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国会审查委员会介入调查,阿尔多才有名起来,他就是那个提议保护葡萄牙语不受外来语——特别是美式英语——侵害的议员。“我的两场战斗都是一个目的,”阿尔多说道,顺便抽了一口万宝路,“这是一场保护国家固有特色,对抗全球化威胁的战斗。我认为你可以使整个世界大同而不接受[其他国家]的文化标准。”
阿尔多讲话时带有明显的地方鼻音。他来自维克萨,阿拉戈斯的一个小镇,在那里他父亲是一家大养牛场的帮工。他童年生活贫困。阿尔多说他是踢着用橘子做的足球长大的,并说绿皮橘子好,因为没有那么软。他对足球充满感情。他开始背诵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的球队。
“费利克斯,奥利维拉,加拉多,阿西斯,马可·安东尼奥,德尼尔森,还有迪迪,卡福,萨马罗内,弗拉维奥,卢拉。”他说起来不带停顿。这是1969年罗伯特·戈麦斯·佩德罗萨杯上弗卢米嫩塞的阵容,他记得那时他听广播。“决赛时,弗拉维奥受伤了,米奇替补出场。他接住德尼尔森的任意球,头球建功,取得胜利。”
阿尔多设法离开维克萨,到阿拉戈斯的首府马西奥上学。在那里他成了一名反独裁的学生运动领袖。在1989年他第一次被选入国会,那年他33岁。我问他是否相信罗纳尔多的上场是出于耐克公司的压力。他回答道:“一般认为耐克公司喜欢让他们赞助的球员上场踢球。”我追问一句:罗纳尔多上场有隐情吗?“我是这样认为的。”他说。
他补充道,耐克公司的存在使国家队内产生了一种有害的氛围:“我认为不仅仅是耐克公司[对罗纳尔多上场]施压,但这确实是一个因素。我认为罗纳尔多身上的压力太大了,大到他难以承受。”
我告诉阿尔多,球员出现在国会作证绝对是一出喜剧,因为很多国家都梦想打入世界杯决赛,不论结果如何。阿尔多会心地笑了:“世界杯亚军是绝对的失败。这就像你和女孩谈恋爱,她说你只是她心中的第二人选,因为她更喜欢另外一个人。”
2000年11月21日,星期二——在巴西队0∶3输给法国队2年4个月零9天以后——扎加洛出现在了阿尔多的国会调查团面前。这是当年最受期待的听证会。数十人挤在霓虹灯走廊里排成长队,为的是得到一个好坐位。几乎没有人是为了到旁边的委员会会议室的——那里有一个关于地方基金的调查和一个有关侵占亚马孙公用土地的听证会。
扎加洛和利迪奥·托莱多以及若阿金·达·马塔一起出现了。这三个人就像出现在城市婚礼上的乡下土包子,穿着整洁的不同颜色的西装,小心翼翼地面对着周围的一切。
我们也被允许进入了听证室。扎加洛戴着厚厚的眼镜,头上白发稀疏,坐在阿尔多边上一张抬高的凳子上面,而阿尔多正是此次听证会的主持。在他们俩前面是坐在长凳上的议员,后面是五十多名新闻记者。
按照家乡的习惯,扎加洛开始了讲话,好像是被体育节目邀请的嘉宾一样:“很荣幸来到这里……我从不会逃避和国家队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我总是愿意谈国家队的事情,没有什么比这重要的了。”
突然他变得富于攻击性。他举起了一份体育类报纸,并说报上举证他曾经写信阻止调查的开展。他说这都是谎言。
“我想看看这里还有没有理可讲。”他申辩道。
议员们在他们的话筒里大喊:“安静!安静!”
“我没有撒谎,该死的!”扎加洛回应道。
阿尔多要求他不要抢着说话。
“这什么意思?你要我任由他们说,而保持安静?太不像话了。”
来自佩纳姆布克的一名年轻议员埃杜阿尔多·冈波斯说道:“我可能只有你年龄的一半大,但我曾多次见识过你这样的愤怒……请不要觉得自己遭受指责,请不要这样暴躁地来指责可能在这间屋子里的某个人。”
扎加洛的脸涨得通红——因为愤怒,也因为尴尬。他的攻击行为偃旗息鼓了。他看上去一副饱受屈辱的样子。69岁的扎加洛是巴西最具传奇色彩的世界杯得主。在1958年和1962年他作为球员,1974年是教练,1994年是助理教练,1998年又一次成为教练。他是巴西的化身,国家队的吉祥物。而议员们对待他却好像是在对待谋杀案的被告。足球文化与政治文化的碰撞成了一出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