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们六个人聚在一个大学时期的老同学的家里。话题转到了莎士比亚身上，我们谈到他的人物典型，谈到他怎么又深刻、又忠实地从人类“天性”的最深处描绘出那些典型来。我们特别赞赏他们那种活生生的真实性，他们那种平易习见的性格；我们每个人都举得出来我们遇见过的那些“哈姆雷特”，那些“奥赛罗”，那些“福斯达夫”，甚至还举得出一些“理查三世”和“麦克白”来（自然，后两种性格只是说有可能而已）。
“先生们，”我们的主人大声说，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我认识一位‘李尔王’呢！”
“怎么一回事？”我们问他。
“真有这回事。我可以讲给你们听，你们想听吗？”
“请讲吧。”
我们的朋友马上就讲起来了。
一
“我全部的童年，”他开始说，“连我青年时代的初期，一直到十五岁，我都是在乡下，在我母亲的领地上度过的。我母亲是某省一个有钱的地主。那个离现在已经很遥远的时期，在我的记忆里所留下的最鲜明的印象，也许就是我们的近邻，一个名叫马丁·彼得罗维奇·哈尔洛夫的人物。那个印象的确是很难磨灭的：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遇到一个像哈尔洛夫这样的人了。你们自己不妨想象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人。在他那巨大的身体上安了一个形状古怪的头，这个头有些歪，完全看不出一点颈项的痕迹。头上像一堆枯草似的黄灰色的乱发几乎长到了浓眉旁边。那张仿佛给人剥去了皮似的宽阔的紫脸上隆起一根笔挺的酒糟鼻子，天蓝色的小眼睛高傲地圆睁着，那张也是很小的、弯曲而有裂纹的嘴也张得大大的，嘴的颜色跟脸上其他部分完全一样。从这嘴里发出来的声音，虽然沙哑，却是十分有力，十分响亮……这声音叫人联想到装了铁条的运货马车经过崎岖不平的道路时铁条发出的叮当声；哈尔洛夫说起话来，就像在狂风中隔着一条宽阔的山谷对什么人在大声呼喊。要正确地说出哈尔洛夫脸上的表情很不容易，他的脸是那样宽……你觉得它不是一眼可以看得尽的！可是它又不使人感到讨厌，——你甚至从那里还可以看出一种威严，——不过，它很使人惊异，而且很不寻常。他有的是一双怎样的手啊！那真可说是蒲团大手了！他有的是怎样的手指，怎样的脚啊！我记得每逢我注视马丁·彼得罗维奇两俄尺宽的后背和磨石一般的肩膀的时候，我不能不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然而特别叫我感到惊奇的还是他的耳朵！它们完全像花卷形的面包，带皱褶的、弯弯的面包；他的脸颊从两边托起它们。马丁·彼得罗维奇不论是在冬天或者夏天，老是穿一身绿呢的哥萨克服装，束一条契尔克斯人的皮带，脚上还有一双擦过油的皮靴；我从没有看见他打过领带，真的，他要系领带干什么呢？他呼吸缓慢，而且十分沉重，就像一头公牛一样，可是他走路却没有一点声音！也许有人会想，他走进屋子来的时候，老是害怕会弄坏或者撞倒什么东西。所以他总是很小心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他多半侧着身子走，好像悄悄地溜过去似的。他真正有希腊神话中大力士赫克里斯的力气，所以四邻对他都非常尊敬，因为我们的老百姓到现在还崇拜民间英雄诗歌中的大力士。关于他的传说也一个接一个地给编造出来了。他们常常说：有一天，他在树林里遇见了一头熊，差不多把熊都制服了；又有一天，他在他的养蜂场里捉到一个陌生的小偷，他把这个人连车带马一起扔到篱笆外面去了，以及诸如此类的故事。哈尔洛夫本人从不夸耀他的力气。他老是说：“如果我右手真有腕力，那也是上帝的意思！”他是一个傲慢的人：只是他并不夸耀自己的力气，他夸耀的是他的身份，他的血统，和他的脑子。
“我们的家族是从胡瑞典（他把瑞典这一个字说成了这样的）来的，是从胡瑞典人哈尔路斯传下来的，”他肯定地说；“在失明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1]统治公国的时代（这是什么年代呀！），他到了俄罗斯，这位胡瑞典人哈尔路斯不愿做芬兰的伯爵——宁肯当俄国的贵族，他的名字载在金册上。这就是我们哈尔洛夫族的来源！……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全哈尔洛夫族的人生来都有金黄色头发，明亮的眼睛，白净的皮肤，因为我们是冰雪的子孙！”
