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出者定期得到利息，并得到固定资本自身的一部分已经消耗的价值，即周期损耗的等价物。贷出的固定资本中尚未消耗的部分，到期也以实物形式还回来。如果借贷资本是流动资本，它也就会按照流动资本流回的方式回到贷出者手中。
因此，流回的方式总是由自身得到再生产的资本及其特殊种类的现实循环运动决定的。但是，借贷资本的回流采取偿还的形式，因为它的预付、它的让渡，具有贷放的形式。
在这一章中，我们只研究本来意义的货币资本，借贷资本的其他形式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贷出的资本的回流是双重的；在再生产过程中，它流回到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然后回流再进行一次，转移到贷出者即货币资本家手中，偿还给它的真正的所有者，它的法律上的起点。
在现实的流通过程中，资本总是只表现为商品或货币，并且它的运动总是分解为一系列的买和卖。总之，流通过程分解为商品的形态变化。如果我们考察整个再生产过程，情形就不同了。如果我们从货币出发(从商品出发也是一样，因为那时我们还是要从商品的价值出发，这样商品本身要从货币的角度来考察)，那就会看到，有一个货币额被支出，它经过一定时期以后，带着一个增长额流回来。预付的货币额得到补偿，并且加上了剩余价值。它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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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循环运动后，保存下来了，并且增长了。但是现在，作为资本贷放的货币，也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会自行保存、自行增长的货币额贷出的，它经过一定时期以后，带着附加额流回来，并且可以不断地重新通过相同的过程。它既不是作为货币，也不是作为商品支出的，也就是说，它作为货币预付时，不是去交换商品，它作为商品预付时，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出售，它是作为资本支出的。这种自己对自己本身的关系，——当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看作整体和统一体时，资本就表现为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上，资本表现为会生出货币的货币，——在这里，不借助起中介作用的中间运动，已经单纯地作为资本的性质，作为资本的规定性，同资本融合在一起。而当它作为货币资本贷放时，它就是在这种规定性上让渡的。
蒲鲁东关于货币资本的作用所持的见解颇为奇特(《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在蒲鲁东看来，贷放是一件坏事，因为它不是出售。取息的贷放
“是人们可以不断重新出售同一物品，并且不断重新为此得到价格，但从来不出让对所售物品的所有权”(第9页)。
货币、房屋之类的物品，不会变更所有者，这同在买和卖时不一样。不过蒲鲁东没有看到，当货币以生息资本的形式放出时，并没有得到任何等价物作为报酬。当然，在每一次买和卖的行为上，既然有交换过程发生，就一定有物品被让出去。所售物品的所有权总是要被放弃。但人们不会放弃它的价值。在卖的场合，商品被放弃了，但它的价值没有被放弃，它以货币的形式或以债券或支付凭证的形式被收回来，在这里，债券或支付凭证不过是货币的另一种形式罢了。在买的场合，货币被放弃了，但它的价值没有被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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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它以商品的形式得到补偿。在整个再生产过程中，产业资本家都保持同一价值(撇开剩余价值不说)，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在交换即物品交换发生时，不会发生价值变化。同一资本家总是握有同一价值。而在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时，不会发生交换；当交换发生时，剩余价值已经包含在商品中了。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个交换行为，而是考察资本的总循环G—W—G'，那末，在这里总是要不断预付一定的价值额，并且不断从流通中取回这个价值额加上剩余价值或利润。当然，这个过程的中介作用在单纯的交换行为中是看不见的。而贷出货币的资本家的利息，正是以作为资本的G的这个过程为基础，并产生于这个过程。蒲鲁东说：
“实际上，出售帽子的制帽业主……得到了帽子的价值，不多也不少。但借贷资本家……不仅一个不少地收回他的资本，而且他得到的，比这个资本，比他投入到交换中去的东西多；他除了这个资本还得到利息。”(第69页)
