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顾盛访华
英国打了胜仗，占了便宜，其他列强自然也不甘落后。大清这块肥肉，他们都想扑上来咬上一口。大清挨了打，又受了骗，分明是个十分好欺负的主，凭什么让英国人独占便宜？于是，美国、法国也闻风而至，提出签订条约的要求。作为大清抚夷成功的典型，耆英大人注定在卖国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收不住脚步。
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当时是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大清和英国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美国就意识到了大清紧闭的国门将会被打开，拓展美国在华利益的机会马上就要到来。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攫取了巨大的权益。这让美国十分眼红。于是，美国派出特使带着礼物赶赴中国，准备觐见大清皇帝，希望进行谈判并签订条约。
美国派出的特使叫顾盛（Caleb Cushing），他是一个律师出身的众议院议员。美国方面对顾盛访华特别重视，美国总统约翰·泰勒亲自审定美国送给清朝的礼单。为保证清廷不小瞧美国特使，美国国会还特别批准顾盛穿少将礼服，以抬高这位特使先生的身价。
顾盛动身前，美国国务卿颁发训令，明确指示此次访华的目的：
一、这是一次平等独立的外交，不能让清政府误认为是给他们皇帝进贡的；
二、在通商事务上，美国要获得和英国同等的权利；
三、如果有可能，应该进京觐见大清皇帝，当面递交国书。
1843年7月底，美国使团乘坐军舰离开美国，行经大西洋、印度洋，绕了地球近乎一周，赶往中国。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五日（1844年2月24日），美国使团抵达澳门。这时候，耆英已成功地和英国人签订了善后条约，卸去了钦差大臣的差事，回到南京继续做他的两江总督去了；广东省的事现在由广东巡抚程矞采负责。
美国特使顾盛到达澳门后，就向广东巡抚程矞采发出照会，明确表达此次访华是为了签订条约，并且表示他们准备北上，到京城觐见大清皇帝。
洋人要进京觐见皇上，这可是把天捅了窟窿的大事。按照大清天朝上国的礼法制度，外夷觐见大清皇帝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是维护帝国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必须进行的重要礼仪。但这些洋夷又大多不是那么恭顺，他们不愿意下跪磕头。
当年马戛尔尼、阿美士德进京，就因为跪与不跪，弄出了不少事端。现在，美国人又要进京觐见，这岂不是麻烦再起？所以，程矞采绝对不会让这样的历史麻烦在他手里重现，他必须阻止美国使团进京觐见皇帝。
为了阻止顾盛进京，程矞采派出时任广州布政使的黄恩彤前去交涉。黄恩彤从南京和谈开始就同英国人打交道，后来又参与了中英之间的善后谈判，具有丰富的抚夷经验。让黄恩彤出马，一定可以阻止美国人进京觐见。
但是结果并非如程矞采大人所愿，黄恩彤和顾盛的交涉毫无结果。顾盛言辞上十分礼貌恭顺，但进京觐见皇帝的态度却十分坚决。
双方谈了一个月，顾盛坚持要进京觐见大清皇帝，并且语意中露出武力威胁的意思。黄恩彤拿顾盛这种一根筋的脾气没办法。他担心这个倔强的美国佬真的驾船北上，觐见皇上，再惹出事端。
程矞采和黄恩彤感觉摊上大事了，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地上奏朝廷，请求圣意裁决。
程矞采和黄恩彤是玩不转了，这种事还得请“卖国专家”耆英大人亲自出马。于是，道光皇帝就调耆英为两广总督兼任通商大臣，赶赴广州，同这个难缠的美国特使谈判。
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廿九日（1844年4月16日），耆英收到任命，马上起程赶赴广州。但此时，顾盛已经失去了耐心，把军舰开到广州黄埔，轰隆隆地放了一阵子炮。事后，顾盛说，鸣炮是西洋各国海军的一个规矩，并不是要打仗的意思。可是，这震耳欲聋的炮声，把广州城内的各级官员吓得心惊肉跳。他们觉得刚刚结束的战争，马上又要重新开打了，大家刚刚过了几天的太平日子马上就到头了。
2.英国得到了什么，美国就要得到什么
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1844年5月30日），耆英抵达广州。程矞采和黄恩彤等官员悬着的心终于踏实地落到了肚子里。耆英大人来了，“卖国”的主心骨就有了。
