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俩煎熬了一天，枪一响，敌人滚蛋了。两个女孩儿饥饿难忍，踩着一尺厚的大雪寻找亲人。在一个讨饭的男孩儿的帮助下，终于找到死里逃生的母亲。
从此，刘真小小的年纪懂得了爱和恨。
后来，党组织把刘真全家接到根据地，大人进了被服厂，给八路军做鞋做衣服，母亲和嫂子加入了共产党，刘真上了小学。妈妈看着女儿的书本，第一次露出欣慰的笑容，她说：“这可好了，我不用担心你以后会受婆婆的气了。”
“你的小说中出现过许多天真可爱的小交通员、通信员、宣传员，一个个小八路，都有不平常的经历，活生生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这和你自己的生活一定很有关系！”
“是的，其中许多人物简直就是我自己啊。”刘真直率地告诉我。
1939年，九岁的刘真和两个比她大一点的侄女一起参加了冀南军区六分区宣传队。大同志给她取了个正式的名字刘清莲。穿起银灰色军装，戴着闪着红星的军帽，小姑娘正式成为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战士们像兄长一样体贴她们。夜晚行军，小姑娘一面走一面睡，常常是队伍拐了弯，一头碰在大树上才醒来。大同志怕她们掉进水井，用绳子拴住她们的腰，另一头捆在自己的胸膛上。到一处宿营，队长和指导员给她们铺上暖和的草窝，自己睡在冰凉的炕上。一有紧急情况，先给她们捆背包，系扣子，打绑腿。在大同志的督促下，刘真从未间断过文化学习，每天必须认识五个字，就是行军作战，也要利用休息时间写写划划。
1941年，刘真加入了朱德青年团。第二年部队精兵简政，她被送到地方上，剃去头发，当了小交通员。这时，十三岁的刘真已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了。这两年，华北平原极其艰难，大旱灾加上大“扫荡”，一片恐怖。敌人到处设炮楼挖封锁沟，大人跑联络很不方便，任务就由小交通员承担了。刘真夜间带路，把各处来的同志送往延安、太行山，完成了任务，常常是不管白天黑夜，卧地而睡。碰上敌人，她能编造许多故事，蒙骗过关。南来北往的行人哪里知道，这个衣衫褴楼的娃娃是个女孩，而且还是个身负重任的交通员呢。
由于叛徒的出卖，刘真和她的侄女被捕了。伪县长威胁大人说：“不投降就杀掉孩子”。刘真的哥哥回信斩钉截铁：“愿杀就杀，愿砍就砍，孩子我们不要了。”她母亲四十岁才生下刘真，小女儿简直就是她的命根子，但这时她没掉一滴泪，只是说：“对待敌人，只能这样！”后来，游击队捉住伪县长的家属，才把被捕的同志和孩子换了回来。
不久，组织上决定送刘真去太行山学习。听到消息，她觉都睡不着了。两年来，她不知送走了多少同志，每一次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的去路，那日落时的云彩，在她看来就是美丽的太行山啊，这一次轮到自己了，整夜地快步飞走，哪里还知道累。过了京汉路，头一次望见山，她爬上房顶不下来，惊喜地叫着：“我真的看到山了，像白云似的远山啊！”
来到太行山的涉县，上级通知她入抗日小学读书，她哪里懂得文化学习的重要，见大人都参加整风，也闹着跟了去。十个月的整风学习后，她还是被送去读书了。在太行联中豫北分校，学习了语文、政治、历史和数学。半年后，她被调回到“平原剧社”当演员，参加了《兄妹开荒》、《动员起来》和《二流子转变》等不少节目的演出。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里，刘真度过了难忘的岁月。接着，她又投入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当打开古城邯郸时，小战士刘真第一次进了大城市，第一次见到电灯、电影、剧院，她嚷起来：“噢，世界原来这么大？”。她坐在一栋大楼上对着扩音器，把新华日报刊登的各地胜利的消息广播给全体军民。作战科长说：“我还以为是咱们电台的广播呢，闹了半天是你呀。”刘真美滋滋的，心想，电的能耐可真大，我一个人说话，全城都听到了。
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刘真和文工团的同志们，不分昼夜地转运战俘，护理伤员，掩埋烈士的遗体。部队来到河南，文工团在这个久被敌人占领的地区开展了宣传活动，他们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敌人，宣传政策，刘真常常担当演讲员。他们还演出《血泪仇》、《白毛女》、《兄妹开荒》，在《白毛女》中，刘真扮演贫农姑娘喜儿。团员人手少，需要多面手。刘真不但能唱歌会演戏，还学拉胡琴，在乐队里充当一名“乐师”
