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江西的一位书生艾南英就曾经说：“古文要长短句相间，这篇文章纯用短句，不合文法。”但立即就有人出来反对他的说法，说：“《尚书》、《周易》都是短句，难道也不合文法吗？这样评文章，可见艾南英迂腐到了极点。”无论如何，一篇文章，能引起后人反复议论，本身就说明作者本人的文字造诣。
清代学者朱彝尊曾说：“王守仁的勋业、气节、文章，都是世上第一流的。”然而，王守仁作为思想家的一面渐渐掩盖了他作为文学家的一面。从清朝初年起，作为文学家的王阳明逐渐被人们遗忘。人们谈论明代的文学，会想到前七子、后七子，会提及公安派、竟陵派，很少有人提及王守仁。实际上，他是明代复古文风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其文学实践又足以开后来性灵一派。
王守仁曾与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有过交往。他早年的诗文创作中的学古诗，多有模拟古人的痕迹，即是受到李梦阳的影响。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先生（王守仁）在郎署，与李空同（梦阳）诸人游，刻意为辞章。居夷以后，讲道有得，遂不复措意工拙。然其俊爽之气，往往涌出于行墨之间。”“居夷”，指贬谪龙场之事。这段话，自然将王守仁的诗文造诣分成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刻意为文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王守仁与当时文坛领袖李梦阳为友，相互唱和，在文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有过分雕琢的痕迹。第二个阶段，是在龙场驿悟道之后，以讲学为事，不复刻意为文，也不再关注自己诗文的“工拙”，往往真情实感流露笔端，文字多有“俊爽之气”。王守仁后一阶段的文学成就，却似乎超过前一阶段。中国文化讲究学养深邃和以文载道。晚年王守仁的诗文大概就符合这一标准吧。在明代大散文家归有光看来，王守仁的散文足以与宋代苏洵相媲美，而在“载道”上甚至比首倡“文以载道”的韩愈都做得更好。
王守仁认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是根本，而诗文就如同道德发出来的花木，“根本盛而枝叶茂”。文是道德的表现，道德是文的根本。王守仁的诗，一则善于说理，融理学情怀与诗人性灵为一体，二则善于表达一种入世精神与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罗旧驿》是王守仁在赴龙场驿的路途中所作之诗。全诗这样写道：
客行日日万峰头，山水南来亦胜游。
布谷鸟啼村雨暗，刺桐花暝石溪幽。
蛮烟喜过青杨瘴，乡思愁经芳杜洲。
身在夜郎家万里，五云天北是神州。
前六句给人的意象，是一种阴暗的畏途，思乡的情思、凄苦的前程都在笔下呈现，然而笔锋一转，凄苦之调遂化为“身在夜郎家万里，五云天北是神州”之境界，显得格外坦荡。王守仁善写山川景色之秀丽、归隐林泉之悠思。《山中示诸生》系列，总能给人带来秀逸清丽之感。“桃源在何许，西峰最深处。不用问渔人，沿溪踏花去”，“溪边坐流水，水流心共闲。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带给读者的是一种多么静谧、悠闲的韵味。再看他的《寻春》诗：“十里湖光放小舟，漫寻春事及西畴。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自留。白暮草香含雨气，九峰晴色散溪流。吾侪是处皆行乐，何必兰亭说旧游。”他的诗歌，全没有复古派模拟古人的色彩，而是用最简洁的文字，描摹最自在的意象。王守仁曾说过：“人之诗文，先取真意。这就好像童子垂髫肃揖，自有佳致。如果童子戴假面具和假胡须，低头弯腰，则令人生厌了。”这话其实很适合他自己的诗文，观其诗，想见其人，浪漫之气，溢于言表。
王守仁的诗文，洋溢着他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智慧，具有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气质。先有他以良知为前提的“真意”，才有后来李贽提倡的“童心”、袁宏道等人提出的“性灵”，从而在晚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从这层意义上说，王阳明的体认良知，不仅对明代的思想界影响深远，而且推动着明代文学突破复古的樊篱，趋向个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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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杨天石：《王阳明》，中华书局，1972年
（3）钱穆：《王守仁》，商务印书馆，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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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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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大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如果他们不想被后人遗忘，方式往往只有两种：一种是流芳百世，另一种是遗臭万年。严嵩无疑属于后者。他身负贪婪狡诈、残忍专横的骂名，列名于《明史?奸臣传》。