四月廿五日（6月10日），即耆英抵达广州十天后，他主动地前往澳门，找美国特使顾盛谈判。耆英来了，顾盛也知道真正说了算的人物登场了。于是，顾盛拿出了美国送给大清的礼物，表示此次外交的诚意。
美国为了准备送给大清的礼物可说是煞费苦心。为了避免清廷误解这些礼物是进贡的贡品，美国总统约翰·泰勒亲自审定礼单。礼物包括航海地图、美国百科全书、军事战术书籍、地球仪、最新式的手枪和步枪、蒸汽战舰模型、望远镜、气压表、温度计等。
对刚刚战败的清廷而言，这些书籍和高科技的物品，正是大清最为急需的。美国人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些礼物一定能打动中国人。顾盛在给耆英展示这些礼物时，也委婉地表示，这些东西是中国目前急需的，它将给中国带来富强和进步。
可是，耆英却丝毫不为所动。他说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中国不需要这些东西。就这样轻轻松松、客客气气地将送到眼前的知识和科技拒之门外。
耆英和顾盛接触之后，中美之间的谈判正式开始。
美国人事先准备好了谈判的条款和内容，这些条款和内容基本就一个意思：英国人得到了什么，我们就要得到什么。
耆英的诉求也比较简单，说啥都行，就是不能进京觐见皇上。
顾盛在谈判中为美国争取利益；而耆英则担心顾盛要觐见皇上，当面递交国书。所以耆英就把谈判的重点放在如何将顾盛的国书哄出来，来个釜底抽薪，断了他觐见皇上的念想。
其实，按照美国国务卿的训令，觐见皇帝，递交国书并不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只要条约顺利签订，进京与否，就已经无关紧要了。顾盛到中国后，发现大清官员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一点上。顾盛立刻明白了耆英的软肋所在，于是故意毫不相让，以此作为要挟，获得谈判的主动，谋取了更多利益。
中美之间的谈判，草案由美国方面提出。美国一共列出了四十七条谈判要求，清方则以先前同英国签订的各个条约为蓝本，进行交涉。美国谈判的底线是，获得和英国同等的权利。所以，谈判双方的要价和还价之间，差距并不是很大。
耆英在意的是顾盛手里的一纸国书。他要美国人交出国书，放弃进京觐见的想法。只要答应这个条件，一切都好商量；如果不答应，将终止谈判。
在维护大清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的问题上，耆英表现得相当强硬。顾盛则以觐见皇帝、当面递交国书为要挟，不断地在谈判中占便宜。等到便宜占得差不多了，顾盛才装出一副迫不得已，只能让步的可怜样，放弃进京觐见的要求。其实，这时候美国已经取得远远大于英国各条约的权益，取得中美谈判的完美胜利。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44年7月3日），在澳门的望厦村，顾盛终于同意放弃进京觐见，当场交出国书。作为交换条件，耆英也十分爽快，当场在中美商谈的《中美五口通商章程》上签了字，史称的《中美望厦条约》正式签署。
耆英大人觉得自己成功地阻止了美国特使进京觐见，为大清解决了一场外交上的麻烦，维护了天朝上国的体面。但他不知道，自己签订的《望厦条约》，其实就是将中国的主权打包送给了美国。而其他各国也可以按照“一体均沾”的原则，获取和美国一样的权益。
耆英送出“卖国大礼包”，他将毫无争议地以卖国贼的标签，被历史铭记。
3.《望厦条约》
美国特使顾盛的中国之行，让美国赚了个盆满钵满。《望厦条约》不但获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中的所有权益，而且还取得了更大的突破。
《望厦条约》共三十四款，其对中国近代危害巨大的主要有以下诸条：
一、清政府被套进了协定关税的枷锁中。
《望厦条约》第二款：“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
这条使清政府彻底失去了单方面变更海关关税的权力，让中国彻底丧失进出口商品的贸易保护权。大清政府本应自己做主的关税政策，被套进了“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的枷锁之中。这种协定关税，使近代中国在国际贸易的角逐中，一下子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其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制约极大。
