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俄明州的下午天气好热；群山在远处，你看得见山顶上的积雪，但山峦没有阴影，山谷里的庄稼地一片金黄，路上车来车往，尘土飞扬，镇子边的小木屋全都在太阳下暴晒着。方丹家后面的门廊外有一棵树遮荫，我就坐在树荫下的桌子边，方丹太太从地窖里拿来凉爽的啤酒。一辆汽车从大路拐到小路上，停在屋子边。两个男人下了车，穿过大门走了进来。我把酒瓶放在桌子底下。方丹太太站起身来。
“山姆在哪儿？”其中一人在纱门门口问道。
“他不在这儿。在矿上。”
“你有啤酒吗？”
“没有。一点也没有了。那是最后一瓶了。全喝光了。”
“他在喝什么呀？”
“那是最后一瓶。全喝光了。”
“得了吧，给我们来点啤酒。你认识我的。”
“一点也没有了。那是最后一瓶。全喝光了。”
“行了，咱们上弄得到真正啤酒的地方去吧，”其中一人说道，他们就出去上车了。其中一人走路跌跌撞撞的。汽车发动时晃动几下，在路上飞快地开走了。
“把啤酒放在桌上，”方丹太太说。“怎么回事，好了，没事了。怎么回事？别放在地板上喝啊。”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我说。
“他们喝醉了，”她说。“那才惹麻烦呢。回头他们上别处去，说他们是在这儿喝的 ［1］ 。说不定他们连记也记不得了。”她说法语，不过只是偶尔说说，而且还夹了好多英语单词和一些英语句法结构。
“方丹上哪儿去了？”
“他在做葡萄酒 ［2］ 。哦，天哪。他真喜欢葡萄酒 ［3］ 。”
“可你喜欢啤酒。”
“是啊，我喜欢啤酒，但方丹，他真喜欢葡萄酒。 ”
她是个身材丰满的老妇，肤色红润可爱，满头银发。她浑身上下干干净净，屋子也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她是伦斯 ［4］ 人。
“你在哪儿吃的？”
“在旅馆里。”
“在这儿吃。他可不喜欢在旅馆或饭店吃。在这儿吃！ ”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再说旅馆里吃得也不错。”
“我从来不在旅馆吃饭。也许旅馆里吃得不错。我这辈子在美国只上过一次饭店。你知道他们给我吃什么？他们给我吃生猪肉！”
“真的？”
“我不骗你。是没煮过的猪肉。我儿子娶了个美国女人，经常给他吃罐头豆子。”
“他结婚多久了？”
“哦，我的天，我不知道。他老婆体重两百二十五磅。她不干活。不煮饭。她给他吃罐头豆子。”
“那她干什么？”
“她老是看书。光是看书。她经常躺在床上看书。她已经不能再生孩子。她太胖了。肚子里容不下孩子了。”
“她怎么啦？”
“她老是看书。他是个好小子。干活卖力。以前在矿上干活，如今在牧场里干。他以前从没在牧场里干过。牧场主对方丹说他从没见过牧场里有谁干活比他更卖力的。他干完活回家，她竟没东西给他吃。”
“他干吗不离婚呢？”
“他没钱办离婚。再说，他很爱她。”
“她美吗？”
“他认为美。他把她带回家来的时候，我还当自己要死了呢。他真是个好小子，干活始终卖力，从不到处乱跑，惹什么祸。当时他出门到油田去干活，就带回来这个印第安女人，那会儿体重就有一百八十五磅。”
“她是印第安人？”
“她是印第安人倒没什么。哦，天哪。她嘴里老是挂着狗娘养的，该死的这种话。她不干活。”
“眼下她在哪儿？”
“看戏。 ”
“什么？ ”
“看戏。 电影。她只会看书和看戏。”
“你还有啤酒吗？”
“天哪，当然有啦。你今晚来我们这儿吃饭吧。”
“好吧。我应该带什么来呢？”
“什么也别带。一点也别带。也许方丹会弄到点葡萄酒。”
那天晚上我到方丹家吃晚饭。我们在餐室里吃，桌上铺着干净的桌布。我们尝了一下新酿的葡萄酒。酒味清淡可口，还有葡萄的味儿。餐桌上有方丹和他太太，还有小儿子安德烈。
“你今天干了些什么。”方丹问。他是个老头儿，矮小的身躯给矿里的活儿拖累坏了，一部飘垂的灰白胡子，明亮的眼睛，是圣艾蒂安 ［5］ 附近的中部人。
“我埋头搞我的书呢。”
“你的书都没问题吧？”方丹太太问。
“他意思是说他像个作家那样写书。一本小说，”方丹解释说。
“爸，我能去看戏吗？”安德烈问。
“当然，”方丹说。安德烈回过头来问我。
“你看我有几岁？你看我这样子有十四岁吗？”他是个瘦小子，但他的脸看上去有十六岁了。
“是啊。你这样子有十四岁了。”
“我到戏院时就这样低头哈腰，拼命装得小一点。”他嗓音很尖，又在变声。“要是我给他们一个两毛五的硬币，他们就收下了，可我要是只给他们一毛五，他们照样也让我进去。”
“那我就只给你一毛五了，”方丹说。
“不，给我一个两毛五的硬币，我会在路上把钱兑开的。”
“他看完戏马上就会回来， ”方丹太太说。
“我一会儿就回来。”安德烈走出门去。晚上外面很凉快。他让门开着，一阵凉风吹了进来。
“吃啊！”方丹太太说。“你还没吃过什么东西呢。”我已经吃了两份鸡和法式炸土豆条，三个甜玉米，一些黄瓜片和两份凉拌蔬菜。
“也许他要点儿蛋糕，”方丹说。
“我应该给他来点儿蛋糕，”方丹太太说。“吃点干酪。吃点奶酪。你还没吃过什么东西呢。 我应该弄点蛋糕来。美国人就老爱吃蛋糕。”
“我吃了好多啦。 ”
“吃啊！你还没吃过什么东西呢。 全吃下去。我们什么也不剩。全吃光。”
“再来点儿凉拌蔬菜，”方丹说。
“我再去拿点儿啤酒来，”方丹太太说。“如果你整天在书厂里干活，肚子会饿的。”
“他不了解你是个作家， ”方丹说。他是个心细体贴的老头，说话用俚语，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军队服役时的一些流行歌曲也熟悉。“他自己写书，”他对太太解释说。
“你自己写书？”方丹太太问。
“有时写。”
“哦！”她说。“哦！你自己写书啊。哦！好极了。要是你自己写书的话肚子会饿的。吃啊！我去找点啤酒。 ”
我们听见她走在通向地窖的梯级上。方丹对我笑笑。他对没有他那种经历和世故的人十分宽容。
安德烈看完戏回来时我们还坐在厨房里讨论打猎。
“劳动节那天我们都到清水河去了，”方丹太太说。“哦，天哪，你实在应该到那儿去去。我们大家坐卡车去的。大家都坐卡车，我们星期天动身。坐的是查理的卡车。 ”
“我们吃啊，喝葡萄酒，啤酒，还有一个法国人带来一瓶苦艾酒， ”方丹说。“加利福尼亚一个法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