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将近现代作为整体来对待，让我们难以明确其主要特征，也说明了我们刻意使用“近现代”这一模糊称谓是有道理的。目前人们划分近现代的要素（定义特征）似乎是创新速度的不断加快。新技术增强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掌控力，并且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增长。技术变革和人口变化反过来改变了生活方式、文化和宗教传统、医疗和人口老龄化模式，以及社会和政治关系。
近现代向世界历史学家提出了鲜明的挑战。我们距离近现代太近，无法清楚客观地加以审视；我们掌握的信息量太大，难以从细节中分辨出趋势；变化比以往更加频繁，且遍布全球各地。接下来，应该尝试在世界历史学家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形成连贯的概述。
近现代的主要特征和趋势
近现代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大量统计数据，让人们第一次能够量化众多显著的变迁。
人口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
尽管在20世纪晚期，人口增长速度放缓，近现代仍是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1750年至2000年间，世界人口从7.7亿左右增加到近60亿，在250年里数量增长近8倍。这种增长态势相当于每年人口增长0.8%，大约每85年人口会翻一番。（相比而言，农耕时代人口翻倍时间估计为1 400年，采集狩猎时代的翻倍时间长达8 000年至9 000年。）劳动生产力空前提高让人口数量增长至8倍成为可能。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在1700年至2000年间增长了90倍以上，连人均生产量也提高了9倍。
▣ 思想实验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对未来五十年的影响有多大？这会不会成为世界历史上另一个转折点？或许是新一轮全球性冲突的开端？或者，更乐观地看，这会不会成为将我们从残酷世界冲突中解放出来的一个转折点？你怎么看待？你希望怎样？
劳动生产力的惊人提高，是近现代史上所有最重大变化的原因所在。生产力提高的部分原因是新技术的发现和推广。例如在农业领域，得益于轮作技术的改善、灌溉技术的加强、人工肥料和杀虫剂的广泛应用，粮食产量与人口数量并驾齐驱。其他原因还包括人类学会开发利用新能源。采集狩猎时代，每人平均每天可以支配3 000多千卡的能量，仅够维持人体的合理健康状态。农耕时代，每人平均每天可以支配12 000千卡的能量，当时最强劲的可用动力是家畜或风力船。到了近现代，人类已经学会从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中提取能源，甚至利用存储在原子核中的能量。如今，平均每人每天可以支配230 000千卡的能量，这一数据是农耕时代的20倍。（相当于每天吃近1 000块糖获取的能量！）飞机、火箭与核能的时代取代了马、牛与柴火的时代。
城镇扩展
人口增长带动了人类社区平均规模的扩大。在1500年，全球只有约50个城市的居民人口超过10万，还没有居民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
到2000年，数千个城市的居民人口超过10万，约411个城市居民人口超过100万，其中41个城市人口超过500万。（2007年，中国上海的人口数量估计达到1 550万左右。）农耕时代，大多数人劳动、生活在乡村；到了20世纪末期，近5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5 000人以上的社区。村落数量的急速下降标志着世界上大多数人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与农耕时代一样，随着社区规模的日益扩大，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首先是雇佣模式的变化。在农耕世界中，大多数人是小农；如今，大部分人依靠不同职业赚取薪水养活自己。
交通和通信领域的创新改变了社群与地区间的关系。19世纪以前，人们的旅行速度快不过马蹄（或是快速帆船）。杰斐逊总统在1809年离任时，还曾骑马回弗吉尼亚老家蒙蒂塞洛的庄园。传递书信最快捷的方式是使用依靠国家资助的驿马快递系统。而如今信息即刻就能传遍全球，易腐物品在几小时或者数天之内就可以从世界一端运输到另一端。
两幅图对比显示了近现代城镇的沿革。左图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新阿姆斯特丹城市地图，创作于1660年。新阿姆斯特丹原是荷兰殖民者从美洲印第安人手中购买的岛屿曼哈顿，后来改称纽约。右图是工业化后期曼哈顿的城市俯瞰图，大致延续了左图的城市规划格局。
日益复杂和强大的政府
随着人口的增长及人们之间互相联系的加强，更加复杂的管理方式势在必行，这是政府体制变革的原因。前现代的政府乐于关注战争和税务，让他们的民众几乎毫无拘束地自由谋生；但现代国家面临的管理任务更加错综复杂，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调节和管控管辖范围内民众的生活。现代国家庞大的官僚机构是现代革命最重要的产物之一。民主政体也是一样，它让政府机构能够及时调整政策，更加贴近其统治的广大群体的需求和能力。民族主义这种公民对政府在情感和理智上的密切认同，是政府与其统治下的民众之间新型关系的另一个产物。
民主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表明现代政府越来越不愿意依靠武力实现自身意愿，相比农耕时代的统治者，现代政府更多地使用行政和强制权力。农耕时代的政府从未尝试掌控子民的出生、死亡与收入数据，或是实施义务教育，而现代政府将这些重任作为日常事务对待。现代国家甚至能比农耕时代最大的帝国更有效和更大规模地使用暴力。18世纪的大炮可以摧毁一座房屋或杀死一群士兵；现代核武器则可以毁灭整个城市，伤亡数百万人，多种核武器一起使用可以在数小时之内终结人类历史。
权力在本质上的一个微妙变化，在于现代国家日益依赖于商业和经济上的成就而不是生硬的高压政治。他们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势力范围内社会的经济生产力水平，以至于现代政府必须充当有效的经济管理者。更多民主政府体制的建立、奴隶制重要性的降低、20世纪欧洲帝国的终结、1991年苏联计划经济的崩溃，以及1990年和1991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均反映出当权者越来越意识到：熟练的经济管理方式比农耕时代典型的粗暴的、具有强迫性的统治策略，更能有效地提高生产力水平。
美国建国初期，选举权受到财产、种族、性别等多种限制，主要是成年白人男性基督徒的特权。到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普通民众要求普选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图为1851年密苏里乡村选举的场景。
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
虽然财富积累速度空前加快，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却在加大。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结果显示，1820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非洲国家人均值的3倍；截至1998年，这项比率上升至近20倍。但是，现代技术产生的部分效益得到了更广泛的分享。粮食生产供应情况和卫生条件的改善、疾病知识的增长、疫苗接种（19世纪）和抗生素（20世纪）的推广使用，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理解以下事实：人类历史上首次将婴幼儿期死亡率控制在如此低的水平，以致人类平均期望寿命翻了一倍还多，从1820年的约26岁上升到20世纪末的66岁左右。这些成果虽未普及，但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它们的影响。
女性享有更多机遇
世界许多地区已经重构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新能源淡化了雇佣关系里体力的重要性；新式避孕方法赋予男女在生育上更多的选择权；新技术，如用奶瓶喂养，允许父母更轻松地分担照料婴儿的重任。婴儿死亡率降低和新型社会化养老，减轻了为了养老而生育多个子女的压力。最后，城市化和商业化进程为女性和男性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妇女与传统的育儿者的角色不再紧密相关，这在工业化最发达的地区表现尤为明显。不过，性别不平等观念即使在深受现代革命影响的社会中依然存在。即便是在美国和西欧国家，女性的平均薪资水平都落后于男性。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在1992年接受计时工资的工人中，女性的时薪中位数仅占男性时薪中位数的79.4%；在全职蓝领和工薪族中，女性周薪中位数占男性周薪中位数的75.4%；1992年女性年薪中位数占男性年薪中位数的70.6%，这是可获得的最近年份的统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