各种名目的税费、计划生育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有些农民形象地概括干部的职能为“要钱要粮要命”，要钱就是三提五统各种税费派款；要粮就是国家任务也叫公粮、农业税，作田要纳粮，养崽要公爷和娘，自古皇粮国税，天经地义；要命就是计划生育，一孩上环，二孩结扎，严禁生育第三孩。至于农村工作的方法方式，邓健曾形象地概括为“啰、哄、骗、拖、恶、蛮”六字真言。啰者，即好言相劝，投其所好以达目的；哄者，花言巧语，巧言令色，或许以空头诺言，以期达到工作的目的；骗，即采用欺骗隐瞒的手段以达目的；拖，即拖延，遇到棘手的问题，能办则办，不能办则拖，拖到自然“死亡”，拖到不了了之；恶，即恐吓，晓之以利害，动之以后果，令其害怕而屈从；蛮者，则诉诸武力，大棒所到之处，问题迎刃而解，所谓的三句好话当不得一哑棍棒，文明的、官方的说法就是运用“专政”的手段形成高压势态以震慑小民，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要以不惜一切手段和决心去完成工作任务达到工作目的，而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那就看各人的悟性了。
吴韧自然不会苟同邓健那些毫无原则的“神侃”，他的说法具有明显的短期性目的性，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无异于饮鸩止渴，杀鸡取蛋。他奶奶的，这些话亏邓健那小子编得出口，活端端一个政治骗子、流氓、无赖，如果哪一天□□的江山丢了,不是因为忠臣少了,也不是因为庸人多了,而是奸臣多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吴韧又不得不承认邓健的“信口雌黄”确有其独到之处，相对于上级长官麻木地只一味追求政绩、各项指标任务的现实，相对于民众意识薄弱，法治观淡薄的农村、农民群体来说，这确实不失为一套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工作方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历任总支书记推崇备致并屡试不爽的“真理”、“不二法门”，大家心里都明白，只是嘴上不说罢了，而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他们都通过和正通过这种途径写向领导岗位，走得更远，飞得更高。扪心自问，哪个从最基层爬上去的领导干部敢否认这六字真言所概括的精髓，所谓的□□政治那只不过天边瑰丽的海市蜃楼，用来愚弄“老百姓”而已。
总支书记圈子里也有个潜规则：以三年为任期（同步镇政府换届），一年累，二年稳，三年拖。第一年新官上任，宏图新张，则苦心经营，劳心劳力以创基业，这叫累有所值；第二年，基础已定，正如顺水行舟，只需把持方向，稳步前进则可，又曰：大海航行靠舵手；第三年，能过就行，凡事能办则办，不能办则拖，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了跑路子、走门子、谋发展上。三年一过，位列“仙班”，修成“正果”，至于“尾巴”、遗留问题那就是下一任所应该考虑的事了，这叫互相理解、情有可谅。也许这些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九牛一毛，身陷其中个人的力量和抗争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大势所趋，吴韧也跳不出这个怪圈，与其被动接受，还不如主动出击，在其位则谋其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已是“军区司令”的吴韧，自然得有腾腾“杀气”，坐镇一方，“子民”上万，岂能让人等闲视之，最不济也不能被人看成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尤其是邓健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