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假期里，她如饥似渴地读完了《红与黑》、《欧根·奥涅金》、《高老头》等许多名著。在家庭的和谐气氛中，一切不愉快的遭遇都烟消云散了。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断治愈她心灵上的创伤，也敲开了她的心扉，使她变得更加聪明和更加顽强。
经过生活的磨练和文学作品的熏陶，她的个性越发鲜明了。一位女友曾推荐了本《简·爱》给她看。在那位女友看来，她类似简·爱那种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命运搏斗的女性，为了追求平等与自立，她可以忍受最大的痛苦，做出崇高的牺牲。但是抗抗却说：“我不否认这一点，我愿意做一个个性顽强、意志坚定的人，但我最喜欢的小说，却是哈代的《苔丝》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两个女性为反对封建的传统习俗和邪恶势力所作的斗争，使我震惊，也使我深深受了感动。我敬佩她们为争取自己的幸福不惜一切代价的勇气和信念，喜欢她们那种丰富的感情，复杂的内心世界。作为叛逆的女性，我认为她们要比简·爱更彻底。”
张抗抗所处的环境与同龄人相比更多几层苦痛。在新中国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因为父母蒙受冤屈，她也跟着倒霉。来自学校社会的伤害，政治上的不平等，使她过早地承受了精神压力；而在北大荒的
日子里，除了饱尝所有知青的苦难之外，因为她是一个结了婚，又离婚，有了孩子的女人，生存环境的恶劣，精神上的折磨达到了极点。然而磨难愈烈，抗争愈强，事实正是这样。她不甘于命运的摆布，敢于追求美，追求爱，追求光明，拼搏向上。十年内乱的那些困难日子里，她从来没有被压垮，也没有被淹没。
五
“四人帮”以“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招牌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埋葬了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也蹂躏了一切优秀的作家。爱好文学的青年想要写书，只能在荆棘中悄悄地向前摸索。她明知走上这条道路的后果，但在她二十出头的时候，已被强烈的创作冲动得不能自已了。
她学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做为自己的宗旨，来到北大荒以后，总想把在农场的生活和战斗经历描绘出来。从回973年夏天开始，她着手准备素材，酝酿提纲，想试一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
1974年春天，她回到杭州治疗甲状腺囊肿。病情稍有好转，她就全力以赴，投入长篇小说的创作，两个月写书二十多万字。稿子还没有誊清，就因劳累过度高烧不退，又住进了医院。一天，她正在堆满书的床头量体温，两个陌生人拎着一筐苹果走进来了。他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特地从上海赶来，安慰病人静心养病，并悄悄向她母亲要去了原稿。很快，出版社向农场给她请了创作假。她出院以后，用三个月的时间，写完了第二稿。接着，又去上海修改定稿。一部长篇小说，从初稿到出版，仅仅用了一年时间。
“编辑谢泉铭和陈向明是两位严格的老师，常常是前一天改完的一章交给他们，第二天又退回来。他们的文学修养高，又善于辅导，不断启发我挖掘生活素材。这是我一生中永远怀念和感激的两个人。
这部描写知识青年在黑龙江农场生活的长篇小说，取名《分界线》。它反映了张抗抗在这个历史阶段所抱有的一种政治信念。这种信念是长期的正统教育所形成的。她在生活中看到年轻人在逐渐分化，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抉择；农场办场中存在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和知识青年中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纠葛在一起，出路究竟在哪里呢？作者试图用自己的政治信念给复杂的生活作出一个答案。她在作品中赞美了脚踏实地、大搞农场建设的人。主人公耿常炯是个实干家，他在战胜涝灾、洪水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品质，是可贵的高尚的。在今天的四化建设中，仍然需要创作这样的青年典型。
1975年小说出版后，她写过一篇《在生活的激流中》的创作体会，强调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主题是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对“主题先行”一类文艺理论的有力反驳。
关于这部作品的缺点，她自己说：“这部小说最大的误差，似乎不是它反映的生活是否真实，而是它仅仅凭着青年人一种善良的愿望，去呼吁人们分清真理与谬误的界线，而作者本人对这种界限也是分不清的。我在小说中鞭挞了口头革命派，但作为具体的人物形象，却是不准确的。我批判了一个固步自封、因循守旧、不懂生产而又看不到青年力量的负责干部，但我无法从根本上指出这种错误的根源。这部小说出现在历史转变的前夕，由于个人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它没有揭示出生活中矛盾冲突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够真实的……也许我那时过分重视了‘浪漫主义’，而使人物过于理想化，这是极左文艺思潮时期文学作品的通病，应引为教训。”
