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罂粟得以在云南广泛传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植物本身也是当地民众应对粮食匮乏的一个有力武器。相对于有深厚农业传统的中原地区，清朝时期的云南开展农业生产的难度很大，承载人口的粮食供应非常有限，而这给罂粟的迅速蔓延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助力。当粮食供给不足时，吸食鸦片可以减弱肠胃活动，饥饿感也会被有效地抑制，因此吸食鸦片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且粮食供应紧张的地区来说是暂时的应对之法。但鸦片并不能真正地解决粮食匮乏的问题，而且其毒性对人的身体有极大的损伤，甚至可以让人完全失去劳动能力。《鸦片烟论》曾言，“有用之人，无不变为无用，无用之人，更无不变为废物”。《伦敦新闻画报》的英国记者在广州亲眼见到鸦片对中国人的毒害作用，“他们脸上挂着的那种白痴般的微笑也证明他们已经完全处于鸦片的控制之下，对于事实已经完全遗忘，很快就会进入自己想要的那种飘飘欲仙的状态”。广州的一些鸦片馆后面毫不忌讳地配有停尸房，那里是鸦片馆的老顾客们最后的归宿。
对于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农民来说，吸食鸦片造成的劳动力下降即意味着食物的加倍匮乏，而食物的匮乏又会反过来迫使人们去吸食鸦片以缓解饥饿，人一旦坠入这种恶性循环，也就离死亡不远了。鸦片无法根本性地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但罂粟的种植面积却越来越大，一再地挤压粮田耕地，这是因为鸦片能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贩毒的利润比种地高太多了，道光年间曾有清朝官员在奏折中表示：“云南地方廖郭，深山遽谷之中，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获利十倍于种稻”。[2]可见，种植罂粟不仅可以在表面上降低粮食的消耗，还能获取丰厚的经济回报。对于云南的普通民众来说，再也没有什么能比种植罂粟、熬制鸦片更合适的选择了。
进入19世纪以前，鸦片在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一带被广泛种植。这些地区离云南很近，其生态环境和云南非常相似，人为设定的政治边界对于罂粟的扩散起不到任何阻碍作用，再加上疟疾肆虐和粮食匮乏共振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使得罂粟这种摄人心魄的毒花就这样燃烧着欲火，蔓延进云南边境。据推测，最迟在1801年，罂粟进入中国，自此之后，一浪又一浪的匮乏狂潮汹涌而起，整个清帝国也在罂粟的花海中风雨飘摇。
鸦片会让吸食的人产生强烈的精神依赖性，自从19世纪初罂粟从云南一带渗入中国境内之后，很短的时间内，这种毒花就伴随着烟枪蒸腾出的迷雾横扫国内大片耕地。道光十九年，即公元1839年，有大臣在公文中表示：“通省（云南）栽种罂粟之地甚多，故吸食鸦烟之风愈炽……昔种豆麦之田今成罂粟之地。”[3]而云南省有的地方则更加夸张，从官吏到百姓，从书生到武夫，萎靡不振，吞云吐雾，无心生产，人浮于事。在这种风气下，罂粟的种植化作了农业的癌症，凶狠地在帝国的肌体内转移扩散。不久，内陆各省也相继沦陷，四川、湖北、贵州、甘肃、陕西、山西等省份的大片粮田都纷纷种上了罂粟。
“秦川八百里，渭水贯其中央，渭南地尤肥饶，近亦遍地罂粟。”（出自光绪年间山西巡抚曾国荃奏折）
“晋民好种罂粟……几于无县无之。”（出自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请严禁种植罂粟片》）
“田家春熟，概种罂粟，豆麦则十居一二……”（出自《益闻录》201号光绪七年八月三十日）
“沿北半省，农民嗜利，大半栽种罂粟为衣食之谋。”（出自《益闻录》第123号，光绪八年九月十七日）
“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土地都布满了罂粟田……”［出自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自北京由陆路旅行至镇江，沿途所见］
