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2000万的利润 （他从来不把发财的来源告诉他的合伙人）。他还从沃尔
特·迪斯尼上赚了50％的利润。
可能因为他的结果是如此离奇，他的合伙人都忽略了这一事实：这段时
间对他来说确实是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许多人写信来问是否企业曾经真
的步调紊乱过——这曾是巴菲特向他们保证过的，而这事也绝对发生过了。）
这是因为，他想放弃“巨额的，轻而易举的利润”的展望是有的，但做起来
并不是那么容易。实际上，他只把一个前提作为他事业的支点——那就是他
的直觉是正确的，而“市场先生”是错误的。目睹“买空卖空”的成功于他
而言无疑是一种折磨。
1968年初，巴菲特转向了本，至少这是他感到可以理解的一个人。他提
议道：为什么不在大师的名下聚集起一群从前本·格雷厄姆的学生？巴菲特
邀请了一大群旧日的好友，其中包括比尔·瑞恩，马歇尔·温伯格以及汤姆·曼
纳普 （还有一些不是格雷厄姆的学生，比如查理·芒格）等等，在圣迭戈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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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欢聚一堂。他恳切地要求人们不要带“任何晚于1934年版本的《有价证券
分析》来”。从他信中使用的保护性口吻中清晰地表现出来，巴菲特很担心，
深恐有人想要抢了他心目中英雄的镜头。
今天，我和本谈了谈，他很乐意和这群“有选择”的人士在1月26日周五（此时我们进
行相互交流）聚一聚。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有作演讲的嗜好（我感觉到许多手指正指向我），
我急切地想说明他是蜜蜂，而我们是花朵。当我看着这个地址时，我感到有种把会议降
级变成一种土耳其地毯拍卖会的危险。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即我们能从本那
儿学到些什么，而不是抓住机会向他说明他忽视了我们多少杰出的思想。
也许他担心的是个性直言不讳的查理·芒格。他觉得芒格教的许多东西
都很愚蠢，而且老是想要重新来考虑这些东西。在芒格看来，为一个较好的
企业付出合理的价格要比对一个令人讨厌的企业削减利率更好。太多太多便
宜的企业充满了各种问题，结果这笔“交易”变得一点都不合算了。
巴菲特当然知道这些。他的另一段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他在不久前承认，
尽管自己主要还是一个格雷厄姆式的交易猎手，但是“这些年来凡是真正激
起我情感的念头都更重地偏向于质量一边。”当然，他把美国捷运公司和迪
斯尼公司深深记在了脑海之中。尽管如此，他还是把格雷厄姆式的股票当作
他的面包和黄油：“这是更加安全的金钱。”他的老师对他依旧很有影响力。
在去加洲的路途中，这帮人中有许多在拉斯维加斯聚会，巴菲特激起了
伙伴的激情。但是格雷厄姆的信徒们认为玩吃角子老虎机不利于即将组成的
新联合的准备工作。如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时的前任同事沃尔特·施
格斯所说：“我们去了锡泽斯宫——那儿税很低，食物也很便宜。”
和格厄雷姆的会面安排在圣迭戈优雅的科罗拉多饭店里，格雷厄姆带着
一种苏格拉底的架式走了进来。“你们是一群精明的年轻人。”他开始说道，
“我给你们做个测试，这儿有十道辨别正误的题目。我提醒你们，它们相当
难。”没有人答对半数以上的题目，除了芒格的法律合伙人罗伊·托尔斯以
外——他怀疑其中有诈，于是每题都写上正确。格雷厄姆的目的是想说明一
个貌似容易的游戏也可以让人绞尽脑汁——这正是对投机时代巧妙的提醒。
汤姆的合伙人，埃德·爱德森说：“我们喜欢和本呆在一起。”但是这
次会面高潮突降。格雷厄姆生病了，于是提前离开，而且也丧失了扮演“蜜
蜂”这一角色的乐趣。于是这个集会实际上成了巴菲特集团核心的聚会。
他的朋友们都很聪明，很有野心，但是心胸狭小。亨利·布兰特是个天
生忧心忡忡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工作狂。他总是在行囊里装上阅读材料，
然后在比奇·波因特俱乐部四处散步。傲慢自大的戴维“桑迪”戈茨曼经营
着曼哈顿的首家投资咨询公司。他唯一感兴趣的是他自己和其他人的财务状
况。（举个典型的例子，在哈佛商学院吃晚饭时，戈茨曼便转向一个他刚刚
认识的妇女问：“你有钱吗？”）
马歇尔·温伯格是一个外向型的胖胖的单身汉。他是一个美学家——只
对他的金字塔和鲁宾斯坦感兴趣。还有两个折衷派人士埃德·安德森 （将货
币经理转换为行为心理学的化学家），以及查理·芒格，但是他们都有一共
同之处，那就是对华尔街的喜爱。他们都对投资有强烈的好奇心，却很少面
对面地和格雷厄姆一起谈西班牙文学或是古希腊文。
在圣迭戈，这些信徒花了两天时间来交流他们对市场的同样严峻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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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们都对缺少机会而深表遗憾。”安德森说。巴菲特怂恿杰克·亚历
山大，他在哥伦比亚的同学谈谈他的主意，但他却对自己的观点守口如瓶。
让人怀疑的是，在离开圣迭戈时，他对股市的看法是否真的有了任何改善。
事实上，巴菲特逐渐开始觉得管理证券组合有如一场激烈的竞争。某人
叼着一个雪茄烟头吞云吐雾一番后就将它扔掉，转瞬而逝的质量并不令人满
意。但是从自己长期投资的与伯克希尔和联合棉花公司类似的控股公司中，
以及从和他们经理如霍雷肖·阿尔杰，本·罗斯纳的共事中，的确要承认，
这样的公司很难都达到美国捷运公司那种令人兴奋的利润额。但是：
当我和自己喜欢的人打交道时，我在生意中找到了一种激动人心的感觉，（又有哪种生
意不是这样的呢？）用投入的资金实现可观的回报（比如10～12％）。通过在一种格局
和另一种格局之间来回奔波来挣得多点的百分比收益，似乎是一种很愚蠢的作法。
提这样一个合理的问题：如果不能产生“多点的百分点”的话，合伙人
们又怎么会对它如此着迷呢？严格地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弗雷德·卡尔
的举动似乎更有意义。“我们不会爱上任何东西。”然而巴菲特，虽然是沉
醉于他的投资当中，似乎有一些不同于数学的东西——一种对持续性的渴求
——隐藏在它的背后。他喜爱奥马哈，喜欢本·格雷厄姆，还有他的朋友们。
他的一生充满了对持续性的渴望。他最大的恐惧就是由死亡引起的极端不连
续性。书信也有一种不持续性。和他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其他哲学的困惑一
样，他无法确定自己该在什么位置来划分这条线——即什么时候该持有所喜
爱的企业，而在什么时候实现利润。在华尔街上再没有其他人曾经考虑过这
样的问题。
1968年，国家陷于一场政治的动荡中，而股票的交易却达到了疯狂的地
步。“大屏幕”的一日平均成交量走到了1300万股，比1967年的纪录还要
多30％。在1968年6月13日那天，成交量暴增到2100万股。行情机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