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以外的领域对文学的影响由来已久。从文学诞生之日起，文学就和哲学、宗教、美学的发生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首先是语言学，然后是心理学、人类学、神话学、文学批评、文化批评、性别研究、历史话语、生态研究等先后对文学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由于文学之外的学科不断介入、不断影响，这些学科也在不断改变着文学的品质和走向。
在西方，和文学发生关系最早、最密切的是哲学。柏拉图说哲学与诗歌的争执由来已久。这既说明了哲学与诗歌的对抗，又说明了二者解不开的渊源，柏拉图本人就是最具诗人气质的哲学家。无论他笔下栩栩如生的苏格拉底的形象，还是他所采用的对话文体的写作风格，乃至他绚烂瑰丽、气势磅礴的语言表达，上天入地、天马行空的思想方式，都毫不逊色于最优美的文学华章。从理式世界到理想国的宏大构想中，他对诗的本质、诗的来源、诗的功能、诗的效果，以及诗人迷狂的状态和诗人的角色都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他的思想几乎涵盖了文学批评的方方面面，对后来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等诸多文学观念都产生了深远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西方的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诗学》同样出自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之手。以后的许多哲学家都把文学纳入了自己的思想和视野，比如普罗提诺的《九章》，用“太一”流溢与“神性分有”来理解艺术之美、艺术家之美、知识之美和美的本质。还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以及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都有很多关于诗人和文学本质的理解。叔本华为了理解艺术家，专门跑到疯人院去研究患者病例，研读精神病理学著作。他发现天才可能显示出一些近乎疯狂的特征，天才和疯狂甚至有可能相互转化。他还发现了天才的几个特点：第一，具有天赋的艺术家一般数学都很糟糕。第二，一个天才人物在天才焕发之时往往不达世故。这就像一个聪明人在深明世故时绝不会是天才一样。再次，伟大的天才极少与卓越的理性相结合，相反，天才人物往往被强烈的情绪和无理的激情所支配。所以天才总是有极端的行为——他不知有中肯适度的言行，缺乏处世的智慧。他能够充分认识“理式”但不能认识个别的东西。所以，“一个诗人能够深刻地彻底地认识人类，但是只能极其拙劣地认识具体的人；他很容易受欺骗，他是狡猾者手中的玩偶。”（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二卷），34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他说，艺术家的特殊本领在于：
艺术家让我们通过他的眼睛看这世界。他具有这种眼光，他能够离开事物的一切关系认识到事物的本质，那是天才的禀赋，是生而固有的；但是他能够把这种禀赋借给我们，把他的眼光授予我们，这却是后天获得的，是艺术的技巧。（同上，343页。）
艺术家的眼睛让我们通过纷繁的世界表象，直逼事物的本质。他的这些发现对我们理解作家的特质有很大帮助。
哲学家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对“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进行了论述。他说“诗人都是生命力充盈的人”，比一般人的生命力要旺盛得多，所以他才有巨大的创造力。伯格森说诗人具有最超脱的心灵。克罗齐说“每个人天生都是诗人”。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诗人传达存在的天命，守卫语言之家，看护诗意的栖居。他还专门论述了贫乏时代的诗人的命运，论述了在现代这样一个充满算计的时代，诗人如何守卫、看护人类心灵的栖居地。
很多大哲学家都对文学进行过深入思考，而且他们的见解都非常精深，对文学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我们忽略了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就等于忽略了一个宝藏。
哲学家关于文学的思考既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可以成为对文学发展重要的思想来源。还有一些文学家，直接用文学作品阐明自己的哲学思想。也有的哲学家，选择用文学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比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等，这些都是富有哲学意味的文学作品。这也就解释了这样一个现象：伟大的文学都具有哲学的深刻性，或者具有不输于哲学的深刻性。换言之，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具有哲理。
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同样古老而常新，宗教故事和寓意从来都是取之不竭的文学素材。比如中国文学中的《西游记》，还有很多其他古代文学作品都有佛教的劝谕色彩，很多故事包含生命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思想。在西方文学中，提到文学与宗教，我们马上就能想到圣经文学。《圣经》是宗教典籍，也可以把它看作文学读本。《圣经》对文学影响的传统源远流长。很多西方文学作品当中都有丰富的《圣经》意象，有不少作家具有宗教情节，写出了受到宗教思想影响的作品，比如我们前面讲过的《简·爱》。
美学与文学的关系更是难解难分，二者既有共享的研究资源，也可以相互启发许多相通的法则，所以许多美学家同时也是文学理论家。很多的美学著作同时也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比如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崇高是个美学的观念，当然也是一种文学品质。比如普拉提诺对艺术家心灵和知性美的揭示、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等，同时是哲学、美学和文学的阅读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