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是用来治病或者请神的，“丹”是用来延寿或升仙的，“祷”当时主要是“三官手书”，得了病或者有其它事情要神仙帮忙的，就用这个法子和仙界达到沟通。张道陵当年走的是下层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张鲁先生后来就靠这一点，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拿下了汉中的政权。
张道陵和张鲁最致命的缺陷，就是理论的严重不足。他们试图在巫祝手法和春秋时代的道家之间筑上一道桥梁，于是就编写了一本《老子想尔注》。希望利用它，来作为五斗米道的理论指引。应该说他们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哪一家宗教没本经典来垫着底子？但思路正确是一回事，最后的成品又是另一回事。一本漏洞百出的《老子想尔注》，可以和《圣经》、《可兰经》或者《金刚经》、《法华经》相提并论吗？
道教的经典到了后来多达五千多卷，但这个根本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宗教的问题，可不是上街买大白菜，只要个大量足就行了。《圣经》、《可兰经》都只有一本，但就可以被几亿人用上上千年。道教缺少这样重量级的经典，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千年以来，都被中国历代知识份子所轻视。而决定社会走向的，却偏偏就是中间的这么一群人。“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这句名言，可不是随便说着玩的。
道士们没有办法，只好走上层路线：玩几招戏法，献几张仙方儿，来蒙几个糊涂的昏君。这是个很有效，但很短线的操作。昏君往往都死得快，而下一个皇帝，很可能就不是昏君了。道士们的努力，最终很容易像后来人们常说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当年寇谦之的北天师道，就是最突出的一个例子。
没有办法，道士们——尤其是张天师的正一派道士——后来发现，最稳妥的方法，还是祖宗的老办法：走下层路线。因为处在最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处在最高层的昏君们一样，有个共同的特点：盲目无知，极易受到诱惑和欺骗。莎士比亚的著名戏剧《裘力斯.凯撒》中的故事情节，就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真的像后来所说的那样，“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么明朝的袁崇焕督师，也不会在十字街头被广大人民群众给生吃了。
明朝中后期，随着道教自我更新能力越来越匮乏，道教开始加速向社会底层扩散。当时道士们的操作手法主要有三招：
其一，扶鸾和求签，为人预知未来。
只要是人，就有求知欲，就有好奇心。特别是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和自己相关的一切事物。“扶鸾”和“求签”，就是专门来满足人们的这个心愿的。扶鸾就是前文提到过的“扶乩”，求签就更不用说了，你随便到哪一间道观，供桌上都摆着一付签筒。随便你去摇，不要钱的。不过，上面的文字典故一般的人都看不明白，只好去请教门口坐着的那位道士。这个时候，您就得多少掏几文出来了。
当年我在成都青羊宫的时候，摇了几把出来的都是上上签，心中纳闷：到现在为止，俺这命明明就是一般嘛，难道明天就要中大彩不成？干脆从签筒中拔出一把来仔细端详：结果上上签和上签占绝大多数。门口坐着的道士很失望，他没有赚到我的钱。不过，我对道教的乐观生活态度，还是很欣赏的：只要您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是上上签了。所以，大家的确没有借口再怨天尤人。
其二，设斋打醮，为人祈福消灾。
这种业务的范围包括求子嗣、超度亡灵、辟邪治病、驱鬼降魔等等。这是道教仪式中最好看的一种，《西游记》中写道：“头戴金冠，身穿法衣。令牌敲响，符水施为。驱神使将，拘到妖魑……”在一般的情况下，能够拘到妖魑的机会并不多。就是拘到了，大家看到的也只是个装妖魑的容器而已。
设斋打醮中最常见的，还是超度亡灵。人都会死，死了都会变成鬼。问题是，变鬼的结果固然一致，但变鬼的过程却大有不同。道士们不敢马虎，他们进行了仔细的分类处理。例如，超度自缢死者叫作“金刀断索”，超度落水溺死者叫作“起伏尸”，超度死于异乡者叫“追魂”，超度死于分娩者叫“游血湖”……
