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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他从福州迁至莆田,为莆田黄姓之始祖;黄岸长子为黄谣,733年登状元徐征榜进士,授闽县县令;黄谣第三子为黄华,765年登状元萧逋榜进士,授散骑常侍;黄华长子为黄昌龄,官至大理寺评事;黄昌龄第三子为黄峣,官至大理寺评事;黄峣第六子为黄璞,官至大理部事,居福建省侯官县,为前黄始祖;黄璞第六子为黄仁济,为馆阁学士;黄詹为黄仁济元孙,宋大观三年(1109)中进士,派任潮州府通判,后升潮州知军州事。

        宋建炎三年(1129),黄詹任满致仕,携眷于潮阳波美村定居,专事著述,设馆授徒,成为岭南著名学者和波美村黄姓始祖。波美村现在还有很多古民居,多为明清时代的建筑,其中最具特色的便是始建于明代的“黄詹纪念祠”。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实地调查得知,黄光裕的爷爷以前是波美村的地主,在村里地位相当显赫。在20世纪50年代初土改时,他们家的土地财产都被没收了,黄光裕的父亲黄昌义作为“地主崽子”自然受到了歧视与欺负,所以他后来甚至不愿承认自己是波美村人。这种怨愤,也影响到了以后的黄光裕兄弟。

        从小受到歧视的黄昌义,于12岁时躲到了凤壶村,投靠了村里的一户曾姓人家,学习榨取柿子油出售赚钱。此后,他和曾家的女儿曾婵贞结婚并在凤壶村曾厝定居下来,成为这个小村庄的“倒插门”女婿。

        据当地知情人介绍,黄光裕母亲曾婵贞祖上曾经是泰国有名的侨商,生意做得很大,开了很多店铺,贩卖布料、糖、鱼、豆等,在泰国显赫一时。黄光裕母亲后来曾骄傲地对别人说:“我们老祖先以前在泰国的名气,跟我们孩子现在在北京的名气一样大,在泰国谁要挂我们家的招牌,他的生意就会火起来。”

        无论是父系的耕读传承,还是母系的财运亨通,都在土改、“文化大革命”等强大的国家运动中被碾为尘土。因为整个村子既不靠山也不靠海,生存的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加上是外姓人的关系,全家所分耕地不足两亩,父亲收入微薄,家里连开饭也成问题。一家六口人挤在不足1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而房间的隔壁就是猪圈。在这个并不富裕的村庄里,黄家是最贫困的一户人家。

        对于年幼的黄家兄妹们来说,小小的凤壶村就是他们全部的世界。这里贫困却平静,中国的政治风云与他们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他们从小就接受了经商发家的熏陶和教育。在那个经商被批判为十恶不赦、要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的疯狂年代,年幼的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却在默默地接受着另外一种教育——母亲经常给他们讲一些祖辈做生意的故事,那份曾有的富有和荣光|奇+_+书*_*网|,对他们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地缘和血缘上的经商体统与基因,在以后激荡起伏的商业环境中发挥了作用。和张扬的黄光裕相比,大哥黄俊钦从小性格显得十分内向,一直沉默潜行,但两人后来在商业上所取得的成功及个人拥有的财富却在伯仲之间。两个妹妹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都先后进入了两兄弟创立的国美电器工作,成为两位兄长的好帮手。

        穷困中挣扎的黄家,选择上帝作为皈依对象

        除了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以外,对这个家族有至关重要影响的,还有宗教信仰和一些朴素的乡村习俗。

        在黄光裕出生的铜盂镇上,便有一座闻名粤东的佛教古刹——灵山寺。灵山寺创建于唐代贞元七年(791),创建人叫大颠禅师,是禅宗南宗六祖惠能的三传嫡孙。据记载,大颠禅师“门人传法者,众至千余人”。当年韩愈因“排佛”被贬,到了潮州后便很快与高僧大颠结成好友,两人过从甚密。①而大颠禅师93岁在灵山寺无疾而终后,留下了一个千年未解的“舌镜之秘”——在圆寂100年以后,人们打开了他当初坐化的大缸,发现唯余一块硬舌根和一面铜镜。

        第4节:第一章  草莽生长(3)

        另外,在铜盂镇上还有一座乐善善堂。据当地地方志记载,它创建于清咸丰年间,与普济庵连为一体。善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做了不少善举,新中国成立后停办,1980年又恢复善务,1984年在旅外侨胞捐助下进行修缮扩建。黄光裕兄弟成为首富家族后,也参与到了当地的慈善事业之中。

