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只用在对付破坏这新生活的进犯者。眼泪虽然还会在最欢乐的时候进射出来，那也只是过去受难的即将消逝的影于。这儿人民走出贫穷、封建和愚昧，残废者各尽所能，组织起来互助的工作，连监狱都成了学校。”曾克在这里所描写的，正是这本书里的光明主题，是人民朴素的理想，是日后我们这块土地上的美丽风景——一个新社会的蓝图。
四
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给中国这块苦难的土地带来最后的和平，中国人自己还得来一次你死我活的最后较量。1947年春——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的前夜，曾克正式参加野战军，在野战军新华总社任随军记者，跟着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南正北战，在战士的行列中和行军、作战及大小会议上，都经常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同年夏，刘邓大军接受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要执行挺进大别山的反攻任务，部队决定，除了卫生部门和文工团的女战士外，女同志一律不参加南征。而这时已是一位母亲的曾克焦急万分，月夜向刘邓亲自请战，而终被获准，一时成为部队的美谈。
在跃进千里无后方的大进军中，曾克和野战军部队一起，冒着飞机的轰炸扫射，爬险山，涉恶水，终于进入大别山，她积极投入重建根据地的斗争，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到岳西县二区发动群众，支援野战军。这时，她创作了著名的报告文学《挺进大别山》。茅盾对这部作品予以充分的肯定。他在该书序文《读〈挺进大别山〉》中说：“严格说来，《挺进大别山》这集子内的各篇，还不是短篇小说，而是一种速写，或报道。正如作者在《前记》中所白：‘这些东西，都是时间性较强的新闻，由于当时交通阻隔，发稿困难，而只将它简单地随时记下来，现在仅仅是想做为材料保存起来。’然而正因为是‘随时记录下来’的，所以有一种新鲜活泼的气韵保存在字里行间，现在读起来，神味仍然是隽永的。”这本集子包括六组速写，综合来读，可以“看到挺进大别山这一伟大的英勇的进军的轮廓”。在各篇中，茅盾喜欢《送别》、《沙原上》、《史玉伦同志永垂不朽》、《突击》、《我认识的第一个营长》、《过涡河》、《陈锡联司令员会见了妈妈》等，这些篇章里的人物虽然还是一种素描，一个剪影，“可是很生动，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里也时常有小段的风景描写，周围人物的衬托，也颇轻灵可爱。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涉笔偶感’的风景描写大抵是能够和人物的行动有机的联系起来，换言之，作者并不是为了要给人物找衬托这才描写风景的，更不是为写风景而写风景，——风景和人物相当地做到了‘血肉相关’。”
之后，曾克便又投入淮海战役、渡长江战役，解放大西南，亲眼目睹和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成为军内军外闻名遐迩的战士作家。
1949年9月，在共和国成立前夕，曾克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全国文协（即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在极端艰险的战斗岁月里，除了信念、战友和群众的帮助与鼓励，与河南同乡、上海大夏大学同学——第二野战军新华社记者柯岗在战争空隙的短暂相聚，总是互相鼓励，彼此关怀，时时提醒记者的责任，询问笔耕的收获。于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把他们从友情、同志之情中拉了出来，送他们踏上爱情之路。柯岗在一首《夏日的清晨》一诗里说：
这花朵样的夏日的清晨
我出发到火线
朝阳把东方的浮云镶着金边
有小雀飞过开满红花的石榴树
把晶亮的露珠落进怒放着的花心。
淡色而修长的路
从我家门前劈开了熟透的麦田
直伸向老远老远的地方
那里有炮火激响。
我的马背好了鞍子挂在路旁
它心急地吹着鼻子
敲着前蹄。
我是刘伯承将军的老战士
我曾经跟着他把日本强盗杀死
我必须跟着他打倒卖国贼
我跟着他习惯了胜利。
我懂得胜利的诗要用英雄的血来铸成
我懂得那诗里要有自己的血
我的亲属、爱人和朋友就更光彩。
现在我要出发到火线
再有一分钟我就跃马扬鞭
我的美丽的夏日的清晨
将被我保护得更美丽
我的嫣红的花要为我怒放到凯旋……
这首感人的诗，和那些爱呀恨呀的爱情诗不同。这是一个战士扑向枪林弹雨前向自己亲人的表白。关于这首诗，曾克对我说：“这首诗是1947年夏天柯岗在平原到前线之前写给我的。当时我们并没有结婚，也没有想到结婚。因为何岗也是已婚的人，他妻子是我最知己的同学，因此，虽是血与火的战争岁月，也不可能失去理智。但我们很明显地彼此相爱着，因此他才将这诗给我。”直至1950年，曾克与黑丁的感情疏远了，柯岗妻子的感情也转移了，他们才正式结婚。曾克在给我的信里说：“我和柯岗从相爱到共同生活，虽然坎坷多难、分离时间多，但通信却少。就是那些不多一些信件，也在文革十年中毁掉，所能珍藏的只有他写给我的这两首诗。”曾克所说的两首诗中的另一首诗，就是1952年5月柯岗从西藏高原归川途中遇雀儿山雪崩路断滞留德格，偶见白发丛生，拔除三株，置于云南昆明花都寄来之红花袋内，信手自题，藉记心痕的《雪山情思》：
