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男友小勇更是把抗日救国看得比爱情更重要的青年，国民党政府赴台前夕，他又从延安回来做学生工作，月凤因为爱他，也跟他一块工作，结果双双被枪杀。三毛本来想用月凤对小勇的纯情来反衬女作家对章能才的倾心，说明女人都是“爱情动物”，却忘记了爱是有原则的。虽然竭力美化女作家对章能才的无私和爱，但汉奸就是汉奸，愈美化，愈令人恶心，愈显得丑恶，愈突出月凤对小勇的爱崇高而美丽。《滚滚红尘》放映以后，舆论界批评剧本美化汉奸，我认为是击中要害的。但三毛却说她只是在写情：“我就是要影片中的男男女女醉生梦死，爱来爱去，就这样滚滚红尘的来”，甚至说：“我最喜欢章能才，我很了解他”，这就缺乏了起码的是非感。
自杀为读者留下痛苦，也留下问号。是“《滚滚红尘》的失败使她自杀？不，《滚》的失败只是她自杀的导火线，其实她早就不想活了。她的一生，曾自杀过多次，为屈辱、为爱情，都被父母救活。她的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是撒哈拉时期，虽然物质上苦一点，过的却是爱和被爱的神仙眷侣般的生活。荷西的逝世带走了她活下去的勇气，她痛不欲生，父母抱住她，求她活下去，“再试着活一次”，她的好友琼瑶“磨缠”她七个小时，劝她不可自杀，甚至想起她在《万水千山走遍》一书中关于墨西哥城自杀神的描写，恳请她绝不自杀，三毛为报父母的养育大恩，为尽孝道，为谢友人，她试着再活一次，然而在内心深处，她总是极端痛苦的。虽然在学生面前，在演讲会、座谈会上，甚至在与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刻，她总是面带亲切的微笑，讲话声音甜甜的，然而她内心痛苦，私下里她只想独处，以便与荷西默默相对。即使在周末，她也不与父母相约的登山朋友们去神木群中旅行，却给姐姐、弟弟打电话，不许他们回父母家过周末，不接任何电话，只把无尽的思念和寂寞，一针一针缝进拆了又拆的旧衣裙里，而最大的享受，是“抬头望了一眼书桌上的放大照片，我的眼光爱抚地缠着照片里的人缱绻地笑了。……我只是静心地等待着，等待那七颗星再度升空的时候，你来渡了我去海上！”（《周末》）她等待着与荷西在天国里重逢的美好日子，然而母亲得癌症，父亲也八十一二高龄，她不忍也不敢再伤两位老人的心，何况她答应了朋友不自杀的，她重承诺，她只好仍然过着人前欢笑豪迈，人后悲苦凄凉的双重人格的日子，难怪她常对好友季季说：“好累！”作为作家，她当然很想超越自己，以再造一个撒哈拉时期的轰动，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没有那样的生活，就再也写不出那样的文章。她后期曾想用异国风俗人情的游记文章再引起轰动，因为只是蜻蜒点水的飘香而非生命的再现而失败，再后的教书生涯，讲演、座谈的记录则更平淡。她不甘寂寞，又恰逢导演严浩约她编剧，就利用住院的时间抱病写起《滚滚红尘》来。她写得那么认真，那样投入，甚至还画了布景插图，出院后还特意在自己家布景、给秦汉、林青霞说戏，她还兴致勃勃地几次到香港作宣传，她抱着必欲成功的希望。实际上，1990年台湾电影金马奖评选提名，《滚》获包括最佳编剧在内的十二项提名，可以说大获全胜。可是，当她盛装赴会，准备接受得奖荣誉时，八项获奖中有“最佳影片奖”，却偏偏没有“最佳编剧奖”。她当场落泪。青少年时代的遭遇，使三毛产生了很深的自卑感，在以往的日子里，她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常常求证于他人。创作《滚滚红尘》，是希望它能体现对自己的超越，催生出一个新的“撒哈拉魅力”，但是，结果呢？不仅没得奖，还受到报刊“草包编剧”、“外行编剧”的猛烈批评，她还能超越自我吗？身心俱疲的她深深怀疑了，自杀之念也因此萌生。十三岁时数学老师对她的体罚，使三毛感到世界缺乏爱，人生不安全，从而孤独“自闭”甚至自杀，是父母的爱和恩师的关怀使她走向世界，是撒哈拉的生活和荷西的海样深情使她成为作家并获得“撒哈拉魅力”，她的性格也变得开朗，甚至豪迈，但荷西的逝世使她失去一切，她只想追随荷西于地下，而父母、友人不许，于是她想在创作上有所前进有所突破，以慰寂寥的心，让读者和观众的掌声来温暖孤独的灵魂，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不是当年数学老师对她羞辱的重演吗？所以，震撼之余，三毛在心理上又重回到了世界可怕、人生不安全的阴影中，还是回到荷西身边，让荷西来保护自己，才最安全。于是，她无言地告别了那样疼爱她，父母亲友，告别了她的读者，走上了别人看来是自毁，在她自己看来却是幸福归途之路。