二、美国扩大了领事裁判权。
《望厦条约》第二十一款：“嗣后中国民人与合众国民人有争斗、词讼、交涉事件，中国民人由中国地方官捉拿审讯，照中国例治罪，合众国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但须两得其平，秉公断结，不得各存偏护，致启争端。”
美国将英国已经取得的领事裁判权，从刑事案件扩大到民事案件。其后西方各国皆按照“一体均沾”的原则，援引此条对其侨民进行庇护。外国人在中国，从此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而大清无法制裁他们。中国近代历史上，洋人和中国人矛盾冲突四起，国内民众普遍仇视洋人，以至于引发民间非理性的仇外排外的义和团运动，其根源就在此条款。
三、限定修约时间，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埋下祸根。
《望厦条约》第三十四款：“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这条从文字上看，似乎公平公正，没啥毛病。但它却为十二年后，英、美、法各国要求修改条约埋下伏笔，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埋下祸根。
此外，《望厦条约》还规定，外国人可以请中国人做教习，学习各方语言，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购买书籍等。当时和英国签订条约时规定，英国领事承担确保关税征收、取缔走私的责任。而《望厦条约》里，顾盛成功地解脱了这种责任。聪明的顾盛可谓干吃了枣，连吐核的麻烦都省了。
《望厦条约》签订后，顾盛扬扬得意地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的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个门户开放得更加宽阔了。”
顾盛所言不虚，《望厦条约》的危害远甚于清廷同英国签订的条约。中国的主权被耆英等糊里糊涂地打包相送，拱手让人了。他们送出去的“卖国大礼包”，给中国近代带来了无尽的屈辱和麻烦，让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布满了荆棘。
耆英，这个不可饶恕的卖国贼！
耆英本人并不觉得他同美国的外交是卖国，他觉得自己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他看来，和英国人怎么商量的，就跟美国人怎么签约，《望厦条约》和以前与英国签订的条约没什么不同。更重要的是，此次外交成功地阻止了美国进京觐见皇帝，成功地忽悠了顾盛在澳门递交国书。这样就省去了许多外交上的纠纷，维护了大清的体面，难道这不是成功吗？
耆英将同美国人签约的情况如实上奏。道光皇帝收到奏折后，朱批“所办甚好”，而且下发谕旨表扬耆英“所办均合机宜”。
大清君臣，根本不懂近代国际外交层面的国家主权为何物，更不知道他们打包相赠的“卖国大礼包”，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清王朝闭目塞听，其愚蠢颟顸已是无可救药。
4.冒牌的法国代表
就在美国特使顾盛志得意满，准备打道回国的时候，法国派出的对华全权代表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率领八艘军舰，威风凛凛、浩浩荡荡地赶到澳门。
八艘军舰，这在当时可是一支规模不小的舰队。法国的全权代表带着舰队访华，其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和平。英美同清政府签订了条约，攫取了好处。法国上下自然不甘落后。他们派出率领舰队的使团，摆明了就是吓唬清廷，希望分得对华利益的一杯羹。
拉萼尼并不是法国派往中国的第一拨外交人员。在此之前，法国就曾派出好几茬儿人，密切关注中英之间的战争动向。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法国政府派遣真盛意（Dubois de Jancigny）率领两艘军舰，来到中国观察战争动向并收集情报。
真盛意来华，还真有一点“时无英雄，徒使竖子成名耳”的意思。
法国作为一个老牌的殖民大国，其主要势力范围在北美、北非一带。对于亚洲，法国是鞭长莫及，自然也了解较少。真盛意本不是职业外交人员，他有过一段短暂的戎马生涯，后又在印度支那混过十来年。他曾发表过几篇关于远东的文章，所以被认为是远东问题的专家，逐渐混得风生水起，进而被法国政府选中，成了派往中国的观察使。
