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的艰苦之旅实际也是一着高明的棋步，从此以“卡诺莎之旅”载入了史册。
看起来，似乎教皇对国王取得了胜利，但这只是现象而已。亨利在等待合适的时机，然后率领大军开进罗马，任命了另一个教皇，并在彼得大教堂里让他为自己加冕，成为皇帝。
那个时代的人们，当时就已经清楚，这个“主教叙职权之争”，当然还远没有结束。但却也让人等了几十年的时间，双方才又开始有所动作，首先是在英国和法国，然后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公元1122年达成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使双方做出了妥协。规定了宗教统治和世俗统治的权限和权利。这实际上是为后来的所谓政教分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个协定同时也巩固了教皇作为基督教最高首脑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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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字架名义进行的战争
对中世纪的人来说，宗教和信仰是生活的中心 — 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希望今世生活的苦难，能够在天堂得到补偿。为此他们必须按照宗教的信条生活。谁要是有时做不到，就必须为他的罪过请求宽恕，去进行忏悔。很多基督徒都前往圣地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去朝觐，那是耶稣生活和受难的地方。在那里生活的阿拉伯穆斯林人容忍这些朝觐者。但当1071年土耳其的塞尔柱人占领这个地区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过了不久，他们甚至威胁到版图已经很小的拜占庭帝国的安全。在这个紧急情况下，拜占庭的皇帝求助于教皇。教皇于1095年用慷慨激昂的词语号召基督徒向土耳其人开战：“一个被诅咒的民族，一个没有上帝的民族，用暴力侵犯、掠夺和焚烧了基督的土地 …… 我们宣布，凡拿起武器反对异教徒的人，他们的罪孽将全部赦免，在这场圣战中牺牲的人，将获得永生。”
这个呼吁获得了巨大反响，不仅停留在呼吁的主要对象贵族和骑士阶层，而且也在农民、手艺人，甚至妇女当中。“神圣战士”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从希望摆脱困苦的生活条件，到希望获得丰厚战利品，到真正相信灵魂的解脱。在整个欧洲，集结了大军，于1096年8月，开始以十字架的名义进军巴勒斯坦。经过了三年的艰苦行军之后，第一支十字军到达目的地。基督徒的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对那里生活的穆斯林和犹太人进行了一场可怕的血腥大屠杀。土耳其人被赶出了圣地，不想回国的十字军，在那里建立了基督教团，某些甚至成立了小国家。由于他们时刻受到穆斯林邻国的威胁，所以一再请求欧洲给予支援 — 继续派遣十字军就是后果。尽管如此，十字军还是无法制止耶路撒冷和圣地于1300年重新回到穆斯林的占领之下。
从军事上看，十字军东征是一个失败，但它对基督教西方世界并不是没有后果的：几百年来西欧人第一次接触到了比自己更为优越的文明。大多数十字军士兵来自农村；他们第一次看到了辉煌的城市，多层的甚至是豪华的楼阁，公共洗浴场所，医院和药房，雄伟的清真寺，图书馆和学校。他们见到了丝绸和毛绒布料，陶器和玻璃器皿以及东方的香料。就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东西方的贸易有了明显的增长。意大利的港口如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这些贸易中心地区，有了飞速和巨大的发展。
除了各种物品之外，还引进了医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阿拉伯的数字体系，还有被阿拉伯人维护的古希腊遗产也同时来到了西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字军东征取得了和其意图相反的成果。基督徒走出了家门，原是为了把圣地从野蛮的异教徒魔爪中解放。他们到达了那里，不得不看到，那里的人比自己文明得多 — 基督徒应该向穆斯林学习，而不是相反。可以说，西方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从十字军东征中获得了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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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思想