“但是，马丁·彼得罗维奇，”我反驳他道，“历史上从来没有失明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这个人，只有恐怖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失明的’是伟大的大公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外号。”
“让你去胡说！”哈尔洛夫从容地对我说，“要是我这样说，事情就是这样！”
有一天，我母亲忽然想起当面称赞他真是一个出色的大公无私的人。
“啊哟，纳塔利娅·尼古拉耶夫娜！”他几乎发火地说；“您忽然来称赞我是什么意思！我们，贵族们怎么能有另外一种样子呢；种田的，养蜂的，农奴等等连想都不敢想我们会有缺点！我——一个姓哈尔洛夫的人，我的家族从哪儿来的……（这个时候，他把手举得高高的，指着头顶上的天花板）要我不做正派人！那怎么可能呢？”
又有一天，一位从外地来的、到我母亲家做客的贵人忽然想拿马丁·彼得罗维奇开玩笑。马丁·彼得罗维奇又讲到了那个到俄罗斯来的胡瑞典人哈尔路斯……
“是在上古时代吧？”贵人插嘴说。
“不，不是在上古时代，而是伟大的大公、失明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时代。”
“不过，我这样想，”贵人继续往下说，“您的家族还要更古老些，甚至要回溯到太古时代，那个时候还可以看到第三纪的乳齿象和大惰兽呢……”
马丁·彼得罗维奇对这些科学上的名词完全一窍不通，不过他明白这位贵人在嘲笑他。
“也许吧，”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家族当然是非常古老的；在我们祖先到莫斯科来的时候，他的确说过，那儿有一个并不比您阁下更傻的傻瓜，而那种傻瓜一千年才生一个呢。”
这位贵人气极了，可是哈尔洛夫昂起头，翘起下巴，哼哼鼻子，扬长而去。两天以后，他又来了。我母亲责备他。“太太，我给他点教训，”哈尔洛夫打岔说，“他不先问问明白，在跟谁打交道，就敢放肆。他还年轻呢，应当教训他。”那位贵人的年龄几乎跟哈尔洛夫的不相上下，可是这个巨人向来不把任何人当作成年人看待。他有极大的自信，天不怕地不怕。“难道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世界上哪有这种人？”他这样问道，于是他突然发出短促而震耳的哈哈大笑声来了。
二
我母亲对朋友非常挑剔，可是她非常亲切地接待哈尔洛夫，对他宽容极了。二十五年以前，他在悬崖的边沿拉住了她的马车，救了她的性命，那个时候马已经落下去了。牵曳的皮条和马具上的革带已经断了，可是马丁·彼得罗维奇还是紧紧地抓住车轮不放手——虽然，他的指甲下面已经迸出了鲜血。我母亲还帮助他成了家：她把一个在她家里养大的十七岁的孤女嫁给他，他当时已经过了四十了。马丁·彼得罗维奇的妻子是一个非常娇弱的女人，人们说，他是把她托在手掌心上带回家去的。可是她跟他在一起并没有生活多久。她给他生了两个女儿。在她死后，我母亲还是继续照顾马丁·彼得罗维奇；她把他的大女儿送进省城寄宿学校念书，后来又替她找了丈夫，而且她暗中也替小女儿物色了丈夫。哈尔洛夫管理田产很有本领，他有三百俄亩[2]的田地，还慢慢地盖起房屋来了；说到农民们对他怎样服从——那真是无法形容出来的！哈尔洛夫因为身体肥胖的缘故，几乎从不走路！大地也受不了他的体重。他不论到哪儿去，总是坐一辆矮矮的四轮无篷马车，亲自驾马，这匹瘦骨嶙嶙、三十岁的老母马肩上还带一块伤疤：这还是在博罗丁诺战役[3]中给近卫骑兵团上士当坐骑时受的伤。这匹老马总有点瘸，而且不知怎么的，四条腿一齐瘸；它不能一步一步走，只能跑一阵，跳一阵；它吃田坎上长的艾和苦艾，我从没有看见别的马吃过这种植物。我记得我老是想不通这匹半死半活的瘦马怎么载得起这个可怕的重荷。我不敢重复说，我那位邻居到底有多少普特重。在那辆赛跑用的马车上，坐在马丁·彼得罗维奇背后的是他那个浅黑色皮肤的小听差，马克西姆卡。他的整个身子和脸紧紧贴住主人，他的赤脚站在马车的后车轴上，跟这个巨大的身躯在一块儿，他好像是一片偶然粘在他身上的小树叶，或者一条蛆虫似的。也就是这个小听差，每星期替马丁·彼得罗维奇刮一次胡子。有人说，他是站在桌子上替主人刮胡子的；又有些爱开玩笑的人说，他不得不绕着主人的下巴跑来跑去来做这项工作。哈尔洛夫不喜欢老待在家里，因此人们经常看到他总是驾着那辆轻便马车[4]在路上跑，他一只手拉住缰绳（另一只手神气活现地支在膝盖上，臂肘向上弯出），头上戴一顶很小的老式无檐帽。他那对熊眼似的小眼睛精神抖擞地望着四周，他用响亮的声音跟遇见的一切农民、小市民、商人打招呼。他非常不喜欢教士，见到他们，他总要大声地奚落一番；有一天，他驾车赶上了我（我是带着猎枪出来散步的），看见一只躺在路旁的兔子，就大吼一声，这吼声和它的余音一直到晚上还在我的耳边响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