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得益的学术活动是所谓“英语—历史—哲学讨论会”。每两星期一次，一小批优等生聚在一起，在厄斯金、伍德布里奇和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哈维·罗宾逊的指导下，就某个课题开展讨论。这些讨论会给人很大的启迪。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没有交上知心朋友。是因为我忙于学习和工作，还是因为感情上发生了什么事，妨碍我结交男性朋友呢？无疑是后者，因为这同样的缺点在今后的岁月中都起着坏作用。倒不是说在交朋友方面我有什么困难——事实上交朋友有点太容易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一群这样的朋友盛情邀请我加入主要的犹太兄弟会——泽塔贝塔陶（Zeta Beta Tau）。我谢绝了，说既没有时间，又没有钱。其实我本可以抽出时间和借到钱的。
在读大学期间——从1911年9月到1914年6月——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由于我的哥哥承担了家庭的预算开支，我至少得为自己的开销和大学学费赚到足够的钱。在一年级时，每个工作日从下午5时到10时半，我在靠近鲍威利和中国城的派克罗街上的一家电影院当出纳员。每隔一周的星期日再连续做12个小时。我的工资是每周6美元，其中60美分用于车费。这是我第二次在剧院工作，第一次是1910年夏天，在专门表演歌舞杂耍的“展望剧院”当领票员。
既然我尽力完全如实地写这本书，我就必须把一些回忆起来多少有伤自尊的事件告诉大家。这些事与私吞钱财有关。在我漫长的从商生涯中，我获得了忠厚老实的声誉；同样使我满足的是这个声誉是正当地获得的。我只有三次偏离了严格的正直道路。在我年龄很小时，我渴望得到的糖果比严厉的家庭女教师发的更多，所以我时常从母亲的钱包里偷一便士，去投币售货机那里换糖果吃。有一天闪闪发亮的便士塞不进投币口，我大惑不解，只好拿回家来。其实这是一枚面值5美元的金币。母亲由于找不到这块金币一直坐立不安，后来同样奇怪地发现金币回到了她的钱包（1900年时一个人的钱包里放金币是一点不稀奇的）。一想到偷了5美元而不是一便士，我就心绪不宁，以致从此再也不偷了。
接着，有一个星期我在展望剧院接受了一些小额贿赂，让观众得到比他原该坐的更好的座位。这也是小事情，但总是使我心烦。我还发现一种使10张戏票接纳11个观众的方法。在经济拮据的几个星期里，我用这个方法私吞了几个美元。但我为此感到不安，所以很快洗手不干了。
最后一次私吞钱财是我从事金融事业中唯一的一次，为此我在道德上深感懊悔。我的投资公司参股的一家公司有一些土地因建造公路而被政府机构收购。我们有权从中获得合理的赔偿。这里所说的政府机构是由一个党派管理的，我们听说为了迅速而又满意地取得好结果，花一大笔钱聘请“合适”的律师事务所帮忙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像大多数企业一样，采纳了这个切合实际的忠告。我的合伙人是个律师，后来他因起了“促进事情解决者”的作用而取得了一部分钱。由于我们订有分配收入的综合协议，所以他把一半所得给了我。我本不该接受这笔钱，但是我收下了，后来为此一直懊悔不已。
我在性格上的弱点使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容忍亲戚、朋友、同事或雇员的贪污行为。我总是不同意他们的做法，却又从不对贪污者采取轻蔑的态度。如果他们的盗窃是由于沉重的经济压力而引起的（常常是这种情况），我往往怜悯他们，而不是谴责他们。然而，我只对出于习惯、贪婪或堕落而做坏事的富人或滥用名誉和别人信任的小人嗤之以鼻。例如，在我看来，1925年到1932年间纽约市长吉米·沃克的行为是不体面的。他垮台之后老百姓普遍拍手称好，而他死后又有人把他捧为圣徒，这使我对同胞的所作所为十分失望。
6月初，在大学第一学年结束时，一位朋友经过讲演厅，停下来与我聊天。他刚刚开始从事一份很好的工作，如果做日班每月有40美元工资，如果做夜班每月可拿50美元。他们需要更多的大学生，他想他可以介绍我去干。当然我很感兴趣，经过简短的面试之后，我在合同上签名做夜班，一周做6天，从下午4时做到晚上12点。雇主是美国捷运公司（U．S．Express Company），我的老板名字叫M·A·费希尔，他是一位效率专家。
这份工作标志着在我的发展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开始了。州际商业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已经对全国快运收费制订出全新的标准——用所谓划区法取代复杂的站到站收费法。运输公司为此提出抗议，断言新的收费制度将毁了他们。为了支持自己的抗议，他们经过精心准备，在一天里把所有业务都做完，然后用新的收费率计算每笔运输费用，从而证明新的方法如何大大减少了他们的收入。
其他四家大捷运公司——亚当（Adams）、美洲（American）、南方（Southern）和威尔斯·法戈（Wells Fargo）——用传统的手工方法准备了类似的证明。但是费希尔先生把迅速分类整理复杂数据并打印成表的新方法卖给美国捷运公司，一家财力不足、不受重视、名字叫做计算—制表—登记公司（Computer-Tabulating-Recording Corporation）的企业租给他们使用这种新方法的机器。据说这家公司的股票都是超过实际资产估值的清水股，在市场上只值几百万美元。我几乎毫不怀疑，有朝一日我会发现这家公司（改名为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以几十亿美元的价格出售。
美国捷运公司的项目设在华盛顿街76号的租售区。我们这些帮手接受培训，学会了把原来使用的数据打在卡上，然后把卡插入整理分类机，以便按新费率计算费用和收益，接着再放入制表机，列出各种总数。计算时会碰到许多复杂的因素，例如州内运输和州际运输之间存在着差异。
尽管实际工作中的体力劳动基本上是单调枯燥的，但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在许多方面还是十分有趣的。我的一个同事，以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班同学，名叫罗·伯恩斯坦，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同样对这个项目兴趣很浓。我和伯恩斯坦一起与费希尔先生讨论工作，他很高兴我们对他的想法感兴趣，所以邀请我们在星期天下午到他家去好好畅谈。我们的讨论对于他或对于我们都将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
1912年9月到了，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二年级也开始了。我继续在美国捷运公司从下午4时做到半夜，每周听课加上家庭作业大约花费21个小时。伯恩斯坦也已改做夜班，我们亲密地在一起工作。有一天晚上我们听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谣言：费希尔先生与审计主任为了前者的助手违反公司规章而争吵了一场后辞职不干了。我们不知道目前这个专业性很强的项目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不久，总审计师泰特先生走进我们的工作室，嘴里喷着酒气——像他这种人喝酒不是什么新鲜事。他要见伯恩斯坦和格劳斯鲍姆。我们就走到他面前。他告诉我们，他已听说我们俩人的工作很受赏识，是这样吗？我们没有表示什么不必要的谦逊，就说的确如此。于是他请我们在夜班结束后到他的办公室去。
在办公室里，我们进行了简短而兴奋的谈话。我们是否认为自己可以替代费希尔主管工作？是的。我们能否立即——到明天晚上就完成——把操作过程的每一步完整扼要地写出来？可以。我——本尼·格劳斯鲍姆——能否向大学请假来做日班，并主管这项工作？我回答说我得与凯佩尔校长商量此事，并要求报酬一定要付足。我们同意第二天晚上10时带着搞好的操作提纲、系主任关于我请假的决定以及我的工资要求再到他的办公室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