十五世纪，就在大多数人还把他们的命运和世界现状看成为上帝所赋予的时候，有些人，主要是一些学者和艺术家试图从这个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图象中解放出来。他们至少有一种对美好时代的设想。但他们并不是面对未来，而是首先再次回到希腊和罗马时的世界，他们认为那个时代要比现在更为光明。这个时代有一个名字，叫“文艺复兴”。中世纪基督教所谓生活是为来生做准备的人类形象，已经不再适用。人们把目光放到了此生，把人推向科学和艺术关注的中心。从古希腊思想出发，人不再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是自身有自己目的的生灵。他应该自己决定命运和生活，并发展自己的能力。作为先决条件，就是要普及以古希腊罗马为榜样的教育。这个新的思想，首先产生于欧洲文明最发达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由于人被置于中心地位，所以被称为“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者所获得的新知识，并不是来源于圣经，而是通过自己对人和自然界的观察和研究。如意大利人莱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就是新的文艺复兴人的象征。他不仅创造了著名的油画《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同时还是雕塑家、科学家、建筑师、工程学家和发明家。人们甚至发现了他的飞行器设计图纸。解剖尸体，因为他想知道人是如何构造和如何运行的，并把他所看到的画成人体图画。这位博学天才达芬奇，同时意识到他作为科学家和发明家的责任，也是每一个科学家都应该具有的素质，他写道：“我知道如何长时间不吃东西而能在水下停留的方法。但我不发表，也不告诉任何人。因为人是性恶的，一旦掌握了这个方法，就会到海底去杀人。他们会钻破船底，让所有人都沉到海底。”
我们如果想把人类历史中的伟大人物排列起来，那么任何时代都不会像文艺复兴时代的阵容那样强大。画家和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和哲学家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天文学家哥白尼，是他发现了地球也是一个星体和其他星体一样围绕太阳旋转 — 他们都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们的新思想和新知识所以能够得到空前的流传，还要感谢文艺复兴时的另一项发明：书籍印刷术。1450年，德国美因兹人约翰·古登堡第一次成功地用金属的活字模印制书籍。这种方法比手写和木版印刷既快捷又便宜。于是，一本书就可以不受数量限制地印刷出来，而且质量全部一样。法国诗人维克多·雨果后来曾把古登堡的发明称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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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世界
文艺复兴是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时代，但也是世界探险家和航海家的时代。在中世纪，人们主要在已知的海岸线上航行，害怕“世界之端”会把他们冻死或烧死，或被那里的风暴粉碎和被海怪吞掉。这种担心一直延续到十五世纪，但文艺复兴的活跃气氛给了航海家以新的勇气。他们被探索冲动和探险欲望所驱动。当然也有明显的经济原因，有必要去探索新的航线和世界地区。
1453年，土耳其人最终战胜并消灭了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了新兴的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从此，他们就控制了欧亚间所有的重要商道。他们向商人收取高额关税，使得来自印度的中国的物品更加昂贵。因此，人们在做东亚贸易时试图设法绕过奥斯曼帝国，并认为通过海路是可行的。
西欧的边缘小国葡萄牙，成了航海家寻找新航线的出发点。他们想从这里起航绕过非洲前往印度。他们年复一年地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方航行，却毫无结果。只是到了1487年，一艘船才到达了大陆的南端；非洲要比人们想象得大得多。
这时，一位意大利航海家有了一个既简单又天才的想法：如果地球像亚里士多德假想的那样是个圆球，那我们就可以一直朝西航行，最终总会到达东方。当时已经有了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可以作为这个大胆行动的重要导航仪器。首先有这个想法的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的这个“疯狂的想法”受到了多少人的讥讽和嘲笑啊。他请求葡萄牙国王为他的探险提供必要的资助，并许诺为国王带回印度的财宝。他奔波了一年之久，他的请求却遭到国王的拒绝。哥伦布又转向了西班牙。在那里他受到了欢迎，最终争取到了王后的支持，获得了很多经费，购置了三艘航船。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和120名水手离开了西班牙。横穿陌生海洋的航行，耗费了比想象多得多的时间。他的随行人员开始怀疑他的设想，恐惧与日俱增，并产生了返航的念头。但哥伦布却坚信，总有一天会到达印度，继续命令船队前进。1492年10月12日，终于听到了“看见大陆了！”的喊声。哥伦布在航海日志中写道：“我们收起所有的船帆，只靠一张主帆前进。然后我们抛锚，等待天亮，这是一个星期五，我们到达了一个海岛，在印地安人的语言里，它叫‘瓜那哈尼’。”
哥伦布说“印地安人语言” — 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登岸的这个海岛，必然属于印度，故称上面的居民为“印地安人”。
在后来的十年中，他又三次向西方航行，并断言已经到达了东亚。为了纪念他的这个错误判断，他所发现的那些岛屿至今还被称为西印度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