红花白发共一包，春霄酷寒情梦扰，雪崩路断行不得，冰封
三月音信杏；边疆雀懒误家书，寄语万里阳关道，遥祝花都春长
在，五月高原花开少；形影憔悴思情浓，扬骨天涯爱难消，卫国爱
家生命任，云端峭峰人可到；夜间孩啼唤爹娘，惊魂白发似秋草，
且将白发件红花，红花白发慰寂寥；关山重重自题心，心随冷月
上树梢，但愿冷月识真情，抛寄我心莫辞劳。
这诗的字里行间仍然是战士的浩荡情怀，虽然更多了些亲情。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开展西南地区的文艺工作，曾克转业到地方；自1950年至1978年，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及重庆市文联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一二三届理事、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云南省文联副主席。她在担任党和文艺行政领导工作中利用一切机会到工厂、边疆、海防部队深入生活，创作了不少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同时又完成一些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
五
像许多作家那样，文化大革命给她一家带来的是灾难。柯岗无辜地遭受四人帮的逮捕和杀害（未遂），虽然反动派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柯岗留下了严重的残疾，尤其给他们一家人的精神上留下了不可治愈的创伤。曾克的全部作品遭禁，书的封面上统统用大黑笔涂写着“黑书，禁阅！”的字样，写作更是寻找不到那份自由和空间。由于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理想、事业、信任、理解的基础上的，所以，他们才经得住生死的考验。曾克说：“我们生死相依，风雨同舟，四十多年来，经历了许多坎河和生离比别的痉和考验。也许，这就是人生。
1978年，雨过天晴，春满人间，这是曾克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恢复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小组党组成员。参加中央军委组织的《刘伯承传记》编写工作，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关心下一代艺术委员会顾问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和《中国风》杂志社长、主编。
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曾克用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个和汗水，辛勤耕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自1938年以来，她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在汤阴火线上》（1938年，武汉上海杂志公司）、《铁树开了花》（1950年，天下图书公司）、《光荣的人们》（1950年，上海杂志出版社）、《走向前线》（同上）、《挺进大别山》（1950年，华中新华书店）、《计划及其它》（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挺进大别山》（新版；199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小说集《边疆》（与柯岗合著；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新人》（1955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同成长》（与柯岗合著；1957年，作家出版社）、《前仆后继》（1963年，辽宁文艺出版社）、《第十四个儿子》（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散文集《因为我们是幸福的》（与柯岗合著；1951年，重庆人民出版社）、《遥寄祖国的孩子们》（19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曾克散文选》（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水晶般的心》（1993年，新华出版社）及电影文学剧本《中央突破》（与何岗合著；197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主编大型回忆录《春华秋实——开封北仓女中回忆录》，还与柯岗、薛洪兴合编《刘伯承中原逐鹿》（1983年，解放军出版社），《刘伯承传》也已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