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张洁并不掩饰自己的失望与悲哀，她看到了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联合起来向现存世界挑战的现代妇女悲剧的必然，并使人认识到妇女的真正解放除了有赖于个体或群体的精神觉醒与实现水平，也有赖于整个社会和全人类的解放尺度，没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任何超前的精神追求都会落入现实的窘境中。《方舟》中妇人的不幸，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精神与物质间巨大落差的悲剧。老实说，在我们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妇女无力承担太多的人生角色，无力独自一个人应付繁重驳杂的生活压力，传统习俗和物质条件的限制也使当代中国妇女难以享有西方独身主义者的精神与自由。由西方女权运动衍生出来的独身女性的那种对性别角色的否定态度，那种贪欲一切足以增进个人自由发展的精神，那种沉湎于借游戏、旅行、艺术等满足个人发展的愿望，那种执著于按照个人的兴趣自由从事休养、娱乐、社交、社会工作或私人慈善事业的追求，对于挣扎于“方舟”的中国妇女来说，几乎是一种奢侈。张洁怎能不慨叹：“做一个女人，真难。”她穿透了人生。“方舟并骛，俯仰极乐”，那极乐的世界在哪儿？
张洁在幽怨中怀疑。然而，正统的世界态度的左右，又使她不失批判现秩序的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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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在文学成年时代所显示出的自我超脱力是惊人的，表现为与社会和政治意识的亲合，与以往的女性情绪的疏离（比如《方舟》中所谓的“女性雄化”），以及对于正统、严肃的世界态度的烙守。她把自己以往建立在古典唯美之上的那份独有的璀璨，淹没在保持着正统严肃面貌的社会现实批判中，淹没在对政治的领会中。她的转型，是一种成熟的标志，也是一种代价的付出。
从《他有什么病》开始，张洁好像突然变态了。在这一次大幅度的转型中，她反叛了自己在文学成年时代那种成熟的严谨，那种寓于常态情绪的人生感慨和幽怨，那种不失正统面目又饶有分寸的社会把握和文学观照。仿佛是终于沉入到生活的渊底，把这个世界看了个底儿掉，张洁不仅仅是怀疑，而是对世界彻底失望。如果说，这样的失望带给人类的是精神的衰老和畸变，带给张洁的则是一种犹如人生更年期的焦躁和怪癖。变形的中性眼光的文学观照，现代荒诞形式的社会人生把握，作品内质的超现实化和文学情绪的非常态化，作品秩序的不均衡、紊乱与抽象化，以及创作心态的审丑趋向，使她这一时期作品表现出一种来自反面的指控、反抗、否定的性质。张洁变得老辣、尖酸、刻薄，显得玩世不恭，又好讽世讥俗。她似乎在着力于一种恨与厌恶的宣传，在充满无人情的恨怨和以毒攻毒的嘲谑中，戳穿的是世道人心的阴暗，使我们领略到的是一种犹如恶作剧式的游戏谜底。
是由于社会本体日复一日地堕落？对心中上帝信仰的毁灭或抛弃？由于对这个上帝恋情的历史惯性？虽然依然难以说清，但是你不能不承认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太多的人生悲剧体验使人们普遍被一种“畏”苦苦折磨着——存在主义哲学家基尔凯郭尔把人们无名的世界虚无和恐惧感概括为“畏”，认为它包含着厌烦、忧虑、失望三个层次。——谁能对“畏”的世界感所激起的那些怨声载道，那些亵渎，那些调侃，那些扬着突发机智的黑色蓝色灰色黄色的“民间幽默”无动于衷？张洁尤其不能。她肯定像许多人一样被“畏”的世界感所笼罩。不然，她为何携着同样的亵渎、调侃和杂色的民间幽默，彻底跳出了美的圈定，落在了“对抗美学”的边缘，偏偏为自己挑选了一付丑的滤镜？倘若你能够欣赏此时的张洁，我敢说，这样的接受就是一种共鸣，一种世界感的认同。
是存在的荒诞不经逼出了现代主义的离奇古怪的恶作剧和文学游戏，也迈出了张洁独有的文学机智。这样的机智使张洁再一次获得她在文学的成年时代被一度淹没的辉煌。《他有什么病》以亵渎的口吻、放任又欠节度的情绪宣泄，暴露现实人生中习以为常的行为和心理畸变。种种早已被人们司空见惯的可恶、可鄙、可悲、可笑、可怒的症象，经过一种非常态情绪的渲染，在夸张和变形之后强化了各自的性质。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处女膜在羞涩感的彻底摒弃下被丁小丽幻化出来，它大得可以“节成两厘米见方的小块，卖给那些丈夫不中用的女人”，“薄得让风一吹，就呱嗒、呱嗒地响”，“保证一吹就破”，使女人能受到道德委员会的嘉奖。