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司法权力，则由最高联邦法院负责，监督宪法和法律的执行。这些“开国元勋”们以这种形式，彻底实现了法国人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的原则。任何人和任何机构，都不能单独做出决策；所有的人都被强制进行合作。
美国宪法于1789年生效。只是增加了“附录”，但其核心部分没有改变，这部宪法至今有效。它在历史上首次建立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成了很多国家的学习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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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平等、博爱
美国革命的胜利，在“旧世界”引起很大震动。特别的启蒙运动者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它证明了，他们的思想不仅是哲学游戏，而确实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建国基础。
十八世纪末，在一些欧洲国家出现了骚动：市民和农民起来反对当权者。最坚决的抗议行动发生在法国。在那里，贵族、教会首脑 — 即教权势力 — 和富有的市民阶级为一方，普通百姓为一方，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不合理的税收政策是这个差距的重要根源之一，富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免税待遇，而穷人的税负却日益沉重。尽管如此，国家财政由于军事开支和豪华宫廷消耗巨大而面临崩溃的危险。路易十六急需钱财，于是就继续提高税收。为了不发生暴乱，他于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
这种由各个等级都参加的会议，自1614年以来就再也没有召开过，现在要它同意提高税收。教权势力为第一等级，贵族为第二等级。他们各派三百名代表参加会议。市民和农民组成第三等级， — 经过长期和国王谈判 — 才允许向会议派出六百名代表，代表着98%的法国人口。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到底是根据等级还是根据与会名额进行表决。第三等级代表和较低层的教士及贵族，要求按照人头表决。而国王却拒绝这一要求，并命令分别开会和分别表决。但遭到第三等级代表的坚决反对。他们引用了修道院长西哀士的一篇文章，其中有：
“1。什么是第三等级？
什么都是。
2。迄今为止它在国家生活中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
3．它要求什么？
在国家生活中是点什么。”
他们的要求是认真的。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宣布召开“国民大会”；贵族代表，尤其是低层教士代表都表示赞成。国王派军队包围了凡尔赛的会议大厅。代表们于6月20日把会议改在舞厅举行，并宣誓如果不制定出一部宪法来，就绝不离开会场。国王路易做最后一次尝试，他来到代表中间，并宣布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再次命令分别开会。“集会的民族是不接受命令的！”国民大会主席让·巴伊回答说。他用这句话把对专制主义的拒绝和对人民主权的要求提到了日程之上。这就是革命的开端。路易十六没有能力阻止形势的发展。“如果他们不愿意走，那他们就留下吧。”据说他几乎是哭着说这番话的。
王公和上层教士却是另外一种看法。他们强迫国王去解散代表会议；于是他开始在巴黎周围集结军队。听到了这个消息，人们愤怒异常。他们有了被围困的感觉 — 被自己国王的军队围困。在公开的广场，有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呼吁人民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城市。1789年7月14日，群众走上街头，到处寻找武器。他们来到了臭名昭著的国家监狱巴士底狱。据说，过去在这个30米高的围墙内，犯人常被酷刑致死。巴士底狱在人民心中是专制独裁制度的象征而遭到憎恨。于是，游行群众向它发起了攻击，大约100名起义者在攻击中丧生。犯人被解救了出来，典狱长和他的手下被击毙。接着，愤怒的人群高举插着人头的长矛在城中游行示威。
攻陷巴士底狱其实是一个错误，因为只解救了七名普通的刑事犯人，几乎没有得到武器，但在心理和政治上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成功地冲击了专制主义。这增强了人民的自信，并且是向人民掌权的新秩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所以，7月14日，今天成了法国的国庆日。
