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午夜前后被人送进来；整整一宿，顺着走廊人人都听到那个俄国人的叫声。
“他给打在哪儿啦？”弗雷泽先生问夜班护士。
“在大腿上，我想。”
“另一个人怎么样？”
“啊，我怕他快要死了。”
“他给打在哪儿啦？”
“肚子上中了两枪。他们只找到一颗子弹。”
他们都是种甜菜的工人，一个墨西哥人和一个俄国人；他们坐在一家通宵营业的餐馆里喝咖啡，有一个人走进门来，向那个墨西哥人开枪。墨西哥人倒在地板上，肚子上中了两枪，俄国人爬到桌子底下去的时候，挨了一颗流弹，那本是对墨西哥人射击的。报上是这么说的。
墨西哥人对警察说，他不知道谁开枪打他。他认为是一个偶然的事故。
“一个偶然的事故，他却向你开了八枪，打中你两枪，是这样吗？”
“是的，先生，”那个墨西哥人说，他叫卡耶塔诺·鲁伊斯。
“他向我开枪只是一起偶然的事故，那个混蛋，”他对那个译员说。 ［1］
“他说什么？”那个警官问，望着床对面的译员。
“他说那是一个偶然的事故。”
“告诉他讲实话，他快要死了，”警官说。
“死不了，”卡耶塔诺说，“不过告诉他，我感到很难受，不想多说。”
“他说，他讲的是实话，”译员说。接着，自信地对警官说；“他不知道是谁开枪打伤他的。他们从他的背后开枪打他。”
“是啊，”警官说，“这我知道，可子弹为什么都是从前面打进去的呢？”
“也许他在胡扯，”译员说。
“听着，”警官说，他的手指头几乎在卡耶塔诺的鼻子前摇晃，那个蜡黄的鼻子突出在死人样的脸上，眼睛却跟鹰眼一样灵活。“我才不在乎谁开枪打你，不过我不得不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你不要打伤你的那个人受到惩罚吗？把这话告诉他，”他对译员说。
“他说把打伤你的人讲出来。”
“见鬼去吧，”卡耶塔诺说，他乏得很。
“他说他压根儿没有看到那个人，”译员说，“我毫不含糊地跟你说，他们从他背后开枪打他。”
“问他是谁打伤了那个俄国人。”
“可怜的俄国人，”卡耶塔诺说，“他趴在地板上，胳膊抱着头。他们开枪打中他的时候，他就叫起来，一直叫到现在。可怜的俄国人。”
“他说是个他不认识的人。也许就是那个开枪打中他的人。”
“听着，”警官说，“这儿不是芝加哥。你不是一个黑社会里的歹徒。你用不到像演电影似的。把打伤你的人讲出来，没有错。人人都会讲出打伤他们的人。这么做，没有错。说不准你不讲出那个人是谁，他还会去开枪打伤别人哪。说不准他去开枪打伤女人或是孩子。你不能让他干了这种事溜掉。你跟他说，”他对弗雷泽先生说。“我不信任那个该死的译员。”
“我非常靠得住，”译员说。卡耶塔诺望着弗雷泽先生。
“听着，朋友，”弗雷泽先生说，“警察说，咱们不是在芝加哥，而是在蒙大拿州的海利 ［2］ 。你不是强盗，也跟演电影毫不相干。”
“我相信他的话，”卡耶塔诺轻轻地说，“我相信他的话。”
“揭发伤害自己的人并不丢脸。在这儿人人这么做，他说。他说，要是那个人开枪打伤了你，又去打伤女人和孩子，那怎么办？”
“我没有结过婚，”卡耶塔诺说。
“他是泛指任何女人、任何孩子。”
“那个人又不是疯子，”卡耶塔诺说。
“他说，你应该揭发他，”弗雷泽先生说完了。
“谢谢你，”卡耶塔诺说，“你是个高明的翻译。我能讲英语，不过讲得很糟。我听可都听得懂。你的腿是怎么弄断的？”
“从马上摔下来。”
“运气多不好。我很难受。痛得厉害吗？”
“现在不厉害了。起初，痛得可厉害。”
“听着，朋友，”卡耶塔诺开始说，“我很虚弱。你会原谅我的。再说，我很痛，痛得够受。很可能我会没命。请把这个警察打发走，因为我乏得很。”他做出像要翻身侧睡的样子，接着就不做声了。
“我把你的话一字不漏地告诉他；他说，告诉你他确实不知道是谁开枪打伤他的，还说他虚弱得很，希望你以后再问他，”弗雷泽先生说。
“他以后也许就死了。”
“这很可能。”
“所以我要现在问他。”
“我告诉过你，有人从他背后开枪打他，”那个译员说。
“啊，天知道，”警官说，把笔记本放进口袋。
警官同译员站在外面走廊里弗雷泽先生的轮椅旁。
“我想你也认为有人从他背后开枪打伤他的吧？”
“是啊，”弗雷泽说，“有人从他背后开枪打伤他。你认为怎么样？”
“别恼火，”警官说，“我希望自己能讲西班牙语。”
“你干吗不学？”
“你用不着恼火。我问了那个墨西哥人许多问题，得不到一点叫人高兴的东西。我要是能讲西班牙语，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你不用讲西班牙语，”那个译员说，“我是一个非常可靠的译员。”
“啊，天知道，”警官说。“好吧，再见，我会来看你的。”
“谢谢。我总是在这儿。”
“我想你现在挺不错了。当时确实遇到了坏运气。运气坏得很。”
“他的骨头既然已经接了起来，运气就变好了。”
“可不是，不过时间很长。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别让哪一个在背后朝你开枪。”
“说得对，”他说，“说得对。唔，你没有恼火，我真高兴。”
“再见，”弗雷泽先生说。
弗雷泽有好久没有再看到卡耶塔诺，但是天天早晨赛西莉亚修女带来他的消息。她说，他从来不叹一声苦，眼下情况很糟。他害上腹膜炎；他们认为他活不长了。可怜的卡耶塔诺，她说。他有一双这么美的手和一张这么漂亮的脸，而且他从来不叹苦。眼下，伤口的气味真叫人受不了。他会用一个手指头指着自己的鼻子，微笑着摇摇头，她说。他讨厌那股味儿。他感到很窘，赛西莉亚修女说。啊，他是个多好的病人啊。他老是微笑。他不愿去向神父忏悔，但是答应做祷告；他被送进来以后，没有一个墨西哥人来看过他。那个俄国人在本星期末要出院了。我一点也没法关心那个俄国人的事情，赛西莉亚修女说。可怜的人，他也吃了苦。那是一颗涂了油的、肮脏的子弹，伤口感染了，但是他叫得太凶了，再说我一直喜欢坏人。那个卡耶塔诺，他是个坏人。啊，他一定真的是个坏人，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他长得这么匀称和文雅，从来没有用手干过活儿。他不是个种甜菜的工人。我知道他不是个种甜菜的工人。他的手很光滑，没有一点茧皮。我知道他一定算得上是个坏人。我现在下楼去为他祈祷。可怜的卡耶塔诺，他的伤势这么严重，他一声也不哼。他们干吗非打伤他不可？啊，这个可怜的卡耶塔诺！我马上下楼去为他祈祷。
她马上下楼去为他祈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