众所周知，这一种超度亡灵的仪式，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就举行过。那是在泸水之滨，为死去的战士进行超度。诸葛亮在作法事的同时，还顺便发明了后来北方人的主食——馒头。佛教在这个方面也不甘人后，他们本来就有著名的盂兰盆会。这么一来，在有没有鬼，以及需不需要超度鬼这件事情上，三教第一次罕见地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最终还形成了一个节日：中元节。在中国大陆，拜上一次红羊劫难之赐，中元节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了。但在红卫兵没有去过的地方，如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聚居区，中元节仍然还是个相当热闹的节日。
其三：到处施用符箓，为人驱邪保平安。
符箓的使用一般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在设斋打醮之时，符箓作为一种道具出现。相当于对神仙的邀请函，或者是对妖魔鬼怪的恐吓信。一般来讲，烧了才管用，不过，在捉住妖魔鬼怪之后，道士们也往坛子口上贴一张。这样一来，妖魔鬼怪就像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怎么踢腾也跑不出来了。
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这符箓可能存在着保质期。《水浒传》中，洪太尉看到的龙虎山伏魔殿外，便“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叠叠使着朱印”。道士们告诉洪太尉，凡是经一代天师，便必须亲手添一道封印。如果这封印是永久性的，那么最早的那位祖师爷封一次就够了，何必要这么麻烦？由此可见，保质期的问题的确是可能存在的。
另一种情况，大致有点像西方中世纪时的修道士卖的“免罪符”。教会告诫人们，人一生下来，就是有原罪的。消除原罪的方法，就是笃信耶稣基督，并且还要坚持不懈地行善、祈祷。少做一条，将来都得尝尝地狱永恒之火的滋味。大家一听傻了眼，信耶稣基督容易，行善祈祷也是容易，但要说到“坚持不懈”，就很让人头疼了。
修道士们见到大家那一张张惶恐的面容，好心地安慰道：不要紧！有个简单易行的办法：花钱买几张“免罪符”吧！随着金币落进教堂钱柜的叮当声，阁下的灵魂便冉冉地升上了天堂。
道士们卖的符箓比修道士们的“免罪符”使用范围更广一些：它可以佩在身上，形成一道单兵防护墙，任何邪魔外道都不能近身；也可以贴在大门口，保佑一家大小出入平安；还可以挂在商店的门楣，财神爷一见到就打心眼里喜欢，说什么也要到店里去坐一坐。对于湘西的赶尸人来说，符箓更是不可或缺的。不往僵尸们的脸上贴这么一张，它们哪里会这么听话地一蹦一跳？
天下的符箓何处最灵验？不用说，当然是龙虎山天师府的了。天下有名的天师符，有谁不知，有谁不晓？所以，不少人宁愿千里裹粮，也要辛辛苦苦地跑到龙虎山去求一张。——请大家注意，是“求”一张，说“请”一张也是可以的。但如果你用“买”字，那就显得俗气了。
正因为如此，明朝中后期以来，正一派的道士相当的忙。天下纷乱不已，人死了一批又一批，埋都埋不完。人口大减，鬼口大增，超度和驱鬼的业务，使张家人忙得合不拢嘴！？——对，没有乱用成语，的确是“合不拢嘴”。
这么一来，《道德真经》、《南华真经》这两本艰深的古书，更是没有几个道士去读了。反倒是儒家的读书人，有事没事地还要去翻一翻，研究一下庄子那“汪洋恣肆”的文章技巧。
天主教的修士们出门，大多会在口袋里放一本袖珍版的《圣经》。和尚们则是把佛经背下来，闲空之时，捏着念珠复习几句。明朝以降，道教最大的悲哀是，道士们（尤其是正一道）多半是提着桃木剑，揣着符纸出门的。家中即使还有一本《道德经》，也是丢在屋角，封面上蒙满了灰尘。
（九十六）
要知道一门宗教在社会上的地位，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考察。其中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分析一下宗教徒们住的地方。
例如，最新数据表明，中国现在宗教庙宇统计数字中，佛教寺院约有1万7600多座，基督教教堂1万2000余座，天主教教堂只有4600余座。可见，传统的佛教声威不减，而后起的基督教奋起直追。相比之下，同样是拜耶稣基督的千年老店天主教，声势却几乎被完全压下去了。
不过，最多的还不是佛教，而是回教徒的清真寺，竟然多达有3万余座！数量几乎是亚军佛教的一倍多。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因为回教徒在中国的数量，要远远少于佛教徒。
那么，大家最关心的道教，它的宫观数量有多少呢？
——仅仅1500多座！
就在清朝中前期，有一座道观突然名声鹊起，如日中天！其规模和声势，都直追江西龙虎山的道教祖庭。这座道观，便是北方全真道的中心——有名的京城白云观！
奇怪了，这全真道不是早在元朝那时就已经衰落了吗？怎么到了清朝，却突然来了个鹞子翻身呢？
说起来，王重阳先生的在天之灵，应该感谢两个人：一个是住在龙虎山的张天师，一个是邱处机先生的后辈弟子，全真道龙门派传人王常月。
明末清初，其实是道教扩张势力的一个良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