制帽业主在这里代表生产资本家，而同借贷资本家相对立。蒲鲁东显然没有弄清楚这个秘密：生产资本家怎么能够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如何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在这里，从他的见解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并由此除了取得他投入到交换中去的资本，还能取得利润。假定100顶帽子的生产价格＝115镑，并且这个生产价格恰好和帽子的价值相等，就是说，生产帽子的资本恰好具有社会平均构成。如果利润＝15%，制帽业主在他按照这些商品的价值115镑出售这些商品时，就会实现15镑的利润。他生产这些商品只花费100镑。如果他是用他自己的资本进行生产，他就会把这15镑余额全部装进腰包；如果他是用借入的资本进行生产，他也许就要拿出5镑作为利息。这样做决不改变帽子的价值，而只改变已经包含在这个价值中的剩余价值在不同个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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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配。既然帽子的价值不受支付利息的影响，蒲鲁东下面的这些话就毫无意义了：
“因为在商业中，资本的利息加到工人的工资上，共同构成商品的价格，所以，工人要买回他自己的劳动的产品，就不可能了。自食其力的原则，在利息的支配下，包含着矛盾。”(第105页)【因此，照蒲鲁东说来，“房屋”、“货币”等等就不应当作为“资本”来贷放，而应当作为“商品……按照成本价格”(第43、44页)来让渡。路德比蒲鲁东高明一些。他已经知道，牟利与贷放或购买的形式无关：“从购买当中也能获得高利。但是现在要一口吃掉，那就太多了。现在必须先谈一种，即先谈放债的高利贷。等我们搞掉这个以后(在末日审判以后)，我们再来谴责购买上的高利贷。”(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登堡版)】
在下面这句话里，蒲鲁东把一般资本的运动说成是生息资本特有的运动，这说明蒲鲁东多么不理解资本的性质。他说：
“货币资本从交换到交换，通过利息的积累，不断流回到它的起点，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断由同一个人反复进行的贷放，会不断为同一个人带回利润。”[第154页]
那末，在生息资本特有的运动中，什么东西对他来说还是不能解决的谜呢?是这几个范畴：购买、价格、物品出让以及剩余价值在这里借以表现的没有媒介的形式；总之，是这样一种现象；在这里，资本作为资本已经变成商品，因而出售已经变成贷放，价格已经变成利润的一部分。
资本流回到它的起点，一般地说，是资本在它的总循环中的具有特征的运动。这决不只是生息资本的特征。作为生息资本的特征的，是它的表面的、已经和作为媒介的循环相分离的流回形式。借贷资本家把他的资本放出去，把它转给产业资本家时，没有得到任何等价物。放出资本根本不是资本现实循环过程中的行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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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为这个要由产业资本家去完成的循环作了准备。在这里，货币的第一次换位，不表示形态变化的任何行为，既不表示买，也不表示卖。所有权没有被出让，因为没有发生交换，也没有得到任何等价物。货币由产业资本家手中流回到借贷资本家手中，不过是对放出资本的第一个行为的补充。这个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资本，通过循环过程，又以货币形式回到产业资本家手中。但因为资本支出时不是归他所有，所以流回时也不能归他所有。通过再生产过程这一情况，并不会使这个资本变为产业资本家的所有物。因此，产业资本家必须把它归还给贷出者。第一次支出，使资本由贷出者手中转到借入者手中，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交易，它与资本的现实的再生产过程无关，只是为这个再生产过程作了准备。资本的偿还，使流回的资本再由借入者手中转到贷出者手中，这是第二个法律上的交易，是第一个交易的补充。一个是为现实过程作了准备，另一个则是发生在现实过程之后的补充行为。因此，借贷资本的出发点和复归点，它的放出和收回，都表现为任意的、以法律上的交易为媒介的运动，它们发生在资本现实运动的前面和后面，同这个现实运动本身无关。即使资本本来就归产业资本家所有，因而作为他的所有物只流回到他那里，那末，对这个现实运动来说，这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在第一个作为先导的行为中，贷出者把他的资本交给借入者。在第二个作为补充的结束行为中，借入者把资本还给贷出者。如果我们只考察二者之间的交易，——暂时撇开利息不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考察贷出的资本本身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运动，这两种行为(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把它们分开，资本的现实再生产运动就是在这个时间内进行)就已经包括这个运动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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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说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的让渡的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