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盐不含氯化镁，没有苦味，炒川菜，腌泡菜没有这川盐，可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对于罗淑来说，老马湾是个既美又丑，既宁静又凶险的地方。父亲的带小花园的宅子固然舒适美丽，可是走出黑漆大门，紧挨着就是熬盐的灶房。那里面的景象使人惊心动魄：一排四口大热盐锅，每口锅的直径都在二米半左右，日夜不断地翻滚着大白泡。那舀盐水的大木构，起盐的大铁铲，都不是一般人举得起，使得动的。灶匠从头至脚被烟熏得漆黑，尤其是脸，乌黑一团，只看得出两个白眼珠，骨瘦如柴，鬼怪一般。盐灶砌得很低，几与地平，灶匠添盐水的时候，万一被煤烟和水蒸汽迷糊了眼睛，就有失足跌下沸腾着白色溶液的盐锅的危险，起盐的时候更是艰险，要把达几百度高温的炽红的巨大盐抉从大锅里撬出来，抬到地上逐渐冷却。罗淑熟悉这可怖的灶房，熟悉在这里干活的人们，听过盐工掉进盐锅被烫死的故事。
罗淑的母亲收留了一个老乞婆的女儿，给罗淑作丫头，取名玉姑娘。老乞婆住在沱江边无主的荒坟山上一个洞穴里。江边有许多这样的洞穴，相传是古时候流放的犯人来开采盐井时居住的。罗淑和玉姑娘时常穿过没膝的蓬蒿，去给老乞婆送吃食。老乞婆就是《井工》中老瓜娘的原型。那玉姑娘长得小巧白净，尖鼻子薄嘴唇，比罗淑大两三岁。她乖巧伶俐，是个厉害姑娘，带着罗淑到处转，讲了许多故事给她听。日后她做了罗淑小兄弟世泽的情人，。世泽背弃她娶了一位阔小姐，她大闹婚堂，最后委委屈屈做了世泽的妾。不过那已是后话了。
罗树屏是个白皙瘦弱的人，不善理财，嗜鸦片，家业一天天败落下来。他索性把志趣放在读书上，生意委给账房先生。虽然住在偏僻的乡间，他却非常关心天下大事，家中常年订着《民报》、《神州日报》、《民主报》等报纸，家中的孩子时常翻来乱看。
搬到乡下的当年，罗树屏和邻近的灶户共同办了个家塾，课读子弟。当然教的都是经史子集之类。这时辛亥革命已经把新思想带给了青年人，孙中山成了他们的偶像。大家都不爱读古书，都想学孙中山去学医，到外国去，学点实实在在能救国救民的东西。这时灶户的子弟中已经有了留学日本的人，也有到成都去上新式学堂的人，这对青年人是股很强的冲击波。首先是罗淑十三岁的哥哥世安在同窗带动下，宣布他要学医。听说德国的医学最发达，而德国西门子电机厂在成都办有德文学校，毕业后保送德国，他执意要去。罗树屏深喜儿子有志气，马上就答应了。
谁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文学校停办，德国人也走了。世安为了继续学习德文，在同学马宗融陪伴下跑回老马湾，向父母要求到重庆去读书。马宗融是个回族青年，比世安大七岁，高大魁梧，热情爽朗。树屏公被世安和他纠缠了好几天，终于给了盘川，答应他们去重庆读书。不料两个少年去的并不是重庆，而是千里之外的上，海！树屏公这一气非同小可，罗老太太也几乎哭瞎了眼睛。她们一致认为世安上了宗融的当，受了宗融的骗，把宗融恨入骨髓。当时罗淑已经十一岁，半懂不懂的。她只觉得新奇，崇拜见多识广的哥哥。她立志要和男子一样刻苦读书。当父亲生气不肯给哥哥回信的时候，是她在妈妈的支持下，给哥哥写信、寄钱。
世安和宗融在上海住了年余，去了日本。后来因为参加留日学生的东京街头游行，反对段棋瑞政府卖国的军事密约，被日方驱逐回国。他俩在上海加入留日学生救国团，参加过《救国日报》的发行工作，之后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罗淑和世仪、世泽两个弟弟留在老马湾读家塾。罗淑是家塾里唯一的女孩，她沉稳庄重，思想细密，追求真理的劲头热烈而执著。她一身男装：马褂大袍，瓜皮小帽，一根粗大的辫子端端正正垂在脑后。家塾里沿墙摆着六个男生的课桌，上方正中坐着老师徐新斋。老师的身后通一间小小的内书室，蓝布门帘垂着，罗淑就静静地坐在门帘后面听老师讲课。遇到需要老师个别辅导的时候，老师就跨入内书室，单独给罗淑讲解。