他出仕的时期正值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这个多事之秋。明世宗在位四十六年，他只关心两件事，即“大礼议”和玄修，而大臣们在这两件事上的态度则是他衡量人才的标准。严嵩在这两件事上表现得都恰到好处，因议礼而骤贵，赞玄修而得宠。“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纵观严嵩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严嵩的人生信条是不做山，只做水，随地方，就地圆。
严嵩这个人的形象，先后截然不同：他先曾退隐家乡的钤（ｑｉáｎ）山，潜心诗学，其诗“清丽婉弱，不乏风人之致”，又与文人墨客倾心相交，俨然是一个“天下以公望归之”的雅人；后来入阁柄政二十余年，几番沉浮，成为明代少有的几个能够“得君专政”的内阁大学士，然而这段政治生涯却将他的声誉毁损殆尽，他成为“近代权奸之首，至今儿童妇人，皆能指其姓名，戟手唾骂”（钱谦益语）。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不同呢？在我们看来，这还是跟他个人的性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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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隐居养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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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又号勉庵，成化十六年（1480）正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介桥村。祖父严骥、父亲严淮虽然都是布衣百姓，但在明代江西习儒之风颇为盛行的背景下，严嵩又是长房长孙，自出生时起，就被严家寄以光宗耀祖的厚望。多年后，严嵩位居宰辅，父、祖因之受封赠，严家改换门庭的愿望终于在严嵩身上得到实现。
严氏家境并不富裕。严嵩自幼聪颖，其父严淮倾其所有供他读书。经过多年苦读，严嵩终于在弘治十八年（1505）考中进士，并随之以《雨后观芍药诗》入选翰林院为庶吉士（明制，选新进士中擅长文学与书法者担任庶吉士，继续学习，并练习政事），这年严嵩刚刚二十六岁。正德二年（1507），严嵩庶吉士结业，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他终于实现了父祖的夙愿，跻（ｊī）身于翰林之列，找到了晋升的阶梯。
严嵩少年得志，一片锦绣前程似乎已在他的面前展现。但是，在正德三年（1508）三月和次年夏天，因祖父和母亲相继去世，他不得不回乡守制，中断了官场生涯。按照封建礼制，子孙守制三年即可（实际不足三年，仅二十七个月），而严嵩却在家一呆就是八年。原来，借守制为名，他在家乡的钤山读起书来。正当壮年，严嵩何以退隐钤山，闲居八年呢？这还得与正德年间特殊的政治环境联系起来。
武宗朱厚照好逸乐，建豹房，游宣府，终日为所欲为，纵情享乐，是个典型的荒嬉无道的皇帝。武宗的荒政，给宦官刘瑾提供了擅权之机，使得明代正德年间的宦官之祸愈演愈烈，许多忠直之士都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
严嵩退隐钤山，正是仔细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后才做出的决定。作为新科翰林，如果他与阉党抗衡，无异于螳臂挡车，自取灭亡。如果出仕，则必须投靠阉党，而这是为读书人所不耻的。严嵩退隐钤山，也与明代的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时当权的宦官刘瑾是陕西人，阁臣焦芳是河南人，因此，他们提拔、引用的大批官员都是北方人。朝廷中是北人的天下，南人大多受到打击和排挤。尤其是阁臣焦芳，对江西人格外排挤。原来，焦芳曾为侍讲九年，后迁学士时，因人品不佳，遭到江西人詹事彭华的讽刺：“焦芳也做了学士吗？”焦芳遂对江西人恨之入骨，曾公然宣称：“他日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籍系江西，而且位卑权小，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丝毫没有他能施展才智的机会。正因如此，严嵩才审时度势，借丁忧之机，托辞称病。
正德三年，严嵩在钤山之麓修建堂舍，取名“钤山堂”，过起了隐居生活，以诗文自娱。在此期间，严嵩“锐意名山大川，揽胜寻幽，著述日富”。严嵩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其诗文有清雅之名。时人李梦阳曾说：“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何良俊称：“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严嵩的文学造诣在后世的史书中很少被人提及，这与严嵩身负“奸臣”的骂名有关。但是，因人废文并不可取，他在诗文方面的成就还是值得肯定的。严嵩还写得一手好字，传说北京老字号酱菜店“六必居”三个字就是他的墨宝。
在归隐期间，严嵩还广结名流，跟李梦阳、王守仁、何景明、王廷相等人都有交往。这些人不仅学问渊博，而且还都曾是敢与阉党作斗争的仁人志士，颇有名望。严嵩与他们把酒论诗，剖经析义，既提高了自身的文学声望，也扩大了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