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马拉卡纳球场一样，蒙得维的亚的森特纳里奥体育场也是乌拉圭为举办１９３０年第一届世界杯足球赛而专门修建的，而主场作战的乌拉圭队也在家门口成功捧杯。森特纳里奥球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球场，可是当我真正看到它的时候，我不由得感叹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５０年，这２０年间，世界的变化是多么的巨大。和壮观的马拉卡纳球场相比，森特纳里奥球场简直小得可怜，这无疑更加剧了我的另外一个想法：确实是乌拉圭队“偷走”了本应属于巴西的世界杯冠军。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已经有了一次冠军头衔，也有了一座属于他们荣耀时刻的球场。他们不需要第二个了。
在森特纳里奥球场外面，有一块网球场大小的三角形绿地，上面有块标语“１９５０年世界杯冠军专区”。但是由于缺乏管理，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地穿过这块绿地，走到球场的停车场去。绿地已经被踩出一条小道来。
我和阿尔迪尔、他的妻子玛莱妮还有他的表哥阿道夫一起来看乌拉圭和巴西队的友谊赛。玛莱妮本想穿一件巴西队的黄色球衣来加油助威的，但是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家的那件。“还好找不到，否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阿尔迪尔轻轻舒了一口气。玛莱妮对阿尔迪尔这种反巴西的态度很不以为然，开玩笑地说道：“放心，我不会穿你设计的球衣的，否则别人就会说我在给你的作品打广告。”
我们坐在一群巴西球迷当中，阿尔迪尔很聪明，他没有表现得太过于外露。他的夹克衫翻领里面有个乌拉圭国旗的徽章，口袋里还揣着一面他从互联网上打印出来的乌拉圭国旗。但比赛前奏巴西国歌时，阿尔迪尔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没有任何表情；可当乌拉圭国歌奏响时，他的脸一下子因为激动而变红，眼角似乎还有几滴泪水流出来。“每次都是这样。也许一听到乌拉圭国歌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童年，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获得尊重的感觉。要知道，在乌拉圭，人们把我当作自己的作家，而不像在巴西。”
在我们对面的看台上，坐的是乌拉圭球迷。比赛还没开始，他们就拉出一面巨大的旗帜，经过众多球迷的传递，最后覆盖在看台的入口。正面旗帜没有写任何字，只有“１９５０”这个数字。虽然没有只言片语，但这个令无数巴西人黯然神伤的数字足以表达出乌拉圭球迷的骄傲和自豪之情。
当巴西队队员出场时，我问坐在我旁边的阿尔迪尔，看到球员们穿着他所设计的黄色球衣时有什么感觉？“没有感觉。”他的回答直截了当，甚至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实际上，我有点罪恶感。这件球衣已经被巴西足协卖给耐克公司了，它已经不再是巴西的象征了，不能体现出巴西的国家身份，只是一件普通的商品，它代表的是腐败和现状。”他停顿了一下，“如果巴西足协能够回心转意，不再把它当作商品，而是认真地来对待它，我会感到高兴些的，也不会再有罪恶感了。”
比赛的结果是乌拉圭以１∶０战胜了巴西队。阿尔迪尔掩饰不住他的高兴，满脸笑意地离开了球场，坐公共汽车回家了。
第二天，我坐出租车到了拉斯别德拉斯，一个离蒙得维的亚只有１０英里远的小镇。出租车司机一路上给我吹嘘马路两侧的风景是如何的漂亮，当然不可否认，事实也是如此。在拉斯别德拉斯的郊区，有几栋破旧的房子。我下了车，敲响了其中的一扇门。因为有人事先告诉过我，吉贾的家就在这里。
有位妇女开了门，问明来意，她带我从旁边一栋房子一侧的小路走了进去。我紧紧地跟着她，生怕在这片破旧狭小的空间里迷失。她带我走进一栋楼房，爬楼梯到阳台，上面有个用砖砌出来的小房。就是和马路边的破房子相比，这个砖房也显得很寒酸。她告诉我这就是吉贾的家。我敲了敲门，但没人出来开门。这时有位吉贾的邻居对我说，要我去镇上的集市看看，吉贾的女朋友蓓特里兹在那里有个杂货摊，也许吉贾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