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看法坚持了
宇宙本源问题上的唯物主义，又超出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水平。“物种进化”是
指生物进化的阶段。孙中山把细胞理论和生物进化论结合起来，认为整个动植物有机体，
以至于人类，都是由细胞即“生元”发展而来的，按其所固有的变化能力和进化规律，
经过物种的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新陈代谢，不断由简而繁地发展。这种对生物发生和
发展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进化论的观点。
为解释精神意识的来源问题，孙中山提出“生元有知”，认为生元是有“知觉灵明”
的，这一提法模糊了生物和人类的本质区别，把作为物质高度发展的神经系统和人脑才
具有的知觉和思想归结为一切细胞都具有的属性，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人类进化”是指人类从动物界脱离出来以后的发展过程。孙中山认为，人类进化
的目的是解除世界上存在的各种痛苦，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他反对把“物竞
天择”的原则应用到人类社会，旗帜鲜明地反对社会沙文主义，有非常积极的现实作用。
但他把人类进化的原则说成是“互助”，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孙文学说》最重要的是提出并系统论证了“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学说，这也是孙
中山哲学思想的最精彩部分，即他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知行学说。孙中山认为，辛亥革
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一些革命党人思想保守，意志衰颓，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方略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动摇，因而引起革命队伍分化。这些人的理论依据便是“知之
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理论，他们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在中国行不通，百般抵制
孙中山提出的许多革命主张。保皇党人也是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因而反对革命。可见
这种学说在当时已经不同程度地成了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改良派和革命队伍中的蜕
化分子用以反对革命的理论基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原意是“知”并不难，问
题的关键是把“知”见诸“行”，知之是为了行之，知而不行是最大的祸害，是在知先
行后的前提下强调知行一致，反对知行分离，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知易行难”的思
想却被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代表奉为永恒不变的绝对教条，成为保守、盲从、因循守
旧的封建意识形态。孙中山认为他在革命实践中遇到的最大的思想理论上的祸害就是这
种思想及其与之相近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他认为，这种思想的流弊是：因为
“知易”，所以就想先求知而后行，但一遇困难，就不去求知了；
因为“行难”，所以不知就固然不去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就无可为者了。
结果是，既不能求得真理，又不能有所行动。因而当务之急是从认识论的高度搞好革命
党的“心理建设”即思想建设问题。
为了论证“知难行易”说，《孙文学说》把“行”即实践提到认识论的突出地位，
提出“行先知后”说，强调知来源于行，这是孙中山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一个显著特点。
书中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等十事来证明行先知
后的思想，证明获得真知需要一个艰难的行的历程，行是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是促进
人类文明的原动力。在行和知的关系上，行是占头等地位、起决定作用的方面，知是由
行派生的。《孙文学说》中的知，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需要的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
学知识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行则已初步包括人类的广泛的生产活动、科学试验和资
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虽然仍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实践有原则区别。这种资产阶级革命
派的知行学说较之古代的知行学说，有着崭新的内容和形态，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种具
有重要意义的进步。“行先知后”的思想是一种主观能动性质的反映论，是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孙中山从超阶级的进化论出发，从认识的角度把人分为三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
不知不觉。先知先觉者是英雄豪杰，是支配者；后知后觉者是先知先觉的助手；不知不
觉的广大人民群众则是“实行家”，只有在先知先觉者的指导下，才能奋起“竭力乐
成”。这显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共有的唯心史观的表现，由于他们不承认人民群众是
认识和改造社会的主体，所以必然无法在知行观中彻底贯彻唯物主义。
从行先知后的基点出发，《孙文学说》正确提出了“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
“知”和“行”“进行不息”的观点。
认为人类在“行”中获得科学知识，再把“知”用诸“行”，推进“行”的发展。
在“行”的基础上，人的知识随着宇宙的发展而发展，宇宙事物的发展没有止境，因而
人的认识的进步也永无止境，知和行就是这样相生相长永不停息的。
《孙文学说》把人类的知行划分为三个时期：不知而行时期，行而后知时期，知而
后行时期。这样就把知和行的辩证统一关系机械地割裂开来，含有机械形而上学的因素。
但这三个时期是与人类进化三时期：由草昧进文明，由文明再进文明，进而达到科学昌
明时代紧密相连的。在具体论证这个命题时，也兼顾了各个时期知与行的关系，在每一
个时期并非只有行而无知，或只有知而无行，而是知和行都进化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
证明了人类的认识过程和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过程相一致。因此，这一理论中包含有合
理的内核。
孙中山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出于革命需要而探讨知行问题的思想家。他为革命力
辟传统的“知易行难”说之非，主张“知难行易”，要人们敢于行，积极投身革命实践，
这对鼓舞革命党人的斗志，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知难行易”的知行观的提出，展开
了中国近代认识论上的革命，把中国唯物主义的知行观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应指
出，从纯粹的理论角度看，知和行的关系不是用难易所能衡量和说明的，因而用“知难
行易”来解释知行关系并不是很科学的。
《孙文学说》奠定了三民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化
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由于时代的限制，孙中山当时所论证的仍然没有超出旧
三民主义的范畴，但他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思想，是新三民主义的哲学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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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尚书》
最早的史书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历史典籍之一。古人“尚”
与“上”通用，“书”原来就是史，上古时，史为记事之官，书为史官所记之史，由于
这部书所记载的是上古的史事，所以叫做《尚书》。《尚书》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
“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王充《论衡
·正说篇》）
《尚书》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件汇编，它的“典”、“谟”、“训”、“诰”、
“誓”、“命”六体，有的是讲演辞，有的是命令、宣言，有的是谈话记录。《尚书》
记事的内容，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尚书》按时代先后，
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共100篇。
《尚书》是由谁编纂的呢？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司马迁和班固都肯定它是孔子编
纂的。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他生活的年代是礼、乐废，《诗》、
《书》缺的春秋末期。所以他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把晚年的精力都花在编订《诗》、
《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上面，还为《尚书》写了序。司马迁
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史记·孔子世家》）因此，《尚书》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
孔子收徒讲学时，还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他认为这六种教材，可以使人“温
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
《易》教也；
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这说明
了“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尚书》列为禁书，规定民间所藏的《尚书》均需烧毁。
此后，引起了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争论。秦焚书时，济南有个名叫胜的博士
伏生，他秘密地把《尚书》藏在宅中的墙壁间。汉初局势稳定之后，他从壁中取出藏书
时，书已散乱不堪，只得28篇。伏生用这28篇的不全《尚书》，讲学于齐鲁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