革命的火花很快就点燃了农民群众。农民也奋起反对他们的压迫者，开始抢劫和破坏宫殿和修道院，焚毁登载他们应尽义务的各种契约和文件。国民大会做出了迅速的反应，在8月4日到5日的夜里，经过激烈的辩论，通过决议取消农奴制度和贵族、教士的一切特权。在税收和法律上，今后所有法国人一律平等。
三个星期之后，于8月26日，“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发表：
“1。人在权利上是生来并永远平等的。
2。任何国家机构的目的，都是保障人的自然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3。任何统治的渊源，从本质上看都是人民。
4。自由意味着，在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可以做一切事情。
5。法律只能制裁对社会有害的行为。凡法律不禁止的，就不允许阻碍；凡法律允许的，就不能限制。”
陈旧的政治体制“旧制度”从此废除。整个欧洲的思想界都向法国抛去了羡慕的目光。法国的国民大会开始着手制定宪法，使法国成为君主立宪国家。这就是说，国王虽然仍是国家元首和行政机关的首脑，但他只有很小的政治权力。这个权力归于国民大会，终于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原则。独立的司法最终保障了权力的分割。
但选举制度却还没有达到我们今天这样的民主程度：选举权仍依据财产和收入。在全国人口为两千五百万的情况下，只有四百万男子有权参加选举。尽管如此，1791年的宪法却仍然使法国成为欧洲第一个合法的民主国家；它成为一切资产阶级宪法的榜样，直到二十世纪。
路易十六不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当国王。他试图携带家小逃往奥地利。但在边境附近被人认出，被士兵又送回了巴黎，并受到严厉的看管。这次不策略的逃跑，却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如果说迄今还没有人想到要废除君主制，那么现在却出现了一个极端的运动，要求废黜国王，把革命进行到底，最后建立共和制度。欧洲的君主们充满忧虑地看到了这个发展，他们担心革命思想会蔓延开来，波及他们的国家。于是，他们宣布同情路易十六，并向他提供军事援助。自1792年开始，他们就以各种组合，向革命的法国发出威胁，说如果王室受到损害，巴黎将被摧毁。面临遭到悲惨失败的危险，加上食品匮乏和物价暴涨，巴黎出现了新的骚动。国王作为主要罪人被逮捕，数千“革命的敌人”被处死。1792年9月21日召开了新的人民代表会议，所谓的“国民公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宣告了共和，路易十六被判处叛国罪，于1793年1月21日，被公开处死。
在这样的动荡时代，旧制度已经废除，新制度尚未建立，一般情况下都会出现两个集团：主张循序渐进、让新制度从旧制度中衍生的温和派，即改良派；和主张尽快彻底改造现实的革命派。
随着国王被处死和共和国的成立，君主立宪制的信徒遭到彻底失败。但即使在共和派中，也分为温和派和极端派两种力量。两个最重要的集团自称为“吉伦特派”和“雅各宾党”。从很多暴力斗争的革命混乱中，极端的雅各宾党人最终取得了胜利。它的一个领袖律师罗伯斯匹庇尔（1758-1794），作为“福利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内政事务。他在无限冗长的演说中，论述道德、慈悲和公正，企图使法国成为一个真正充满美德的共和国。谁要是不同意他的所谓道德公民的设想，那就是革命和法国的敌人，必须被处死。罗伯斯庇尔的“道德国家”和现代的“极权”专制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生活的一切领域都被置于监控之下。人们估计，法国在这个恐怖的统治时期，大约有35000到40000公民死于断头台下。
罗伯斯庇尔的疯狂行为最终导致了他的道德标准只在自己身上存在；甚至他的朋友和战友，例如同样著名的丹东，都因不能满足他的要求而死于断头台下。当福利委员会的成员觉得他们自己的生命都不能保证安全时，他们就把罗伯斯庇尔告上了国民公会。1794年7月28日，他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被斩首。
在后来几个月里，富裕的市民阶级获得了更大政治影响。一个新的宪法开始起草，主要适合革命初期的情况。由五人组成的一个“执政内阁”接管了政府事务。但他们却没有能够为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宁；国内的骚乱不断，法国又发动一系列战争对付反对革命的国家，如奥地利、普鲁士、英国和尼德兰。在这些战争的过程中，一名年轻的将军开始显露才华：拿破伦·波拿巴（1779-1821）。当人民的物资供应越来越困难，国内形势越来越严峻时，拿破伦于1799年11月9日推翻了“执政内阁”，用武力驱散了议会，并作为“执政官”接管了国家权力。不久以后他又宣布：“革命已经结束”。
经过了十年的眼花缭乱、艰苦卓绝的革命年代，法国人民对安宁和秩序的渴望十分强烈，甚至愿意接受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