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平时只会干些往错误的地方送去错误的信息之类的事，其他事就一点忙也帮不上了。其中一个冲我吼叫，嫌我太烦人，另一个避开眼下的问题，怀疑我的结婚证书有问题，因为他非说证书上的印章盖在了错误的一面。第三个是个胖局长，棕色的眼睛很清澈，自称业余时间写诗。尼斯有很多俄国人，或是定居，或是暂住，我在他们中间查找，问了各种各样的熟人。听他们中有些碰巧有犹太血统的人讲，他们落难的亲人挤满了开往地狱的火车。我的苦难则和他们相反，平平常常，看上去有点脱离实际：坐在某个拥挤的咖啡馆里，望着眼前淡蓝色的大海，身后是空壳响声一般的喃喃细语，反反复复诉说着犹太人遭受的屠杀和苦难，还有大洋彼岸的灰色天堂，那些领事们办事的粗暴态度和反复无常的怪脾气。
我到了尼斯一星期后，一位懒洋洋的便衣侦探来访，领着我走进一条曲曲弯弯、臭气熏天的街道，来到一栋黑漆漆的房子跟前，房子上的“旅馆”二字饱经污垢和岁月的侵蚀，几乎看不清了。他说，就在这里找着了我的妻子。当然啦，他领来一个姑娘让我看，完全是个陌生的人。可是我这位福尔摩斯朋友却锲而不舍地花了好长时间，非要我和她承认是已婚夫妇。与此同时，她那个肌肉强健的床伴就一声不吭地站在一旁听，两只光胳膊交叉起来抱在带条纹的胸前。
当我终于摆脱这些人，回到我住的地方时，碰巧经过一行排得密密实实的队伍，在等食品店开门。我的妻子就排在这行队伍的尾端，正踮着脚尖费力张望店里到底在卖什么东西。我现在想想，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她希望店里在卖橘子。
她的故事有点含混不清，但完全是老套路。她返回弗热赫，没有在我留下口讯的火车站询问，而是直接去了警察局。一群难民建议她加入他们的行列，她便在一间没有自行车的自行车店里过夜，与三名老妇同睡在地板上。这三个老妇，据她说，躺在地上就像排成一行的三截木头。次日她发现身上钱不够，去不了尼斯。最后她向三个木头老妇中的一个借了点钱，却又搭错一班火车，抵达一个她记不得名字的城镇。两天前她来到尼斯，在俄国教会找到几个朋友。他们告诉她我在这一带转悠着找她，肯定很快会出现的。
又过了些时候，有一次我坐在我那小阁楼中唯一一把椅子的边缘上，搂着她年轻娇小的屁股（她正在梳理她细软的头发，每梳一下，头就往后甩一下），这时她淡淡的微笑一下子让一切都奇怪地抖动起来。她将一只手搁在我的肩上，低头盯住我，仿佛我是个池中倒影，她如今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倒影的存在。
“我一直没有对你说实话，亲爱的，”她说，“我是个骗子。我和一个在火车上遇见的野蛮家伙在蒙彼利埃过了几夜。那根本不是我情愿的。他是推销洗发液的。”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受了什么样的折磨。哪来的扇子，哪来的手套，哪来的面具。(6)那天我花了整整一夜，后来又花了不知多少个夜晚，想从她口中一点一点地查证清楚，但没能全部搞清。我当时有个奇怪的想法，觉得我首先必须查明所有的细节，重建每一分钟，然后才能决定我是否受得了。可是想要得知事实的欲望漫无边际，我自己也不能断定大概到了哪一步我才可以自认满足。我想得知的情况可以分解为无限多个片断，每个片断之间的间隔不知有多大，那分母也不知会有多大。
唉，第一次盘问时她烦得很，对我的盘问懒得回答，第二次盘问时她干脆无所谓，因为她确信我已经不要她了。她那些解释，都是胡编乱造，只能引得我痛苦，她却好像认为那是安慰我的奖品。事情就这样没完没了地拖下去，她动辄精神崩溃，但很快又振作起来，回答我那些不好写下来的低俗问题时，要么声音低得断了气一般，要么可怜巴巴地笑笑，话题一拐，净说些不着边际的事。我恨得发疯一般直咬牙，牙关疼得快要爆裂了——那种疼痛火烧火燎，但不知为何，好像比迟钝而沉重、默默忍受的痛苦要好受一些。
