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祖宗怎么说？“房中书”《素女经》里明明写着：壮阳之物莫过“米精”——就是用粟子熬粥时，上面那层稠糊糊啊。
其四，同性间的性活动在那时期内得到充分的文图表现。中国历来并不严惩男同性恋，对女同性恋则更是几乎不提；因此春秋战国便有龙阳君的记载，汉代又有“断袖之谊”的故事。“好男风”几乎是上流社会的风尚。
但明末清初又有不同。一是出了一本叫做《弁而钗》的小说，是世界史上第一部、20世纪之前唯一的一部专写男同性恋的成本小说，而且只褒不贬。二是文和图都把男女同性恋当做情有可原之事来表现，至多是开开玩笑。三是更大量地描绘了双性恋，尤其是偶以男童来取乐的性行为，而且简直是在赞许了。四是主要写“中产阶级”和市并平民。五是居然写出了男子同性性交的生理依据（所谓“肠内七寸有乐穴”），而不是心理偏差。可惜，至今无人去验证。[1]六是反映了男女同性恋者之间同样也存在的不公正现象（这在现今欧美反而常是一个禁区）。
总之，明末清初一百余年间的这段文化史，不仅跟西方近代史相比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性革命，而且跟前此的国史相比，同样也是。
它的旗帜是性的快乐至上主义，而这恰恰是儒道佛三家着力与合力反对的。它首次公然张扬性中之爱，甚至是在男女的性互斗之中产生的至死之爱（最典型的是西门庆与潘金莲）。它极度地公开传播性描写，创造了一代白话的性词汇。它坦然地站在凡人的立场上，挥斥文人、贤人甚至圣人。（马克梦，19××）虽然许多作品都以因果报应为结尾，但说不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无法展开细谈了。总结的一句话就是：它在一切侧面上都违背甚至逆行于本文前述的那个性的社会存在模式。这，还不叫革命吗？
至于为什么，最省事的是一讲对宋明理学的反动，二谈皇室官僚的淫风及上行下效，三吗，可以来点“资本主义萌芽”之类的说词。但是性本身怎么啦？人自己又怎么啦？为什么恰恰在此期内“房中术”却失宠、失传、失真？为什么此后至少在文学作品里，对于浪漫爱情和专偶婚姻的要求却骤增？（马克梦，19××）为什么只有佛教的“恶有恶报”的信条才能成为制约“性乱”的最后唯一防线？文图中那大量的性幻想式的动作和迷狂般的情绪又由何而来，说明什么？《水浒》与《金瓶梅》里相反的西门庆与潘金莲是怎么产生的？
这一切疑问都指向同一个焦点：恐怕是儒道都信奉的、佛家也敬上三分的那个中国文化中最根本的性哲学理论——阴阳之说，在明后期恰恰应该寿终正寝了。当时的性革命如果再有外在的、物质的力量一推，恐怕就会成功了。
满清中后期的性禁锢文化
这个外力来了，是满清入主中原。
高罗佩的著作《中国古代房内考》，写到明末就止笔了，因为他对清初期之后中国性文化的摇身一变感到大惑不解。
历史事实是：从康熙到乾隆，突然来了一场空前彻底的“扫黄”。按乾隆的规矩，如果在任何地方发现了任何一本禁书，哪怕只是私藏，哪怕跟当地父母官没有任何瓜葛，对不起，这位官老爷最轻也是个罢官滚蛋，最重嘛——“徒三年”！如此扫去，何“黄”之有？于是明末清初的性革命便被一风吹了，不但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而且性革命前的性模式又被加上了一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许干不许说！直到2000年，许多传媒为之欢呼的打破禁区，也依然是指这个。其实它本非传统文化，年轻得很，才300岁不到。
皇上的动机简明而又实用。以小比例的满族人口来统治上亿的汉人，唯有思想禁锢一途。再加上满清所能接受的中原思想，已远不是孔孟原著，而是存天理灭人欲的“修正主义”理学，所以乾隆的国策已是“朕治天下，以民心风俗为本”。风俗之事，过去基本上是“民不举，官不究”。现在被绑在兴邦安国的政治战车上，于是政府便有理有权去干涉和惩治那些原本与政治毫不相干的个人性关系和性行为。
这也是革命，一种从重教化到重管制、从重倡导到重“防患于未然”、从重制约到重镇压、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各人自扫门前雪，偏管他人床上事”的革命。这样，以前的性存在模式再被加上一条：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就可以共讨之，共诛之。