然而，罗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家塾里教的那些古书越来越不能满足她。1917年《新青年》已经在提倡白话文；1919年，五四运动的春风吹到了成都；报纸上出现了讨论妇女问题、劳动问题的专号；有不少文章是反对封建文化，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五四时期在四J；D相当有名，写过《说孝》、《吃人与礼教》等文章的吴又陵（吴虞），对罗淑也有影响。更何况，还有哥哥世安呢。世安在家里一向和妹妹最好，自从离开家，树屏公一直不肯原谅他的不告而别，很少给他写信。这样，世安和妹妹之间的书信来往就多了起来。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的遭遇和感受，一一讲给妹妹听。他忧国忧民的心情和投身反帝救国活动的行为，深深地感染着罗淑。新思想激励着罗淑的心，她希望走出家门，到外面的大世界去看看，去学习新知识；她想要像哥哥那样去学外国文，或者别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1921年，罗淑请求父亲允许她去上新式学堂，树屏公迟疑了一阵，还是同意了。这时的他已经年逾花甲，身体十分虚弱。更兼家道败落，拂意之时多，称心之日少，既然自己已经不行了，为什么不让女儿出去闯闯呢？罗淑起先进的是简阳女校。女校毕业后，于1923年转到成都一女师，上了旧制中学第十班。这时她近二十岁，在老马湾已经是个应当出嫁的大姑娘了。1927年，她又进了一女师的高级中学师范科第二班，立志毕业后做一名教师。
一女师当时在成都以管教严、学风好著称，学生中有很多富人或军政要人家的“闺秀”，但也有不少普通人家的女儿。学校里窗明几净，肃穆幽雅，校长天天要亲自下来巡查。窗棂、书橱都要用手仔仔细细摸过，要求一尘不染。学生夏天穿白衫，秋冬穿蓝布衫，黑裙黑袜，头上的发辫盘成精致的小髻，出入校门若不坐轿，必须结伴而行。那时成都的封建势力还很强，学校里一般没有女教员，男老师来上课时，有一名监学坐在教室里进行监督。这些监学可以任意拆阅学生的书信，盘诘学生的私生活。学生们憎恶这些监学，给她们起绰号，有一个监学干脆就叫Tiger（虎）。
旧制中学虽说依然要学《礼记》、《左传》、《易经》、《烈女传》等老古董，但也添了物理、化学、数学等新课程，还有两位传教士教授英语。正课而外，学校里禁止看“闲书”，《水浒》、《红楼》、《西厢》等都在明令禁止之列，新的白话小说就更不用说了。可是，不论学校的管教多么严，清规戒律如何多，新思潮的传播是封锁不住的。罗淑最爱买书，越是禁看的书越是要买了来看，尤其是《新青年》、《小说月报》等进步的白话刊物，更是爱不释手。
罗淑从不放松自己的学业，但也不一味埋头读书。社会动荡变化，祖国在遭受列强蹂躏，她那颗年轻热烈的心再也平静不下来，她成了令校长头痛的活跃分子。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同学们纷纷商议要召开追悼会纪念，校内的保守势力极力反对。罗淑当年的同学至今犹清楚记得，是她在同学们中间响亮地提出：“追悼一位革命家是理所当然，我们不管那些顽固派，”
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罗淑结识了比自己低一班的好朋友朱正珊、余继文、唐世兰。他们志同道合，形影不离。她们不怕抛头露面，时常结伴出校游玩。春天，她们到青羊宫去赶花会。世兰爱兰草，正珊爱牡丹，继文爱菊花，而罗淑最爱梅。秋天，朋友四个去逛武侯词，高声朗读石刻的《出师表》。正珊说：“我钦佩武侯治国之才”；继文说：“我景仰武侯的忠义智能”；罗淑说：“我领会了诸葛武侯的一片爱国丹心。不过曹操重视文事与武功，广罗天下才智之士，横槊赋诗，一世之雄，也不是刘备、孙权所能比的。”同学们的共同愿望，是自立，不依赖父兄，自食其力，做一名合格的小学教员。四个人也曾结伴，乘轿子到余继文的家乡乐山去玩。乐山当然是个好地方，可是人穷，有些妇女迫于生活，不得不以抬轿子为生。日后罗淑于1936年5月用“石每”的笔名，在上海叶之华主编的《进化》月刊上写了一篇关于女轿夫的故事，篇名《轿夫》。这篇散文后来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一集。
在罗淑的亲友中，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的农历2月15日，风和日丽。罗淑和十多位同学到青羊宫去赶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