恶狠狠的近乎胡话般的诅咒，指控了世俗冥顽不化的处女嗜好，从反面否定了一种社会丑心理。胡立川的日记以直言不讳的内心剖露显示出爱国知识分子现存的荒诞感。外科主任陈莲生梦见自己变成一块华美的奶油大蛋糕，被四周的人用又粗又长的舌头耐心地、慢悠悠地一丝一丝、一条一条地舔没了，他坐在公共汽车上的淌着口水昏昏欲睡的呆状和丑态，把当今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纳入丑的感性形态的描画中。陈么妹面对众人对罗曼先生《肛门与蔷蔽》的讲演崇拜，向那位领导世界文学新潮流的泰斗不恭的发问（如“阳痿”之类的恶语），显然从反面强化了其中“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批判意味，使之成为以恶抗恶的挑战或游戏般的挑衅。
《鱼饵》中语言的泼辣、尖刻和粗俗更令人瞠目结舌。“三八”一类的淋漓咒骂，“嗅了嗅几个臭隔肢窝”，“寻了一番花、问了一番柳”一类的恶语亵渎，将对现实人生的否定与批判情绪置于审丑的形态之下。AB的鱼钩和BA的观钓完全是一个超现实的故事，一场恶作剧式的人生游戏。他们因为那些“如指盖大小、多边的、过渡颜色复杂得令人难以确认的，你可以说它是鱼又可以说它不是鱼，或随便说它是你所希望的什么”的鱼非鱼所展开的争斗，他们在一场恶战后双双落水被鱼非鱼所食的结局，实则一幕抽象化的人间悲剧。张洁以对丑事物的抽象，打破了现实世界具象的秩序，摆脱了具象存在的偶然性，甚至控空了一切现实自我的内容，在一种必然律与合规律性的追求中，显示出对现存世界的永恒观照。只有洞悉人间的丑恶并为此而引起巨大的内心躁动的人，才有可能产生如此的具有超验倾向的抽象冲动，并以抽象所构成的联想整体寄托自己带有批判和否定性质的观世应物的世界感。从艺术史的角度看，人类抽象冲动的驱力来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不安定感和渺小感，原始民族面对现存世界的变幻莫测，不得不在一种永恒的寻求中获得心灵的栖息之所，正如沃林格所说：“抽象冲动则是人由外在世界引起的巨大内心不安的产物”，“他们在艺术中所觅求的获取幸福的可能，并不在于将自身沉潜到外物中也不在于从外物中玩味自身，而在于将外在世界的单个事物中从其变化无常的虚假的偶然性中抽象出来，并用近乎抽象的形式使之永恒，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便在现象的流逝中寻得安息之所。”表现为现代艺术意志的抽象风格，自然也是现代人侧身世界与丑恶人生所产生的不安定感和渺小感的结果。面对必然律和规律性的永恒中被张洁抽象出来的鱼非鱼，你能说自己在人际世界永远说不清道不明、要多没意思有多没意思、要多复杂有多复杂，却又使任谁也摆脱不了逃避不了，并且能将人置于绝境的无端缠绕中，比AB或BA的命运更好一些么？你能拍着胸脯吹牛说自己不会在那个被鱼非鱼主宰的奇怪透顶的世界里充当可悲的鱼饵么？你能么？！
《横过马路》则有别于《鱼饵》的形而上魅力，带着形而下的粗俗，表现为一幕幕乱哄哄的社会丑形的蒙太奇组接，仿佛一出玩世不恭的恶作剧，使人联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在对浸淫于人的罪恶和人的内在生活的黑暗面的剖露中，不难发现两者的契合，而文学更年期所特具的亵渎情绪又使张洁比陀翁走得更远，似乎有意通过荒唐的文学游戏在整个人生的自我嘲讽中叫人难堪。
张洁当属于“极致型”的作家，当她走到审美的极致或审丑的极致时，便有一种非她莫属的魅力。她注定不能“中庸”，只有置身于感性形态的极致状态下，才能真正释放出自己的艺术天性。不管《他有什么病》如何荒诞，不管《鱼饵》如何抽象，不管《横过马路》如何咒骂，你均不会感到她是在现实之上强加给人一种秩序，你可以认为此时的张洁不如文学的少女时代那般“高雅”那般可爱，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她对现实秩序本质的绝对忠实。既然波德莱尔可以有《恶之花》，金斯博格可以使劲“嚎叫”，高更可以以“野蛮人”为荣，凡高可以恣意“疯狂”，张洁自然也可以背逆以往的高雅，痛痛快快地粗鄙一下。因为：现存世界原本并不那么高雅和可爱，艺术也没有必要一味“逃避现实”，唯美或古典到底，偏要在很不完美的世界上窥见一点完美。
在对美的反范畴——丑的展示和表现中，蕴纳着深刻的批判力。张洁以她的创作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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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篇小说《只有一个太阳》里，张洁继续做着她在文学更年期那种恶作剧式的文学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