和真盛意一起来华、负责护送真盛意的法国军舰舰长士思利，对真盛意的底细是门儿清，从心里看不起这个靠几篇文章就混成观察使的家伙。所以到华以后，士思利抛开观察使真盛意，自己私下同清政府广州方面的官员接触。真盛意也不甘落后，频繁同当时在广州的奕山等大员会谈。
奕山等清廷大员，也知道英法一直是宿敌，所以希望从真盛意和士思利口中试探法国对中英战争的态度，并希望法国政府居中调停。
让法国政府居中调停，这个事太大，远远超出了真盛意和士思利两人的能力范围。但是这两个狡猾的家伙都选择了顾左右而言他，对法国是否支持清政府含糊其辞，并不断地忽悠清方派使团前往巴黎和法国建交。
真盛意是个观察使，士思利只是一个舰长，他们两个都没有跟清政府进行外交谈判的权力。但这两个好大喜功的活宝，利用中国官员对外交惯例的无知，以法国政府外交代表的身份活动。他们之间虽然各行其是，矛盾重重，但想法却出奇一致，就是希望能在自己的手里，打开中国门户，为法国政府谋取利益。
真盛意和士思利两个都冒充法国的外交代表，彼此闹得矛盾重重。《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政府又任命拉地蒙冬（Ratti-Menton）为广州领事。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1843年7月），拉地蒙冬抵达澳门。
拉地蒙冬到华后，对真盛意和士思利擅自同清政府会谈的事，十分恼火。他派人告知中国官员，真盛意和士思利是冒牌货，他才是法国政府授权的唯一代表，中国政府只能同他谈判。
其实，拉地蒙冬的职务是广州领事，他也没有同清政府进行谈判的权力。但是，这并不影响拉地蒙冬开展外交工作的自觉性，他积极主动地和清方进行交涉，要求同英国享有同等的通商权利。
此时，耆英和英国的善后谈判已经接近尾声，《虎门条约》即将签署。对拉地蒙冬提出的要求，耆英本着来者都是客的公平原则，爽快地答应了。
和拉地蒙冬会谈后，耆英通过拉地蒙冬致信给法国外交大臣基佐（Fran·ois Guizot）说：“本钦差大臣已奉上谕，准令外国商民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口岸通商，并已将税则船钞一体议定，轻重合宜，足见我大皇帝怀柔远人之至意。法国商民自可一体同享。”
观察使真盛意、舰长士思利、广州领事拉地蒙冬三人，都不是法国政府派出的缔约谈判代表，他们在中国的活动都是擅自行动的越权行为。但是清政府的官员们对近代国际外交惯例两眼一抹黑，在糊里糊涂中，将自家手里的底牌亮了个底朝天。这让后来法国派遣的全权公使拉萼尼，访华的道路异常平坦。法国政府还未进行缔约谈判，就已经胜券在握。
5.拉萼尼寻求突破
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底（1844年8月中旬），法国全权公使拉萼尼率领八艘军舰来到中国。这让耆英等清廷大员十分不解。
先前耆英已经通过拉地蒙冬致信给法国外交大臣基佐，明确宣称“我大皇帝怀柔远人之至意”“法国商民自可一体同享”。不就是要签个和英国人一样的条约吗？这事耆英大人已经答应了。法国人为什么还要如此兴师动众，一下子派出八艘军舰呢？
事有反常，必有阴谋。耆英弄不懂法国使团的意图，所以就不敢轻易同他们接触，他害怕法国使团再提出进京觐见皇帝的要求，到时候就不好处理了。于是，耆英决定拖一拖，拖到农历八月，东南季风结束。到那个时候，西北风起，法国军舰就难以扬帆北上，如此就可以断了他们进京觐见的念想。
其实，法国公使拉萼尼并无进京觐见的任务。基佐给他的训令简单说就一句话：签订一份和英国同等权利的条约，并尽可能地在政治权益上有所突破。
前者是个硬指标，后者是个软指标。对在政治权益上有所突破，拉萼尼心里其实也没底，他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于是，到澳门后，拉萼尼并未即刻照会广州方面。他是想摆起架子，等耆英等大员主动前来拜访。拉萼尼希望通过一个傲慢的态度，从心理上威慑清廷官员，然后伺机寻求此次外交在政治上的突破。
法方摆起架子，显示傲慢；清方则故意拖延，暗中抱着阻挠北上的想法。彼此各怀心事，互不见面。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中旬（1844年9月底），此时秋高气爽，东南季风已经结束。耆英觉得再也不用担心法国使团北上觐见，同他们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带领黄恩彤等人前往澳门，同法国使团接触。
八月二十日（10月1日），耆英、黄恩彤等拜访拉萼尼。
八月廿二日（10月3日），拉萼尼礼节性地回访耆英。
八月廿四日（10月5日），中法之间的谈判正式开始。