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部队跋山涉水，日夜兼程，来到了当年红四军（第二野战军一二九师）的根据地——大别山。一别十九年，幸存下来的红军干部，很少有人能找到自己的亲人了。刘真亲眼见到，一位十三岁出来当红军的卫生部长，家园已成废墟，他费尽力气，才终于在山洞里找到了老母亲。十九年来，这位革命的母亲，铺盖野草树叶，依靠山林里的小毛栗子和儿子定能打日来的信念，坚强地活了下来。老人见到儿子泣不成声，但说出的第一句话却是：“不要管我。彻底打败敌人，再回来和他们算血债！”刘真经历了许多这样的悲壮的场面，生活感染了她，教育了她，使她在斗争中成长起来。
淮海战役后，打开了武汉，刘真随同部队进入这座中南的大城市。高楼下，到处睡着讨饭的大人孩子，多是破了产的农民。一些无家可归的少女，站在黑暗的墙角，被人喊作“野鸡”。汉口有个娱乐场叫“民众乐园”，里边五花八门，艺人的处境十分悲惨。有一次刘真和同伴来到这里，在挂着“怪人团”的牌子前停住了，她们好奇地走进屋。这是一间肮脏的小屋，炕上十来个孩子，被人弄得奇形怪状，有的头大身小，有的脑顶尖下巴大。每进一批观众，手执皮鞭的大汉就抽打这群怪人，逼他们笑、爬、跑。刘真目不忍睹，哭着跑了出来。她的感情像烈火炙伤了一样痛苦。大城市武汉，满目疮痍，还没有来得及荡涤的种种黑暗腐朽的场景，给刘真留下了极悲痛、愤恨的印象。
部队进入四川后，没有来得及逃走的敌人化整为零，穿起便衣，目夜残害老百姓。刘真在一个连队里，参加了川南和顺县狮子滩大大小小的剿匪战斗，在战斗中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
九岁参加革命，在战争的风烟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刘真，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经历了太平年间人们所不可能经历的磨难。农民家庭、革命队伍、同志的情谊、敌人的残酷，陶冶了刘真的性格和世界观，也像一部历史的洪流，汇成她创作的源泉。
当有机会动笔写作的时侯，过去可歌可泣的生活首先涌到她的笔端。《好大娘》里描写一位革命的老妈妈，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照料战士们的生活。日本鬼子“大扫荡”，作品中的“我”（即小刘）和部队失去了联络，在敌人搜捕的时候，老妈妈舍生忘死地营救她，掩护她，冒着生命的危险，从敌占区背出小刘，找到自己的队伍。《我和小荣》中的主人公就是两个孩子，一个是“我”十五岁的小王，部队里的“小鬼”，出生入死地通过敌人封锁线传递文件的小交通员，一个是十二岁的女孩小荣，普通农民的女儿，也是个小联络员。这一对孩子既勇敢机智、乐观顽强，又天真纯洁、活泼可爱。在《核桃的秘密》里，作者索性给主人公起名叫刘贞儿，写这个小女孩一件不光彩的故事。在太行山八路军干部学校里学习。有一次偷吃了老百姓的生核桃，又苦又涩的黄水从嘴里流出，难受得真想哭。核桃的主人，一位老妈妈，听说是八路军学校里的一个小干部偷了她的核桃，不但不准别人责备，还特别带来四个熟了的核桃给她。这位老大娘相信共产党，把两个儿子都送去当了八路军。《弟弟》写一个叫长生的男孩子，向往革命，参加了八路军，在战斗中迅速成长，最后光荣牺牲。《英雄的乐章》着力描写的是在战斗中成长的英雄张玉克，他和“我”—一清莲，从童年起就结成了朋友，在战争中，他们多次分别又会见，走过了少年、青年时代，结成深深的爱情，但为了革命，为了人民，张玉克在解放的前夕，献出自己的生命。《长长的流水》通过小刘的回忆，讲述了“红小鬼”小刘与李大姐之间动人的革命情谊。倔强、调皮、有点自高自大的小刘，因为当过宣传员、交通员，被敌人逮捕过，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喜欢学习，在李大姐严厉亲切，以身作则的影响下，逐渐克服了自己的缺点。……这些以太行山区革命军民斗争为生活背景、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带着明显的自传痕迹的作品，是刘真前期生活的艺术再现。作品中的少年英雄，从宁死不屈的小赵，勇敢机智的小荣，到主人公“我”，都使人感到，不是作者自己就是和作者一起战斗过的伙伴。那些好大娘、好大姐、好领导不正是作者成长过程中，保护过她、哺育过她的人民群众和同志么？军民的鱼水情，战友的同志爱，革命者的崇高的思想品德，阶级敌人的残暴无耻，在刘真的作品中都得到充分反映。
粉碎“四人帮”，刘真又一次从黑暗中闯过来，她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回太行山看望养育她的父老兄弟，她仿佛又回到难忘的过去，一篇篇感人肺腑的散文像泉水般涌了出来，这些作品，同样有着当年太行山生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