        但对黄光裕兄弟思想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天主教。与中国的许多商人不同,黄光裕像其他潮汕人一样,对政治表现出了相对的冷漠,并没有加入任何政治团体。他曾经告诉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即使我想入党,我认为自己也不合格,因为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的家庭有长期的天主教传统,已经有好几代了。”

        据当地宗教史料介绍,早在清顺治七年(1650),便有西班牙多明吾会派传教士来到潮汕地区从事传教。在晚清时期,因为国力衰弱,而且汕头地区灾害不断,尤其是光绪年间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大地震与海啸,这使得贫民的人口急剧增加。而此时传播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正好迎合了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需要。当时的圣餐仪式,并不像现在的教会一星期只举行一次,所用的食品只是象征性的,而是一星期数次,某些教堂甚至是一天几次,而且圣餐用的无酵饼与葡萄汁或酒分量很大,足以让人吃饱。有些人虽然不相信教义,但仅仅为了吃饱饭,也会跑到教堂里去。所以,在潮汕地区,人们至今仍然习惯把信仰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称之为“食教”。

        在穷困中挣扎的黄家人,同样选择了上帝作为自己皈依的对象。黄光裕一家是村内的首批信徒,四兄妹均受过洗礼。

        黄光裕的父亲成年累月在外面奔波,经常是一个多月才回来一次,于是母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她在黄家兄弟姐妹的成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启蒙作用。

        在《105亿元传奇——黄光裕和他的国美帝国》一书中,曾婵贞被描述为一位勤劳、坚韧而又充满乐观情绪的母亲。她认为,只要为这个家去作贡献了,即使再穷、心里再痛苦,可每当听到孩子在叫妈妈的时候,看到他们笑的时候,看到他们会坐了、会爬了、会走路了,看到他们慢慢长大了,这就是做母亲的最大安慰。

        信奉天主教的母亲,牢牢记住了《圣经?缄言》中的一句话:“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母亲对四个子女从小就进行自己所奉行的金钱观教育。她告诉孩子:钱,就是一张纸,可能是很有用的,也可能没用。你把纸币揉碎了,扔在地板上,就跟一张废纸一样。但是,你如果把100块钱用好了,就有可能变成1000块、10000块。

        母亲在家做手工活的时候,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俩常常利用放学后的空闲时间帮她一起做。母亲便手把手地告诉他们,做一件东西可以换回多少钱,让他们记下用劳动可以换回多少金钱。等这些东西换回来钱了,母亲又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没有这种努力就得不到钱!

        母亲对子女家教甚严,但她从来不打骂孩子。有时气极了,也最多嚷一嚷,或者非常严厉地教训一通。
        当两个孩子长大了,准备到外面世界闯荡时,母亲虽然十分担心,但还是没加阻拦,并向他人借来高利贷给兄弟俩做本钱。

        黄秀虹觉得,整个家庭之所以没有被贫困压垮,全赖母亲对子女们的正确教育。与两位哥哥一样,黄秀虹一出生便接受了洗礼,而这份信仰也在引导着她。黄秀虹对笔者透露了她的人生终极目标:那就是在成为一名商界的知名女性企业家后便退下来,集中时间和精力去办一家慈善机构,希望自己能成就一番类似于德兰修女的事业。

        事与愿违。随着2008年底黄光裕和黄俊钦被警方调查,黄秀虹不得不匆促上阵,于2009年2月13日接替其二哥黄光裕担任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挑起家族企业的大梁。她的人生规划恐怕得因此延迟了。

        据《亚洲周刊》报道,信仰天主教的黄家,在富甲天下之后,曾慷慨解囊,在家乡捐资盖过教堂。数年前,黄家捐款400万元,在凤壶村兴建了一座教堂。另外,据潮阳电视台报道,2006年的时候,在黄光裕父亲黄昌义的出生地西胪镇,曾婵贞也带头捐助共筹得资金240多万元,对原西胪天主堂进行了重建。

        第5节:第一章  草莽生长(4)

        还没来得及长大,就被抛到了时代的滚滚热浪之中

        少年时期的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最大的愿望就是走出农村,到城市里面找口饭吃。当时,农村孩子想走出去常见的有这两条途径:读大学或去当兵。但这两条路对兄弟俩而言都不现实,他们不得不寻找另外的出路。

        对于当时的很多潮汕青年来说,还有一条冒险的道路可供选择,那就是偷渡去香港或澳门。根据《南方周末》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显示: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虽然远高于广东全省农民人均年收入的77.4元人民币,却与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13000港元年收入相差有百倍之巨。正是这种贫富差距,加之当时港英政府对偷渡者的人道主义宽待,让广东省当时的偷渡现象十分严重,每年偷渡逃港者数以万计。但是,黄家显然接受不了这种可能要以生命为代价作出的冒险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