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中的登记前性行为
为了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我们专门选定了40岁（含）以下的人口来分析。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这些人最小的只有19岁左右，因此他们的登记前性行为应该是基本上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与以后。此外，由于农村的登记前性行为相对更少，因此我们选定城市人口来分析。
在城市40岁以下的人口中，发生过登记前性行为的比例是49.7％，其中男性是61.4％，女性是37.9％.
但是最令我们惊讶的并不是这个百分数，而是我们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上述那些在总体上影响了人们的登记前性行为的各个因素，甚至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对于城市中40岁以下的人口，几乎都不再发挥显著的作用了。
也就是说，在人们是不是发生过登记前性行为这个问题上，只要是城市人，只要是40岁以下；那么无论年龄是大还是小、文化程度是高还是低、是不是党员、自己青春期开始的时候（14岁）居住在什么级别的地方、性发育是早还是晚、有没有过自慰、自认为魅力是大还是小；都没有显著的差别了。
这并不是咄咄怪事，而是充分说明了一个人们很可能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前性行为大潮”，并不是哪一个阶层发动和领导的，也没有哪一种人群单独地成为“急先锋”或者“痴迷者”。这是一种全社会的涌动，是整整一代人的正步走。
或者说，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几代人里，发生婚前性行为基本上是一种个人行为，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他（她）所属的社会阶层和周边环境的重大影响，只能是某些特定的人群来一个“敢为者先”。可是时过境迁，自从1980年代以来，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无论家长、单位还是社会，对于“先上床后登记”都已经日益宽容。结果，登记前性行为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一种在整整一代人里接近半数的普遍行为了。尤其是，从事这种行为的人们，已经基本上没有社会差异了。如果还想在他们中间抓出“一小撮”“带头羊”来，那可真是枉费心机。
当然，一点差别都没有也不可能。那么仅存的差别表现在哪个方面呢？这恐怕又是一种人们不愿意接受的事实：
在男性中，控制了年龄的影响之后，自己的个人收入越高，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如果按照当地的总体工资水平，把个人收入分成从低到高的5个等级，那么收入每提高一个等级，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就增加17％。如果把个人收入分成低中高3个等级，那么每提高一个等级，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69％。
如果我们暂不考虑当地的工资水平，仅仅看个人收入的绝对数字，那么在登记前性行为的实际发生率这方面，“贫富差距”也够大的。在城市40岁以下的男性中，占总体40％的最低收入的男人，只有38.1％的人发生过登记前性行为。在占总体45％的中等收入的男人中，这个比例是59.3％。可是那些收入最高的5％的男人，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比例高达82.5％。从发生的可能性来看，最富的男人是最穷的男人的6.7倍。
这恰恰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特征：个人收入的高低这个经济因素，而不是传统上的“阶级”等政治因素，对个人的行为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
可能有人会因此而得出结论：婚前性行为也是“男人有钱就变坏”。可是那些中等收入的男人呢？他们也有几乎60％的人发生过登记前性行为。难道我们连男人仅仅达到中等收入也要谴责吗？
此外还有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就是男人14岁时居住地的行政级别。那时居住在县城里的男人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与那些居住在农村里或者县以上城市里的男人相比，增加16－18个百分点，达到74.3％之多。不过，这种县城男人的特殊性，我们还是放到后面去专门讨论为好。
中国人日益宽容
即使我们仍然按照登记才算结婚来看问题，那么在婚前与什么样的人发生性行为就很重要了。我们中国人对于“先上床后登记”实际上是非常宽容的，倾向于认为它不是道德问题的人高达54.4％（男61.2％，女47.6％）。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我们中国独有。在20世纪前50年的美国，人们也是倾向于在“严肃的”和“随意的”婚前性行为之间划出鲜明的界线。那些发生在相爱的或已订婚的两人之间的性关系，要比仅仅基于身体上的相互吸引而发生的性关系更易为人们所容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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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美）金西：《人类男性性行为》，潘绥铭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
但是这种宽容也带有强烈的阶层倾向。
首先，越年轻的人越宽容；反之，从20岁往上，每老5岁，宽容的可能性就减少10％左右；
然后，在控制了年龄因素的影响之后，仍然可以发现下列的显著差异：
女人宽容的可能性比男人要少47％左右；
农村成年人的宽容可能性比城市成年人要少22％。从农村人到进城的民工再到城市居民，每高一级，宽容的可能性就增加31％左右；除了没上过学的人和小学文化的人基本相同之外，上过初中的人的宽容可能性比他们增加42％；上过高中的人比他们增加32％；上过大专的人增加51％；上过大学本科以上的人则增加105％。
个人收入越高就越宽容，在5级档次上，收入每高一级，宽容的可能性就增加9％左右。
也就是说，大城市的、年轻的、收入高的男性最容易宽容“先上床后登记”。他们并不认为这是违背道德的事情。具体情况请看下面的汇总表7－8，其中所列举的情况都构成了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表7－8：总体中各个阶层对于“先上床后登记”的态度（％）
个人情
况
类别
倾向于不是道德
问题
男61.2
性别
女47.6
城乡差农村51.8
异县以上城市59.6
农村51.8
进城农民59.4
县级市/县城63.1
地级市53.8
居住地
的
行政级
别
省会58.8
京沪穗74.5
20－29岁59.2
30－39岁55.3
40－49岁52.4
50－59岁56.8
年龄
60－64岁31.5
没上学46.9
小学49.8
初中58.7
高中57.3
大专60.2
文化程
度
大学或者更高65.3
低49.1
中低51.7
中55.3
中高51.3
每月收
入
高62.6
从来无职业49.0
农村劳动者51.2
工人58.1
商业服务业娱乐业一
般人员
56.0
个体劳动者58.3
职员、一般干部60.8
知识分子54.9
经理厂长老板75.0
职业
各级领导干部45.9
观念上的宽容，往往以自己行为上的开放为基础。下面我们就选择城市中的40岁以下的成年人，来看看不同的观念与实际发生登记前性行为之间的联系。结果我们发现：对于“先上床后登记是道德问题吗”这个提问回答“完全不是”的人，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是62.4％；回答“可能是”的人有51.8％有过；回答“也许不是”的人有42.3％有过；而回答“肯定是道德问题”的人里，只有31.2％的人有过登记前性行为。
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倾向于言行一致。在控制了年龄因素的影响之后，从很宽容到很不宽容，每降低一级，发生登记前性行为的可能性就减少36％。
登记前性行为的一般特征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使用我们这样的问卷调查方式，不可能深入了解人们发生婚前性行为的原因。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统计分析，发现那些有过登记前性行为的人与那些没有过的人之间，究竟存在着哪些显著的差异，从而推测出一些在问卷中并没有询问的情况。
在男性中，我们发现了以下一些显著差异，见表7－10。
表7－10：城市40岁以下男性中，登记前性行为者一般特征
男比女
大几岁
婚后住在
男方家
双方是
自己相识
相识1年
内有性
没有登记前的
性行为
1.02岁14.5%16.9%25.0%
有过1.30岁32.0%39.1%58.1%
有过者的可能
性多出
12％109％127％173％
在女性中，显著差异少一些，但是与男性中的差异，在性质上差不多，见表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