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门是关上了的，我用肩头使劲顶，还是顶不开。
“就在这柜台角落里趴下吧，”我说。她却跪倒在那里。
“趴下，”我说着把她硬是按下去。她简直气疯了。
店堂里是男人都掏出了枪来，只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那德国人，他卧倒在一张桌子的后面，还有一个就是那英国公学毕业生模样的小伙子，他贴着墙站在一个角落里。靠墙的一条长凳上站着三个女郎，金发的色调都深得过了头，近发根处却露出了黑色，她们踮起了脚尖想看个清楚，还不断尖着嗓子嚷嚷。
“我不怕，”那个相貌惹眼的姑娘说。“这简直荒唐嘛。”
“在酒吧间的斗殴中吃流弹可犯不上，”我说。“要是那个‘喷雾大王’有个把哥们儿在这儿的话，事情可能会闹得很大呢。”
不过他显然没有哥们儿在这儿，因为人们渐渐都把枪收起来了，有人把三个尖声嚷嚷的金发女郎抱了下来，枪声响起时奔过去的人也都一个个退了回来，留下那个喷雾的家伙，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一无声息。
“警察没来谁也不许离开，”门口有人喊道。
原来从街头巡逻队里来了两名拿长枪的警察，这时已经站在门口了。这一条一宣布，我就看见有六个人好像橄榄球队的队员悄悄商量完毕上来“列阵”一样，竟站起队来径自向门外走去。其中三个就是最初把“喷雾大王”撵出去的那三个人。有一个就是开枪把他打死的那家伙。他们从两个带长枪的警察中间直穿而过，就像橄榄球赛里打了个漂亮的掩护，挡住对方的两个防守队员迅速插过去一样。他们这里出了门，那里一个警察就上来拿枪当门一拦，喊道：“谁也不准离开。没有一个例外。”
“那几个人为什么就能走？有人走了，还扣住我们干什么？”
“他们是机械士，得赶回机场去，”有人说。
“可既然有人走了，扣住别人还有什么意思呢！”
“大家得等保安部门来人。事情总得依据法律、按照手续来办。”
“可既然有人走了，扣住别人还有什么意思呢，难道你们连这一点也不明白？”
“谁也不准离开。大家都得等着。”
“真滑稽，”我对那个相貌惹眼的姑娘说。
“不，不是滑稽的事，简直令人发指。”
我们这时已经站了起来，她正瞪大了眼，气愤地瞅着躺在地下的“喷雾大王”。只见“喷雾大王”双臂张得开开的，一条腿拱起在那儿。
“这可怜的人受伤了，我去救救他。怎么没有人去救救他，去照应照应他呢？”
“要是我的话我就不会去碰他，”我说。“这事可不能管啊。”
“可这简直是残忍。我受过护理训练，我去对他施行急救。”
“要是我的话我就不会去，”我说。“你也别靠近他。”
“为什么？”看她的样子懊恼透了，简直有点歇斯底里了。
“因为他人都死啦，”我说。
公安部门来了人，结果把大家扣了三个小时。他们先把各人的手枪拿来用鼻子嗅嗅。凭这个办法，可以把新近开过的枪查出来。嗅过了四十来把以后，他们似乎嗅腻了，嗅来嗅去反正尽是打湿了的皮上装的味儿。然后他们就在“喷雾大王”的遗体后边摆上一张桌子，坐在那里查看人们的证件。“喷雾大王”横在地上，看去宛如一个是他而又不太像他的灰色蜡像，脸是灰色的蜡脸，手也是灰色的蜡手。
“喷雾大王”的衬衫已经给撕开了，所以看得出他没有穿贴身内衣，他的鞋子后跟也都快磨光了。他横在地上，看上去小得很，可怜巴巴的。要走到那张桌子跟前就得从他的身上跨过去，桌子后边坐着两个便衣警察，在那儿查验各人的身份证件。小两口里那个男的由于过分紧张，证件几次三番找了又丢，丢了又找。原来他随身带着张安全通行证，却放错了一个口袋，弄得他好找，找到头上冒了汗方才找到。于是他就换了个口袋放，这一下可又得浑身上下找了。他找得满头大汗，头发都纷纷打鬈了，面孔涨得通红。看他现在的那副样子，似乎不只应该系一条校友领带，而且还应该戴上一顶低年级学生戴的那种学童帽。以前只听说磨难催人老。可是你看，这个开枪伤人事件倒使他看去像年轻了十来岁。
就在我们这么干等着的时候，我对那个相貌惹眼的姑娘说，我看这件事情倒是篇很好的小说材料，我改天要把它写出来。那六个人排成一列单行冲出门去的情景，实在令人难忘。她一听吃了一惊，说这我不能写，因为写出来是给西班牙共和国的伟大事业抹黑。我说，我在西班牙待的时间长了，当初在君主统治时期巴伦西亚一带开枪伤人的事件多得惊人，在共和国成立前安达卢西亚人用一种名叫拿伐哈的大刀互相砍杀就有几百年长的历史，在这战争时期如果我在奇科特酒吧目睹了一件滑稽的枪杀事件，我当然可以拿来作为写作的题材，就好比事情出在纽约、出在芝加哥、出在基韦斯特、出在马赛一样。这跟政治没有什么关系。她还是说我不应该写。说我不应该写的人恐怕也真不在少数。不过那德国人倒觉得这个小说题材相当不错，我就把最后几支“骆驼牌”都给了他。可不管怎么说吧，过了三个小时以后，公安人员终于说我们可以走了。
佛罗里达旅馆里那几位见我迟迟未归，早已有点着急了，因为当时城里常落炮弹，步行回家的话到七点半酒吧打烊以后还没到家，人家就要着急了。到了家我心里也一高兴，趁大家一起在电炉上做晚饭的当儿，我说了这个故事，效果倒挺不错的。
后来，夜里雨停了，第二天早上一看，天朗气清，是个寒冷的初冬日子，到十二点四十五分，我推开了奇科特酒吧的旋转门，想在午饭之前先喝一点金酒补汁。这种时候店堂里顾客稀少，两个侍者同经理来到我的桌子跟前。脸上都是笑眯眯的。
“凶手逮住了没有啊？”我问。
“别这么一大早就开玩笑啦，”经理说。“你看见他开枪了吗？”
“看见了，”我对他说。
“我也看见了，”他说。“出事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他指了指靠墙角的一张桌子。“他是把手枪直顶着那家伙的胸膛开的。”
“这儿的人一直给扣到什么时候？”
“喔，扣到后半夜两点以后呢。”
“一直到今天早上十一点才来把fiambre弄走。”这里用的fiambre是个西班牙俚语，意思是尸体，跟菜单上的那个“冻肉”就是一个词儿。
“可其中的内情你还不知道呢，”经理说。
“对。他还不知道呢，”一个侍者说。
“这事实在稀奇，”另一个侍者说。“Muy raro[3]”
“而且令人遗憾哪，”经理说着，把头直摇。
“是啊。不但离奇，而且令人遗憾，”侍者说。“实在令人遗憾。”
“跟我说说吧。”
“这事实在稀奇，”经理说。
“跟我说说吧。快，说说。”
经理隔着桌子探出了身子，十分机密的样子。
“你知道吗，”他说，“他那只喷雾器里装的可是科隆香水。可怜的家伙。”
“所以他这也不算什么下流的恶作剧，明白啦？”侍者说。
“实际上他也只是为了逗个乐。按说谁也不应该生他的气，”经理说。“可怜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