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新仙女木事件是如何开始的，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大约1.2万年前，一颗巨大的彗星在地球附近解体，其碎片相继突破大气层的防御撞击了地球，一系列的撞击使得地球的广大区域陷入了冲天的火海之中，据堪萨斯大学物理学家安德里安·梅洛特（Adrian Melott）教授推测，燃烧面积甚至可能超过一千万平方千米，无尽的烟尘遮天蔽日，席卷全球，其后造成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全球气温开始迅速下降，新仙女木事件由此开始并且持续了千年之久。
然而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新仙女木事件的起因很可能是由于巨大淡水湖的决堤。在事件开始之前，地球的气候曾经一度回暖，北美地区大片大片的冰雪开始消融，雪融水渐渐在加拿大中南部地区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淡水湖，即阿加西湖（Lake Agassiz）。随着水量的增多，天然形成的大坝由于渐渐难以负荷压力而最终崩溃，巨量的雪融水四处奔流，其中一部分流入大西洋，另外一部分流入北冰洋。海水也因此被稀释了，相对于盐水来说，淡水更容易结冰，被决堤淡水湖稀释的海水便在高维度地区迅速冻结起来，很快便形成了一种降温的正反馈机制：因为冰雪对阳光的反射非常强烈，使得温度继续下降，其后果就是冰面进一步扩大以反射更多的阳光。正是在这种机制之下，全球的气温开始猛烈下降，并且持续千年之久。很多学者相信，这才是新仙女木事件的真正原因。
在我看来，这两派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撞击派的学者确实发现了全球大火的证据，尤其是在一些样本中还发现了含量异常的铂元素，这是很可疑的，因为铂元素常存在于地外天体中。而决堤派的学者也发现了过硬的地质证据，证实了在北美地区确实曾经有个足以影响海洋盐度的巨大淡水湖。我猜测，两派学者的理论可能都是对的，也许是彗星撞击地球造成了全球大火，大火不仅扬起了烟尘，还融化了冰雪，使得雪融水冲破了天然大坝，并最终稀释了海洋，形成降温的正反馈机制。
无论原因究竟是什么，毋庸置疑的是，酷烈的全球降温给当时世界各地的智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干燥和寒冷袭来时，动植物的数量也随之锐减，而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智人必然会因此陷入匮乏之中，他们该怎么办呢？
驯化农作物
从攫取经济过渡到生产经济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据推测，在中国境内，从先民最开始尝试食用谷物开始算起，直到农业生产社会完全成熟，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 000多年，这几乎相当于从大禹治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采集狩猎和农业生产是此消彼长、逐渐过渡的。
在过渡的过程中，华夏先民逐渐驯化了各种农作物，其中有几类作物特别重要，比如，今天我们批评某个人缺乏生活经验时，往往会用到一句谚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相信很多人都未必说得清楚这里的“五谷”是哪五种农作物。历史上关于五谷有很多种说法，比较常见的一种是稻、黍、稷、麦、菽。分别对应的是水稻、黄米、小米、麦子、各种豆类。其中水稻和小麦是当今中国粮食的主要作物，尤其是水稻，在一万多年前就逐渐进入华夏人民的生活中了，今天它已经和小麦、玉米一起成为世界上的三大主粮，填饱了全球数十亿人的肚子。
可以说，水稻的驯化是华夏民族为整个人类做出的最大的贡献之一，和其他粮食相比，当今世界以水稻为主食的人口总数排在首位。最初，华夏先民虽然食用水稻，但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种植，因为在江西万年仙人洞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一些水稻遗存，年代在1.2万年左右，但是遗址中却基本没有出土配套的农具，反倒有一些狩猎用的鱼镖和箭头，说明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采集和狩猎依然是生活的重点，谷物只能算是食谱中的点缀，而且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进行规范化的农业生产，他们即使带回一些种子，也可能仅仅是为了增加居住地附近农作物的数量而已。