因为有中英、中美条约的参照，中法双方关于通商的谈判进行得异常顺利。清廷将先前许诺给英美两国的，诸如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军舰停泊口岸等权益，毫无保留地让法国“一体均沾”了。
这样大方地出让主权，让法国方面都感觉不好意思。法国主要势力范围在北美、北非一带，对华贸易数额不多，所以他们对通商方面的权益并不计较。既然通商方面，已经获得和英美同等的权益，他们自然十分乐意地照单全收了。
通商条约上没啥可争取的了，那么在政治外交上寻求突破，就成为拉萼尼下一个必须完成的目标。
拉萼尼曾“善意”地提出四条建议：
一、中法互派使节驻于对方首都，互通消息，互相帮助；
二、英国占据香港，对中国形成威胁，清廷可将虎门割让给法国，由法国派兵驻防，帮助清廷抵御英国人；
三、清方恢复当年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在宫廷任职的先例；
四、清政府派遣青年到法国学习军事和造船技术，用以富国强兵，抵抗英国。
这四条看似替清廷考虑，其实暗藏祸心。耆英等清方大员，以这些条件和清方定制及惯例不符，否决了拉萼尼的建议。
拉萼尼期望在政治外交上有所突破的想法，好像走进了死胡同，看不到希望了。于是，拉萼尼就耍起了无赖。他告诉耆英说，如果仅仅取得英、美一样的权益，那他这趟中国之行就算白来了，他回去也没办法向法国政府交代。
耆英否决了拉萼尼的提议，心里也不踏实。他担心带着八艘军舰的拉萼尼，哪天突然间心情不爽，再整出什么幺蛾子。于是他就致信拉萼尼，好言相劝说，本大臣不会让阁下为缔约这件小事徒劳往返。
有耆英这样的表态，拉萼尼品出了一点弦外之音：耆英在通商条约之外，是准备有所让步的。但耆英具体将在哪个方面让步，他暂时还吃不准。
6.弛禁基督教的历史证据
就在拉萼尼对如何从政治外交上取得突破一筹莫展的时候，法国使团中的传教士兼翻译加略利（Joseph Marie Callery）向拉萼尼建议，要求清政府开放对基督教的禁令，允许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
清政府禁止基督教传播，是在康熙、雍正年间。此前，清政府非但不禁止基督教，而且还给予一定的扶持。中西文化在此阶段，还是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的。
基督教在明朝中后期就在中国传播，到清顺治、康熙年间，清政府对基督教的传播也是采取宽容态度。当时汤若望、白晋等传教士受到礼遇，还在清廷任职。
康熙末年，有部分传教士对中国的基督教徒们既信耶稣又拜孔子的现象非常不满。他们要求罗马教廷对中国教徒这种“脚踏两只船”的现象进行裁决。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罗马教廷于是就发出禁令，禁止中国基督教徒尊孔祭天。
如此，就引发了罗马教廷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礼仪之争。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罗马教廷的基督教教义发生冲突的时候，以儒家思想为治国基础的清政府，当然就倾向于维护传统文化。康熙皇帝发出谕旨，禁止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但终康熙一朝，清廷并未严格落实禁教政策。康熙皇帝当时发给愿意顺从中国礼仪的传教士信票，允许他们在中国居留。对没有领取信票的传教士，则予以驱逐。
雍正皇帝继位后，就对基督教没那么客气。他颁布严格的禁教谕旨，大面积驱逐传教士。从此，基督教在中国就被彻底禁止。
到鸦片战争时期，清廷禁教已经120年。现在法国全权代表拉萼尼提出弛禁基督教，这事让耆英觉得十分为难。
拉萼尼在加略利的怂恿下，对弛禁基督教的态度十分执着。他觉得这是他在政治外交上唯一的突破口，自然不愿意轻易退让。耆英见拉萼尼如此坚持，便误以为这是法国政府此次缔约的核心目的，根本就没有通融的可能。
为了尽快和法国签订条约，打发这些金发碧眼的瘟神离开，耆英决定和拉萼尼合起伙来忽悠道光皇帝，逼迫道光皇帝答应弛禁基督教。
耆英主动为拉萼尼找到请求弛禁基督教的历史证据——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敕令礼部，允许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碑模。耆英让拉萼尼将这个碑模照抄一遍，连同要求弛禁基督教的照会一并交给他，由他转奏道光皇帝。
