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朋友生性厌恶女人，”我说，“是个厌恶女人的老派德国人。”
“跟他说我爱他。”
我跟他说了。
“闭上你的嘴，咱们离开这儿好不好？”盖伊说。这女人另一条胳臂也搂住他脖子了。“跟他说他是我的，”她说。我跟他说了。
“你让咱们离开这儿好不好？”
“你们吵架了，”女人说。“你们并不互爱。”
“我们是德国人，”我自傲地说，“老派的南德人。”
“跟他说他是个俊小子，”女人说。盖伊三十八岁了，对自己被当成一个法国的流动推销员倒也有几分得意。“你是个俊小子，”我说。
“谁说的？”盖伊问，“你还是她？”
“她说的。我只是你的翻译罢了。你要我陪你出门不是做你的翻译吗？”
“她说的就好了，”盖伊说，“我就没想要非得在这儿跟你也分手。”
“真没想到。斯培西亚是个好地方。”
“斯培西亚，”女人说。“你们在谈斯培西亚。”
“好地方啊，”我说。
“这是我家乡，”她说。“斯培西亚是我老家，意大利是我祖国。”
“她说意大利是她祖国。”
“跟她说看来意大利是她祖国，”盖伊说。
“你们有什么甜食？”我问。
“水果，”她说。“我们有香蕉。”
“香蕉倒不错，”盖伊说。“香蕉有皮。”
“哦，他吃香蕉，”女人说。她搂住盖伊。
“她说什么？”他把脸转开说。
“她很高兴，因为你吃香蕉。”
“跟她说我不吃香蕉。”
“先生说他不吃香蕉。”
“哦，”女人扫兴地说，“他不吃香蕉。”
“跟她说我每天早上洗个凉水澡，”盖伊说。
“先生每天早上洗个凉水澡。”
“不明白，”女人说。
我们对面那个活道具般的水手一动也不动。这地方的人谁也不去注意他。
“我们要结账了，”我说。
“啊呀，别。你们一定得留下。”
“听我说，”仪表堂堂的青年在他写字的餐桌边说，“让他们走吧。这两个人一文不值。”
女人拉住我手。“你不留下？你不叫他留下？”
“我们得走了，”我说。“我们得到比萨 ［6］ 去，办得到的话，今晚到翡冷翠 ［7］ 去。我们到夜里就可以在那里玩乐了。现在是白天。白天我们必须赶路。”
“呆一小会儿也好嘛。”
“白天必须赶路。”
“听我说，”仪表堂堂的青年说。“别跟这两个多费口舌了。老实说，他们一文不值，我有数。”
“来账单，”我说。她从老太婆那儿拿来了账单就回去，坐在桌边。另一个姑娘从厨房里出来。她径直走过店堂，站在门口。
“别跟这两个多费口舌了，”仪表堂堂的青年厌烦地说。“来吃吧。他们一文不值。”
我们付了账，站起身。那几个姑娘，老太婆和仪表堂堂的青年一起坐在桌边。活道具般的水手双手蒙住头坐着。我们吃饭时始终没人跟他说话。那姑娘把老太婆算给她的找头送给我们，又回到桌边自己的座位上去。我们在桌上留下小费就出去了。我们坐在汽车里，准备发动时，那姑娘出来，站在门口。我们开车了，我对她招招手。她没招手，只是站在那儿目送我们。
雨 后
我们开过热那亚郊区时雨下大了，尽管我们跟在电车和卡车后面开得很慢，泥浆还是溅到人行道上，所以行人看见我们开来都走进门口去。在热那亚市郊工业区竞技场码头，有一条双车道的宽阔大街，我们顺着街心开车，免得泥浆溅在下班回家的人们身上。我们左边就是地中海。大海奔腾，海浪飞溅，海风把浪花吹到车上。我们开进意大利时，路过一条原来宽阔多石而干涸的河床，现在滚滚浊水一直漫到两岸。褐色的河水搅混了海水，海浪碎成浪花时才变淡变清，黄褐色的水透着亮，被大风刮开的浪头冲过了马路。
一辆大汽车飞驶而过，溅起一片泥浆水，溅到我们的挡风玻璃和引擎的水箱上。自动挡风玻璃清洗器来回摆动，在玻璃上抹上薄薄一层。我们停了车，在塞斯特里饭店吃饭。饭店里没有暖气，我们没脱衣帽。我们透过橱窗看得见外面的汽车。车身溅满泥浆，就停在几条拖上岸不让海浪冲到的小船边。在这家饭店里，你还看得见自己呼出来的热气。
意大利通心面味道很好，酒倒有股明矾味，我们在酒里搀了水。后来跑堂的端来了牛排和炸土豆。饭店远头坐着一男一女。男的是中年人，女的还年轻，穿身黑衣服。吃饭时她一直在湿冷的空气中呼出热气。男人看着热气，摇摇头。他们光吃不说话，男人在餐桌下拉着她一只手。她长得好看，两人似乎很伤心。他们随身带了一个旅行包。
我们带着报纸，我对盖伊大声念着上海战斗的报道。饭后，他留下跟跑堂的打听一个饭店里并不存在的地方，我用一块抹布擦净了挡风玻璃、车灯和执照牌。盖伊回到车上来，我们就把车倒出去，发动引擎。跑堂的带了他走过马路，走进一幢旧屋子。屋子里的人起了疑心，跑堂的跟盖伊留下让人家看看什么东西都没偷走。
“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我不是个修水管的，他们就以为我偷什么东西了，”盖伊说。
我们开到城外一个海岬，海风袭击了汽车，差点把车子刮翻。
“幸亏风是从海上刮来的，”盖伊说。
“说起来，”我说，“海风就是在这一带什么地方把雪莱刮到海里淹死的。”
“那是在靠近维亚瑞吉奥 ［8］ 的地方，”盖伊说。“你还记得咱们到这地方的目的吗？”
“记得，”我说，“可是咱们没达到啊。”
“咱们今晚可没戏唱了。”
“咱们能开过文蒂米格利亚 ［9］ 就好了。”
“咱们瞧着办吧。我不喜欢在这海岸上开夜车。”这时正是刚过午后不久，太阳出来了。下面，大海蓝湛湛的，挟着白帽浪滚滚流向萨沃纳 ［10］ 。后面，岬角外，褐色的河水和蓝色的海水汇合在一起。在我们前方，一艘远洋货轮正向海岸驶来。
“你还看得见热那亚吗？”盖伊问。
“啊，看得见。”
“开到下一个大海岬就遮掉看不见了。”
“咱们暂时还可以看见它好一阵子。我还看得见它外面的波托菲诺海岬 ［11］ 呢。”
我们终于看不见热那亚了。我们开出来时，我回头看看，只见大海；下面，海湾里，海滨停满了渔船；上面，山坡上，一个城镇，海岸线远处又有几个海岬。
“现在看不见了，”我对盖伊说。
“哦，现在早就看不见了。”
“可是咱们没找到出路前还不能肯定。”
有一块路标，上面有个S形弯道的图标和注意环岬弯道的字样。这条路环绕着海岬，海风刮进挡风玻璃的裂缝。海岬下面，海边有一片平地，海风把泥浆吹干了，车轮开过扬起一阵尘土。在平坦的路上，车子经过一个骑自行车的法西斯分子，他背上枪套里有一把沉甸甸的左轮手枪。他霸住路中心骑车，我们开到外档来让他。我们开过时他抬头看看我们。前面有个铁路闸口，我们朝闸口开去，闸门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