汉族文人犹豫了百年，终于投到新主人门下，并且出了一个天大的主意：明亡于淫，清兴于正（动词）。这帮了满清的大忙，于是“食色性也”的处世哲学终于变成了“万恶淫为首”的社会信条。
这同样是对传统的破坏，而且一点也不亚于性的快乐主义。所以说，满清并没有钻进所谓历史的怪圈，它是在创新，创出一种逼得后人不得不全盘否定的东西，也逼得后来的想从洗澡水里抢救孩子的好心人们，不得不误把满清那一套当成正宗传统。它也害得直到现今，仍然有一些中国人不屈不挠地坚信：性解放这玩意是从西方飞进来的苍蝇，全然不知自己的老祖宗早就搞过了，而且是无可争辩的世界第一。它还使得自打18世纪以来，中国性文化中互相混战的各方，谁也不可能再回到孔孟的原战线了。
中国传统性文化的总结
在1919年之前，中国的性文化有3种意识形态：
1.儒家主张“食色性也”，但是“为后，非为色也”而且必须“发乎情，止乎礼”；把对于性的社会管理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容之一。
2.道家主张“合阴阳、延天命，通神明”，把性作为个人修炼与超越生命的手段之一。
3.佛教主张“万恶淫为首”，把性的肉体禁欲作为个人灵魂超度的手段之一。
大约从宋朝开始，儒道佛3种意识形态逐渐合一，成为以“性的精神禁欲主义”为特征的“性禁锢文化”。它的主要内容有：
l以生殖为首要目标（唯生殖目的论）；
l以“女为男用”为根本的性别角色规范；
l以婚姻为主宰；
l以“恩爱”贬斥浪漫爱情来调节性关系；
l以反对“寻欢作乐”作为性活动的质的标准；
l以男人的“劳色伤身”为性活动的量的极限；
l以“许做不许说”为社会传播的禁忌；
l以“防患于未然”和“各人自扫门前雪，专管他人床上事”为社会控制手段；
l排斥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任何性表现。
从五四到文革：性解放怎样走向“反性”文化
满清终于灭亡了，但是只有“五四”来了，满清的精神禁欲主义的性文化才受到空前的挑战。它的前哨战是争论婚姻、妇女、个性等等，不再赘述。
“五四”的先锋们做了些什么？
真正冲锋陷阵的，头一个是周作人。他的著述被李洪宽整理成《性爱的新生》一书，可查阅。其中许多激进主张，至今仍被“破禁区”者小心回避。
另一位主将张竞生，当年闹得沸沸扬扬，于今名不见经传。
此公，奇男子也。在法国戴了个博士帽后，20年代一回国就大肆开讲性学，而且大讲连当时欧洲中产阶级都嗤之以鼻的性行为学及其生理机制。若仅于此，落个疯名也就罢了。他却不，偏要宣讲《美的哲学》，还征集了7个大学生的亲身性经历，出版为《性史》一书。果然大祸临头。一是几乎所有新的、西化的知识分子全都开骂；二是一帮书商冒名顶替，陆续出版所谓性史第二集，第三集，惹得上海租界当局都要查封他办的“美的书店”；三是就连号称“兼容并蓄”的北大都不容他，只好跑到浙江去讲，又被督军大人押解出境。最后，连日本词典上都赫然记载：张竞生于1930年服毒自杀。其实，他躲回老家搞乡村教育去了。结果因祸得福，无人识君君自安，他居然毫发无损活到197Z年方病逝，而且至少香港报刊上老有人提起他。
值得一提的还有前清状元叶德辉。他痛恨西学东渐，为扬我祖威，居然傻到把隋唐时传到日本去的房中书又抄回中国出版。结果他1927年被暴动农民枪毙时，还有一条罪名叫做荒淫靡烂。其实他仅有二妾而已。
再晚一些是潘光旦教授。他不仅翻译了霭理士的《性心理学》（1947年），而且在译注中写出了一部中国性文化史的大纲。但是他在性观念上与“性博士”张竞生简直是不共戴天。
这些都不是个人悲剧。症结在于：在这次大混战中，任何一方都腹背受敌，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基本主张中庸起来并且清除一切冒进者。例如：国粹派当然是反西学的，但是他们无法再回到早期儒道之学，用阴阳之说来否认西学带来的基本生殖知识，只好跟着潮流，把做爱之事也叫做“性”，把男人传宗接代之物也称为“精”子，尽管在真国粹里这些字绝非此义。他们当然想回归传统，但是又怎敢回归到明清性革命时的性文艺和“房中术”呢？
西化派更为艰苦。他们反传统再激烈，也没敢提起明清之际的性革命和“房中术”，连鲁迅这样精彩的人物都退避三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