《分界线》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为“练笔”，作为长篇创作的甘苦尝试，这对张抗抗是重要的。但在文学的文本意义上，《分界线》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虽然小说中的人物塑造、语言、结构等等，都有她自己的特色。这部作品，大概很少有人注意到，因这部《分界线》，正像很少人关注谌容的长篇《万年青》和《光明与黑暗》一样。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张抗抗的崛起，也不是一日之功。
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她在创作上就写不下去了。文坛上的种种怪现象，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她苦恼，使她难以动笔。她说：“我祈求社会进步，希望变革，对旧的传统势力无所留恋，希望看到针砭时弊的文学作品。可是，这种变革的希望在哪里呢？我摸索、寻求，一遍遍，一次次，每到那不可逾越的高墙面前，只有退回来……”她在不断地解剖自己，探索社会，这个时候，她不晓得：她距离真正的“分界线”，已经不远了。
六
她回到农场不过三个月，她所祈求的变革真的到来了。“四人帮”的垮台，迎来了祖国的新生，她也迎来了创作的新生。
1977年初春，她在《黑龙江文艺》上发表了散文《迎新》，表达了祖国和人民在经历十年动乱之后，迎接新时代来临的激动心情。
这年6月，她离开生活了八年的农场，进了省文化局在艺校开办的编剧学习班，学习创作。她说：“两年中，我除读了一些古典名剧和近代优秀剧目以外，没能写出一个拿得出来的剧本。第二学期，我尝试写了个电影剧本，第三学期写过一个多幕话剧，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看来不单纯是技巧问题，而是我的创作思想没能突破禁区，还在老框框里打转转。”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给我国的文学创作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许多老中青作家都在展翅飞翔。新形势的发展鞭策着张抗抗。在北京、上海、杭州的良师益友常常写信给她，给她带来各种新鲜思想。她的父亲，对于女儿的创作思想比别人有更多的了解，他尖锐地批评女儿，指出她的弱点。对此，她说：“我是一个固执己见、自信而又骄傲的人，对这种批评经常不服气，就在信上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论战持续了很多次，最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用心良苦而技法蹩脚的画匠，总想回避模特儿本身的缺陷，把他杨得太美，结果反倒不像。”父亲抓住了女儿的要害，女儿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终于，这位年轻作家的创作思想有了新的飞跃。她在给友人的信上写道：“我们常说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某些本质方面，可是我们的小说中所描写的现象，都是虚假的，变了形的现象，还能反映出什么本质呢？我们就这样背叛了生活的现实，成了一个说谎的孩子。”对于她过去的创作，她说：“这些习作虽然有一定的生活气息，但却过于浅浮。”
不到三十岁的张抗抗，经历了社会主义的非常时期，终于跳出无形的圈子，思想上注入了新的血液，于是，创作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一思想革命的标志，就是《爱的权利》的诞生。
农场八年，条件是艰苦的，“但最艰难的不是物资生活条件，而是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自己对于文学事业的热爱得不到理懈的环境。我从谣言和中伤中走过来，伤害我的人有的是因为忌妒，有的却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必然。我由此深深憎恶扼杀一个人纯真的愿望和感情的那种世态，《爱的权利》就是从我自己这种感受出发写成的。”关于这篇小说，她还说：“‘爱’是个范围很广、含义很深的圣洁的字眼。我的同伴们都有过对于自己未来的甜蜜的梦，他们有过自己的爱好、兴趣、愿望、理想。但是，这十几年来，许多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忍痛抛弃了它们。人们常常不能去爱自己所爱的人，不能去爱自己所爱的事业，爱情与社会的冲突、与环境的冲突，依然顽固地存在着。甚至因为爱人民、爱祖国，所做的一切事都会被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最普遍的、最可悲的是，爱情竟成了可以用物交换的廉价的东西。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并没有立即恢复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愤怒和眼泪依然存在，阴影并未在人间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