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财务重组，大北方公司的普通股被收回，原来的优先股取代了普通股的位置，因此它的股东与其他公司的普通股股东一样享受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但是多年以来，该股票在官方和民间的名称一直是大北方优先股；华尔街还将它列入铁路优先股行列，以供投资者选择。因此许多业余投资者很自然地认为该股票享有那些只针对优先股的特殊保护措施。很多年后，纽约证券交易所才把这一不可饶恕的错误纠正过来，把它列入普通股行列。
“大钢铁”这一名字也经历过类似的变迁。1901年，美国钢铁公司（U．S．Steel）上市，从此开始了它在股市上的跌宕起伏。不久之后，它的优先股因价格较高而被人们称为“大钢铁”，而投机异常活跃的普通股则被人们称为“小钢铁”——这同“大男孩”与“小男孩”有点相仿。然而当时的投资者中几乎没人预料到该公司普通股的股价最终会超出优先股股价，这使得原来的股票诨名不再那么贴切。有一天我发现一名市场分析员把美国铁路公司的普通股叫做“大钢铁”，我当时真是惊讶万分。人们开始认为：该公司的普通股之所以被称为大钢铁，是因为它是最大的公司。毫无疑问，华尔街股票诨名的兴衰史足够写上厚厚一本书。
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我对密尔沃基铁路公司和西南铁路公司的比较使我确信西南铁路公司的优先股与普通股要比前者更有吸引力。事实上，密尔沃基铁路公司表现出的情况非常不妙，因此我决定在出版公告之前先将我的观点告知该公司的管理人员——我觉得这样做既谨慎又不失公平。我拜访了该公司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罗伯特·J·马罗尼先生。他的办公室在百老汇街42号。出人意料的是，这位铁路公司的副总经理只有40来岁。他是位目光敏锐的小个子爱尔兰人。我窘迫地告诉他我的来意。他将我的材料很快地浏览了一遍，然后递还给我，说道：“你的事实和结论非常确凿，我没有什么需要和你争辩的。我希望我们公司的业绩更好些，但我们没有做到。这便是事实。”接着他问起我的工作情况。我们很快就谈到套利问题（这是我将来的专长之一），他对此也很内行。我介绍了一种很有趣的新情况，这对他来说是件新鲜事物。他认真地听完我的解释，然后让我替他买入1000股股票。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对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保罗铁路公司的访问会以这样的结局而告终。
这次奇异的访问是我们业务关系和私人交往的开始，这种关系和交往一直延续到今天（1960年6月）。鲍勃·马罗尼①成了“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的投资人，后来当格雷厄姆—纽曼公司（Graham-Newman Corporation）成立后，他又成为公司的主要股东，直至公司解体。他还是我们所组织的各种保护委员会的委员。最后他和我一起成为取得巨大成功的政府雇员保险集团（GEICO）的董事。不管在顺境还是在逆境，我们都是好朋友。有一次，他将一笔成功交易中获得的部分利润转让给我，因为他认为我需要钱以摆脱个人的经济困境。在这事发生之前几年，我从和蔼可亲的赫尔曼·巴鲁克博士（他是位物理学家，又是位股票投资者）那里借来了“兰波索号”游艇，并邀请鲍勃以及他的妻子比·阿特丽丝和他的女儿玛乔里一起玩。在这次愉快的旅行后不久，鲍勃和阿特丽丝就极其悲惨地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几年后，似乎永葆青春的马罗尼在我的办公室里突然中风，从此连自己的说话也控制不了。
①鲍勃·马罗尼：鲍勃为罗伯特的昵称。——译者
在这38年的密切交往中，我和鲍勃从未有过任何分歧。考虑到我们一起走过生意场上的那些风风雨雨，考虑到我们有那么多的重大事情需要作出艰难的抉择，考虑到我们必须就某些棘手问题（如利润与佣金的分成）达成一致意见，考虑到马罗尼经常会表现出爱尔兰人的好斗品性（但他从来不针对我），从不发生口角真是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但是让我感到后悔的是，我不得不承认甚至鲍勃——我喜欢他就像喜欢地球上的任何人——都从未成为我的挚友。或许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我们的关系：我们从未一起宿过夜。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件多么轻而易举的事，而对我却是这么困难！
我代表NH＆L公司做了些文字工作，出版了3本系列小册子，书名叫《投资者必读》。那时我正好25岁，年轻气盛，没有意识到书名过于炫耀，也没有意识到过于自负，竟然想指教那些平均年龄至少比我长一倍的人如何进行投资。但是我现在仍坚信我在书中所说的非常有道理。特别让我引以自豪的是，我坚持让人们以合适的价格买进前景看好的普通股股票。这些小册子的主题是“好的投资便是好的投机”——这在当时可称得上是革命性的口号。我这样说道：如果买入的股票物有所值，或者它的市价大大低于内在价值，那么它价格上涨的机会就非常大。只要广大的普通投资者不按此行事，这确实是一个正确的结论。在几年后的20年代大牛市中，投资者忘了合理价格的警戒线，这样原本是很好的投资现在却变成了异常危险的过度投机。
作为公司的初级合伙人，我的工作不只是证券分析。我还要负责公司所有的套利和保值交易，公司为这些交易设立了独立的帐户。我又是税收方面的专家，还要做一些场外交易（包括替人采购日本债券），并且负责保证办公室的高效运转。此外，我当然也拉来了许多客户，他们给公司带来了丰厚的佣金收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原本十分简单的税法变得越来越复杂繁琐。由于税法的变化影响到我所研究分析的公司的收益，因此我对它作了非常透彻的研究。由于我比他人多那么一点点税收知识，因此我很快就成了这一领域的专家。我还通过替某些客户填写纳税申报表赚了点小钱。1920年底，许多客户都承受了证券票面价值的损失，同时却发现自己的常规收入面临着高额的所得税。同任何地方的人一样，他们也不愿意抛掉这些证券，因为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价格会反弹的。我从所得税法中引经据典地告诉他们：可以通过卖出这些证券来造成亏损的事实，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然后马上购回证券以恢复头寸。这样操作的最高成本是佣金加交易税。刚讲完此话，我们就收到了大量的“即卖即买”交易指令，获得了可观的佣金收益。让我感到洋洋自得的是，正是我们的公司，首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推出这种交易。但到了年末，所有公司都在做这种买卖了。（我记得国会于次年通过法令：卖出和重新买入证券必须间隔30天，于是这种轻松赚大钱的买卖随之告终。）
通过对税法的不懈研究，我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即知道如何计算当时属于高度机密的商誉价值，亦即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水分”价值。1917年的税法规定：公司可按有形资本投资额的一定比例缓交部分超额利润税，并且可以根据资产负债表上的无形资产项目享有少额的税收折扣。这些无形资产包括商誉、专利等。（公司总是将专利与有形资产列在同一科目——“产权帐户”下面。）诵过一系列方程，我能够从3个已知数据出发（应付或已付税收，税前收入和产权帐户余额），往回推算出在产权帐户中商誉价值占据多大比重。我将这一发现写成文章，在《华尔街杂志》上发表。编辑巴纳德·鲍尔斯告诉我：“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不能理解你的方程。你的理论就像镜中看花一样。但是我们对你有充分的信心，因此我们决定发表这篇文章。”尽管我的计算方法由于受公开发表的数据的误导而极有可能产生差错，但后来事实证明它是十分精确的。过了许多年，公司才开始披露这些“水分”价值。而后来的资本结构中则不再包括这些“水分”价值。但在那时，公司的盈利或盈利增长率远比公司的资产价值重要得多，因此这些披露对金融界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