耆英和拉萼尼达成一致，中法之间的谈判就彻底结束。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1844年10月24日），广州黄埔江面的法国军舰“阿吉默特”号上，中法双方举行了盛大的签约仪式，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此条约因签订于广州黄埔，故史称为《黄埔条约》。
《黄埔条约》中，法国取得了中英、中美诸条约中的所有权益。至于弛禁基督教一事，兹事体大，还需耆英奏明道光皇帝，等皇帝陛下批准才行。拉萼尼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耐心地等上一等。
7.卖国卖出新水平
其实《黄埔条约》签署时，并没有获得道光皇帝的御笔批准。耆英签订的卖国条约多了，胆子也自然大起来了。他十分自信，自己先签订条约，然后报请朝廷批准，不过是走个过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问题。让耆英惴惴不安的是，他答应拉萼尼弛禁基督教的问题，能否获得道光皇帝的同意。
为了忽悠道光皇帝批准弛禁基督教，耆英开始在上奏时编故事。他说，法国人从他们国内带来了一份康熙敕令允许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碑模。这碑模从纸张、颜色等方面看，绝对是真的，这是不可反驳的历史证据。法国现在以此为据，请求开放基督教的禁令，我们实在没法反驳。
同时，耆英还暗示道，法国派出八艘军舰，如果拒绝他们的要求，可能酿成不必要的事端。
经过鸦片战争一役，道光皇帝对西洋的坚船利炮早就心生恐惧，此刻他是最经不起恐吓的。道光收到耆英的奏折后，立刻发出两道谕旨。一道通过军机处明发，称清政府从未将基督教视为邪教，近年来也没有严格执行对基督教的禁令。这个明发的上谕，显然是给法国人看的，算是一个态度比较明确的认怂姿态。另一道上谕也是由军机处发出，但只密递给耆英一人，指示耆英对弛禁基督教一事，相机办理。
对基督教再次在中国传播，道光皇帝心里并不情愿。但他又害怕明确拒绝会引起新的纷争，所以才让耆英相机办理。岂料耆英早就和拉萼尼成了一伙，怎么会尽力交涉，相机办理？耆英能做的就是不断上奏道光皇帝，请求应允弛禁基督教。因为在耆英的眼里，与割让虎门、互派使节驻京等法方其他要求相比，弛禁基督教是危害最小的条款。
在耆英的不断忽悠和怂恿下，道光终于顶不住压力了。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1846年2月），道光皇帝正式下旨，弛禁基督教。从此，西方列强在中国除进行经济侵略之外，也开始文化渗透。西方基督教教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也日渐剧烈，直至华夏大地上，处处教案频发，华人和洋人严重对立。
在中英、中美谈判期间，耆英等人不懂国际外交法则，糊里糊涂将中国主权打包相送。但到中法谈判时，耆英的作为，就是明目张胆地和侵略者沆瀣一气。此时的耆英，已经成为一个自觉自愿的卖国贼了。
中法签订《黄埔条约》后，西方各个小国也纷纷赶来打秋风。慷慨的耆英大人，按照“一体均沾”的原则，将大清的主权拱手相送。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挪威等国，都按照英、美、法各国的条约，取得片面最惠国、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传教自由、军舰停泊口岸等特权。大清鸦片战争一役，不单在军事上败给了英国，而且在外交上彻底输给了整个欧美列强，成了全球瞩目的冤大头。
大清被坑得这么惨，但当时的清廷君臣并不自知。卖国卖出新高度、新水平的耆英还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抚夷有功。冤大头的巨佬道光皇帝也认为耆英对平定东南时局，居功甚伟，将他倚为长城。
耆英在广州“抚夷”多年，总算忽悠住各方，没弄出什么大乱子。这让道光皇帝十分满意。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耆英调任回京，仕途通达，一直做到文渊阁大学士。但他卖国所留下的隐患，却将大清拖入到万劫不复的深渊。
大清国门已然洞开，但君臣上下还是那么浑浑噩噩，全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跌跌撞撞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大清从此风雨飘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