安息吧！“中国的作者”三毛！①
梁凤仪
兰叶子
古今中外，人世间的传奇故事不算多，也不算少，但不少“传奇”是文人笔下的杜撰；而香港女作家梁凤仪充满传奇色彩的生活，却是她自己创造的一个真实故事。
1992年，在“首届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和“梁凤仪作品在京出版新闻发布会”上，我见到作为新闻中心人物的梁凤仪博士；之后，我接到她邮寄的作品和一些关于她的生活资料。
事业上，她获得了成功，文学上，她创造了奇迹。她有坎坷与不幸，也有机缘和幸福。这位事业和文学上的双重女强人，给予我们当代人和后来人的，永远是一种人生的伟大启示。她留下的生活路标，属于自强不息的胜利者。
梁凤仪于1949年1月17日生于香港，原籍广东新会。其父梁卓与其母谢惠芳于战时移居香港，婚后只育梁凤仪一女。梁卓夫妇均未受高等教育，唯对女儿非常悉心栽培，不但供书教学，且鼓励女儿积极善用课余时间参加各类益智活动，以增长知识，扩阔见闻。
梁凤仪回忆说：“别的孩子最担心父母不让他们参加学校举办的旅行、运动会、校际比赛等，我绝无此忧虑。恰恰相反，父母老劝我多着场面，多见人群，以训练应对，以扩阔胸怀。如果我在各项校际比赛中获奖，他们最开心。我才十二三岁，父亲就请求他的老板把我带去参加社交活动，例如其时工商界已流行的餐舞会等，的确对我的成长很有帮助。”
梁凤仪的父亲任职于银行，且持有金银贸易场与证券交易行牌照，另行经营黄金与股票买卖，可说是金融世家。也为此，她从小就接触到风起云涌，随时有巳夕祸福的财经世界。就以梁家而论，起落也很大。梁凤仪出生时，她父亲的生意相当发达，自然可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是，到了梁凤仪十四岁左右，父亲的黄金股票生意一落千丈，家道忽然中落，只靠银行的一份工作维持家计。
对梁凤仪来说，不幸中之大幸是父母并没有把家道中落所要尝受的困苦让女儿分担，所有的艰难与清贫都由自己默默忍受，而仍让梁凤仪丰衣足食如前。
直至她十六岁，考进大学，家庭经济更形桔据，为了要维持梁凤仪求学所需的一切支持以及她生活上很大程度的随心所欲，父母要作出一次重要决定。据梁凤仪说：
当时父亲告诉母亲，眼前只有两条道路可走：其一是把他在
任职银行所持有的股票卖掉套现。其二是将现住的房子出让，搬
到政府与兴建专供中下阶层市民申请居住的廉租屋去，同时，也
要变卖母亲的部分首饰，才可以确保我宽裕地继续在大学求学
及毕业后出国深造。
每逢回忆起这段往事，梁凤仪就会眼里闪着泪光说：“父亲尊重母亲的意见，让她来拿这个大主意。结果，母亲选择后者，她的理由是丈夫要站到人前去工作，如果出售银行股份，无异于将他的银行内的身分贬低，在激烈的竞争下，她认为丈夫需要以银行股东身分作为职业保障。母亲自己是家庭主妇，有没有自住楼宇只是心理安慰的问题而已。母亲确信衣食住行简单节俭一些，而能目睹丈夫工作愉快，女儿求学杨顺，已可抵销了亲戚朋友的白眼与嘲笑。至于首饰，母亲悲痛的把一只重达三卡拉的火水蓝钻石戒指出让，而坚持把一只通透的翡翠戒指留下来，将来作我的嫁妆。”
梁凤仪具有中国人传统的孝道之心，她对母亲的尊敬，溢于言表。一个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可以在生活困境出现时知所自处且发挥传统妇女的德行与胸襟，无疑是给梁凤仪很大的启示与鼓励。她由母亲的言行确知女人的自强、自尊与自重，不一定是有钱人才能拥有。当劫难横在眼前时，就是考验自己的最佳机会。可惜当时年纪尚轻的她，还不能晓得欣赏父母亲的无奈与苦心，还为了要搬至廉租屋屯去居住而觉得难堪，并发了一大段日子的脾气。
衷诚体会父母的恩惠与涵养是在成长之后，可惜，梁凤仪的双亲早已在她事业有成之前逝世，遗留给她的银行股份与翡翠戒指，无不唤起一份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无奈，使她愧悔与伤痛无穷。
在梁凤仪的散文中，时常流露她思忆父母恩情，愧恨自己在父母生前未能尽孝的心意。因此，她竭力劝勉她的年轻朋友与读者：
老年人不能等待，他们身不由己，不能等子女发展完他们的
事业才去抽空寺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