请注意，就在这种审讯逼问的间歇期间，我们也在尽力从那些办事不力的部门办出必要的文件来。有了这些文件，才能合法地申办第三种文件。有了这第三种文件，就等于得到一块垫脚石，借此垫脚石可以拿到一个许可证，持有此证就可以申办一些别的文件。持证人凭借这些别的文件就多少有可能发现这事原来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即使我能想象出那种反复出现的邪恶场景，我却仍然不能把它和我的妻子联系起来。那些场景像长着尖角的恐怖幻影，而我凶狠地抓住妻子逼问时，她的柔软肢体却摇摇晃晃，嘎吱作响，瘫倒在我紧抓她的手掌中。
就这样余下的事只有互相折磨，连续好多个钟头在有关部门等候，填表，和已经摸清了各类签证五脏六腑的朋友交换意见，向那些办事员哀求，再填表，结果是她那位健壮能干的旅行推销员的形象和那些长着老鼠胡须咆哮的官员可怕地混在了一起。还有快要腐烂了的老旧记录宗卷，紫色墨水的臭味，塞在疽疮点点的吸墨纸下的贿赂，用敏捷冰凉的带垫脚爪搔弄潮湿颈部的肥苍蝇，你的六张新洗出来的近似本人的照片笨拙地呈凹形，那些出生于斯鲁茨克、斯塔罗杜布或博布鲁斯克(7)等地的申请人悲哀的眼神和耐心等候的礼貌，像宗教异端裁判所里的刑具一般的漏斗和滑轮。还有一个戴眼镜的秃顶男人，被告知护照找不着了，脸上露出可怕的笑容。
现在我承认，有天晚上，经过特别可怕的一天后，我跌坐在一条石凳上，哭着诅咒这个虚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千百万人的生命掌握在这些领事和办事员阴冷的手里，任由他们摆布。我注意到她也在哭，于是我告诉她，假如她没有跑去干她干过的那些事，眼下的事情再麻烦也没什么关系。
“你会以为我疯了，”她激动地说起来，刹那间她几乎像个真实的人了，“其实我什么也没做——我发誓我什么也没做。也许我同时过着好几种生活。也许我那么做是想考验你。也许这凳子是个梦，我们现在是在萨拉托夫(8)，要么是在某颗星星上。”
要回到她最初解释为何姗姗来迟的说法上得经过好几个不同的阶段，一点点细说下来太啰嗦。我没有跟她说话，多数时候我独来独往。她经常会闪现一下，然后消失，也常带点她以为我会喜欢的小东西再出现——一把樱桃，三支名贵香烟，诸如此类——对我就像护士照顾一个脾气暴躁的康复期病人，平平静静地来来去去，一言不发，只是悉心照料。我俩共同的朋友中绝大部分我不再去拜访了，因为他们对我办护照的事情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也似乎对我隐隐有了敌意。我写了几首诗，喝掉了所有能够到手的酒。一天，我将她搂在我充满渴望的胸前，我们便去卡布尔住了一周，躺在狭窄的海滩边粉红色的小圆石子上。说来奇怪，我们的新关系越是融洽，我便越能隐隐感到一股钻心的哀伤，但我不断告诉自己，这是一切真正幸福固有的特征。
与此同时，我们命中注定的漂泊方式有了变化，我终于从一间又暗又热的办公室出来，颤抖的双手中捧着两本厚厚的出境证。这东西里面适时地注入了美国血清，我飞快地赶往马赛，设法买到了下一班的船票。我回家沉重地踏上楼梯。我看见桌上一只杯中插着一枝玫瑰——美得鲜亮，白里透红，花茎上有在水里养了些时候的气泡。她的两件替换裙装不见了，她的梳子不见了，她的花格外衣不见了，她当帽子用的那条打着紫红色蝴蝶结的紫红色发带也不见了。枕头上没有别上便条，屋里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当然有那枝玫瑰，但那东西只不过是法国打油诗人所谓的une cheville(9)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