从这些记载可以得知，罂粟从云南入境后，已渐成燎原之势，有些地方的农粮用地竟然被罂粟挤压到“十居一二”的可怜境地。光绪初年，英国人贝伯尔到中国内陆走访的时候看到，沿途各省都已经广泛种植了鸦片，而进入云南时，这个英国人觉得自己“仿佛在无边无际的罂粟地中穿行”了。
农民们不会想到，他们不断地压缩粮田的耕地面积，转而种植罂粟的行为，会使得粮食的匮乏积蓄巨大的势能，足以将他们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19世纪初，罂粟扩散进中国境内之前，全国人口迎来了迅猛且持久的增长。顺治十八年，即1661年，全国人口只有区区1 900多万，到道光二十九年，即1849年时，全国人口已经暴涨到4.249亿多，膨胀了22.3倍，而耕地面积却不可能同步扩大20多倍。
湖南大学的张国骥博士曾经系统地整理了清朝人口密度的变化规律。就拿最开始种植鸦片的云南来说，顺治十八年（1661年），云南省每平方千米才0.26人，相当于平均每4平方千米才有一个人。到19世纪40年代，云南省每平方千米已经有15.78个人了，相当于顺治十八年时人口密度的60倍。全国的人口压力也非常大，顺治十八年，全国人口平均密度是每平方千米4.9人，19世纪40年代，全国每平方千米人口已经到了78.7人。人口密度暴增带来的压力连身处皇宫的皇帝都感受到了，嘉庆就曾表示：“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物价腾贵，游手之民，不遑谋食。”
对于清朝中期的百姓来说，要想正常生活，需要大概4亩左右的耕地，然而随着人口无节制地增长，道光十三年时，全国人均耕地不足两亩，万千黎民都挣扎在勉强维持生存的底线之上。就在这样的匮乏中，罂粟出现了。1858年之前，清政府对罂粟种植的管制尚且严格，私种罂粟者斩，可即使刑法严酷也无法抑制罂粟的蔓延。后来，鸦片对人精神的绝对控制以及它带来的丰厚利益，使得清朝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们也不得不接受事实，渐渐转变了对罂粟的态度。1858年，清政府为了筹措经费，对鸦片的态度由禁改征，罂粟种植的管制因此大为宽松。这虽然给朝廷带来了大量的税款，但无异于火上浇油，幅员辽阔的清朝，从朝廷官员到民间百姓，无不被鸦片熏燎得迷醉不已。
在鸦片枪弥漫的迷离烟雾中，身穿官服的朝廷大员和衣衫褴褛的贫苦民众抱在一起手舞足蹈，烟灯的火苗妖异地跳跃着，照得大清万千黎民的脸庞越发阴沉闪烁。
就这样，罂粟的妖艳之花逐渐开满神州万顷农田，本就已经极度紧张的耕地面积被不产粮的植物大量侵占，这时候，只要农业生产稍有不测，巨量的人口就会犹如雪崩般垮塌。
深受罂粟毒害的云南便是典型的例子，因为罂粟的泛滥，云南的粮食产量极度匮乏，无法自足，不得不硬着头皮从缅甸和越南买粮食。边境省份尚且可以从邻国买粮以勉强周济，那内陆的百姓呢？如果他们在忙于种罂粟的时候遭遇天灾，从而造成粮食减产，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死。
“上帝之子”
大约在两百多年前，位于东太平洋赤道地区的渔民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每隔几年，东太平洋地区海域的水温会明显升高，沿海地区的鱼群会神秘消失，海鸟也会随之大量死亡。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的气候也变得诡异起来，飓风海啸、暴雨洪涝、高温干旱、极寒暴雪等极端现象频现。由于这种奇怪现象往往会在圣诞节前后发展到最高峰，所以当地渔民就称之为El Niño，意为“上帝之子”，中文音译为“厄尔尼诺现象”。
1875年，“上帝之子”再次降临东太平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全球迎来了历史上少见的强厄尔尼诺现象，仿佛西方的上帝要亲手埋葬东方的帝国。
这一年，清朝在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打击之后正努力恢复着元气。当时的清朝距离甲午惨败还有大约20年，清政府和西方国家保持着暂时的和平，太平天国和捻军也已被镇压，[4]恍惚之中，清王朝仿佛有了一丝回光返照的迹象。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罂粟几十年来所积蓄的匮乏势能已经处于决堤的边缘，一场中国近代史上最恐怖的灾荒就要袭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