到了距今8千年前左右的贾湖遗址时期，事情开始起了变化，因为贾湖遗址中出土了石磨盘和石磨棒一类的工具，是专门给谷物去壳的，它们如今被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的展厅里。这类工具的出现表明，对当时的人们来说，给谷物去壳已经是一件需要专门对待的工作了，这很有可能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尝试规范化的水稻种植。对于这点，我们还能从出土的石磨棒和石磨盘上找到一些旁证。在植物细胞中，一些葡萄糖分子会聚合成淀粉粒，我们可以通过显微镜观察它们。对野生作物来说，淀粉粒往往会显得稍小，且表面不够光滑，而经人工驯化之后的作物，淀粉粒会相对更大一些，而且外形更加饱满。在一系列考古遗址中，学者们发现，光滑饱满的淀粉粒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说明中国地区的谷物，尤其是水稻驯化的进程在不断加深。等到了距今7千多年前到5千多年前的河姆渡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有了大规模水稻种植了。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碳化的稻粒，甚至还出现了刻画有水稻纹饰的陶器，从那时起，水稻就不再仅仅只是食物，它的意义开始渗透到文化领域中。
一直到今天，在水稻的起源地中国，人们依然会把白花花的大米和幸福美好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然而，华夏大地得到“水稻故乡”这个头衔的过程并不顺利，关于水稻起源的问题，历史、考古和生物学界都曾经有过激烈争执。
上海辰山植物园工程师刘夙曾经专门撰文介绍过水稻起源地问题引发的学术战争，在20世纪中期之前，有一些外国学者根据实地调查，主张水稻起源于印度，他们的证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语言方面的证据，在欧洲很多语言中，“稻”这个词可以一直追溯到古梵语，这个词汇很可能是随着这种农作物的扩散而抵达地中海世界的。另外一个证据是，印度地区的水稻在当时的学者看来具有更多样的性状，这可能意味着这个物种的基因在当地有着更丰富的多样性，通常来说，一个物种越接近其原产地，其基因的多样性便会越丰富，因为存续的时间长，所以可以积累更多的突变。比如，智人的基因在非洲就有着非常丰富的多样性。两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黑人原住民在基因上的差异可能比一个白种人和一个黄种人之间的差异还大，从这个原则上来看，印度确实更像是水稻的起源地。
然而，这两点都只是参考，而非确凿的证据，毕竟印度的地理位置更靠近欧洲，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时代，两地就已经有了密切的文化交流，相互间的词汇渗透会更方便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最早的栽培稻起源于印度。而且将基因多样性作为物种起源地的证据也存在着一些瑕疵，因为历史中各种因素带来的变量是非常大的，比如，今天的美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生活在那里，如果基因多样性越丰富就越接近一个物种的原产地，那美国岂不是比阿拉伯半岛更接近智人起源地？
随着国内各个考古遗址不断取得进展，各种证据也逐渐明朗。包括河姆渡遗址在内的一系列考古发掘都以无可争议的事实证明，中国地区的人们更早地种植并驯化了水稻。一般来说，今天的水稻大体上分为两种，分别是粳稻（粳读音同“京”）和籼稻（籼读音同“先”），粳稻耐凉、米粒短粗，而籼稻喜热、米粒细长，分子生物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在这两种水稻的基因中，隐藏着华夏先民驯化水稻的证据。
一般来说，当智人驯化某种农作物时，需要摒弃这种作物的一个性状，那就是种子的自动散落。在野外状态下，种子的自动散落对植物本身的繁殖来说是有益的，因其有益于基因的快速扩散，但是这个性状却让智人非常恼火，主要原因在于这会极大地增加他们的劳动成本，地里的种子到处散落，非常浪费，但逐个捡回又是一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后来智人决定，就让散落的种子随处种下，等植物长成之后再收割。他们便把更多的精力用来照顾和栽培那些没有散落的种子。如此一来，具有不容易散落性状的个体便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