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是没有国与国的界限的。乍听起来似乎难以理解，且让我来解释给你们听。我们现代人都是有国家概念的。我们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我们讲英语、法语或意大利语，去上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大学——除非想读某一特定的学科，而那一门专业又在别处教授，我们才会学另一种语言，然后到慕尼黑或马德里或莫斯科去就读。但是13或14世纪的人们很少说自己是英国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他们说的是“我是谢菲尔德或者波尔多或者热那亚的公民”。因为他们都属于同一个教会，彼此间有一种手足情谊。而由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讲拉丁语，他们也就掌握了一种国际通用语，不存在当今欧洲已经形成的愚蠢的语言障碍（这种障碍使小民族在经济上不利）。就举伊拉斯谟的例子来说吧，这位宅心仁厚又乐观好笑的伟大教士，在16世纪撰写了他的著作。他本是荷兰一个小村庄的乡民。他用拉丁文写作，全世界都是他的读者。若是他活在今天，他大概会用荷兰文写作。这样的话，也就只有五六百万人读得懂他的书。为了让欧美其余地方的人都能够理解他的作品，他的出版商只好把他的著作译成20种不同的文字。这样就要耗费很多的钱，极有可能出版商就不会自找麻烦或者甘冒风险了。
600年前，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大部分人都还很无知，根本就不会读书写字。但那些掌握了使用鹅毛笔这件困难艺术的人属于遍布欧洲大陆的一个采用通用文字的国际社会，那是没有国界，也没有语言或国籍的局限的。这一国际社会的堡垒便是大学。与如今的防御工事不同的是，这样的堡垒并不沿国界修建。只要有一位教师和几名学生凑到一起，就会建起大学。这又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与我们当今时代的不同之处。如今，当一所新的大学兴办起来的时候，它几乎难以避免的进程如下：一些富人愿意为他生活其中的社区做些事情或者某个教派想建一所学校，让信教的儿童在规范的监督下接受教育，或者是一个政府需要医生、律师和教员。大学的兴建都有存在银行中的一大笔启动资金，这笔钱就用来建造校舍、实验室和宿舍。最后还要聘用专业教师，进行入学考试，大学就算走上正轨。
但是在中世纪，事情则完全不同。一个聪明人对自己说：“我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我要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于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点，只要能有一伙人要听他的课，他就开始传授，如同现在一个站在肥皂箱上的演讲人。如果他讲得津津有味，人们就会围拢来驻足聆听。如果他讲得枯燥乏味，人们就会耸耸肩，继续走他们的路。逐渐会有某些青年开始按时到来，聆听这位伟大教师的智慧语言。他们随身带来笔记本、一小瓶墨水及一支鹅毛笔，把认为重要的东西记录下来。有一天下雨了，教师和他的学生就退到一间空着的地下室或者那位“教授”的家中。那位饱学之士坐在椅子上，学生们则席地而坐。这就是大学的雏形。在中世纪，“大学”就是教授和学生的联合体，“教师”就是一切，他所就教的建筑物则可忽略不计。
我来用一个例子告诉你们9世纪发生的事。在那不勒斯附近的萨莱诺镇上，有一批出色的医生。他们吸引了渴望学习医学的人，在1817年之前差不多1 000年的时间里，如此形成的那所萨莱诺大学一直在教授公元前5世纪在古希腊行医的伟大的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知识。
中世纪的实验室
后来有一位来自布列塔尼的青年神父阿贝拉尔，他早在12世纪就开始在巴黎讲授神学和逻辑学。数以千计的热切青年蜂拥来到这座法兰西的城市听他授课。与他观点不同的别的教士也前来阐述他们自己的观点。不久巴黎就挤满了一大群吵嚷不休的英格兰人、日耳曼人和意大利人，以及来自瑞典和匈牙利的学生，于是在塞纳河的一座小岛的古老的大教堂周围就兴起了著名的巴黎大学。
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一个叫作格雷希恩的僧侣为那些必须通晓教会律法的人编写了一本教科书。年轻的教士和许多世俗青年就从欧洲各地来听格雷希恩讲解他的观点。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城里地主、旅店主和房东老板娘的欺压，他们组织了一个联合体（或称大学），这就是博洛尼亚大学的缘起。
后来在巴黎大学出现了一场争论。我们不晓得其起因，但一群心怀不满的教师伙同他们的学生跨越了海峡，在泰晤士河上一个叫作牛津的小村庄里建起一个适宜的家园，著名的牛津大学就此形成。在1222年，博洛尼亚大学也照样分裂了。不满意的教师再次由他们的学生追随着转移到帕多瓦办学，使那里从此为拥有一所自己的大学而自豪。这样，从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到遥远的波兰的克拉科夫，从法兰西的普瓦捷到德意志的罗斯托克，兴建起一座又一座大学。
确实，当年那些早期的教授所教授的许多内容如今我们听起来都是十分荒谬的，因为我们已经听惯了数学中的对数和几何原理。不过，我想说明的要点是：中世纪，尤其是13世纪并非是一个完全停滞不前的世界。在年轻一代中间，存在着朝气和热情，而且在求知上会刨根问底，即使在提问时会不好意思。文艺复兴正是在这种骚动中形成的。
但是就在中世纪最后一场戏落幕之前，一个坚定的身影走上了舞台。对于此人，如果只知其姓名是不够的。这个人叫作但丁。他是阿里基尔利家族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律师的儿子，生于1265年。他在祖居的城市中长大，当时乔托[1]正在圣十字教堂把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生平画在墙上，但丁时常在上学的途中会被地上一摊摊的血迹吓坏，那都是教皇的追随者归尔甫党徒和皇帝的支持者吉伯林党徒之间无休止的可怕斗殴留下的。
文艺复兴
他长大成人之后，随父成为归尔甫教皇党人，恰如一个美国男孩会因其父亲便成为民主党或共和党一样。但过了几年之后，但丁看到，意大利若不由一个领袖统一起来的话，必然会成为上千个小城市之间乱糟糟的妒忌相争的牺牲品而灭亡。于是他成了吉伯林保皇党人。
他到阿尔卑斯山北去寻求帮助。他希望能有一个强势的皇帝来重建统一和秩序。天啊！他的希望落空了。1302年吉伯林党被逐出佛罗伦萨。从那时起直到1321年死于拉文纳阴郁的废墟中，但丁始终无家可归，四处漂泊，依靠富有的施舍人餐桌上的面包过活。这些富人若非曾经对一个穷困潦倒的诗人发过这么一点善心的话，他们的名姓早就湮没在最深的历史沟渠中不为人知了。但丁在多年的流浪生涯中，深感要为自己和担任家乡政治领袖时的作为申辩。当年他曾在阿尔诺河岸边信步，希冀能瞥见心爱的比阿特丽斯·波提纳里——她在吉伯林党遭迫害的十多年前就已嫁作他人妇而且已经死去了。
他要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失败了。他曾忠心耿耿地为他出生的城镇服务，却在腐败的法庭上被起诉盗用公款并被判若是胆敢进入佛罗伦萨领地就以火刑处死。为了在自己的良心和同代人面前洗清自己，但丁便创作了一个想象中的世界，详述了他遭遇失败的环境，描写了贪欲和仇恨会令人无望，正是这种贪欲和仇恨，将他的美丽可爱的意大利变成了恶毒自私的暴君唯利是图的无情战场。
但丁
他讲述了在1 300年前复活节的那个星期四，他如何在一座密林中迷了路，又在小路上为一只豹子、一头狮子和一只狼所阻拦。就在他感到绝望时，树林间出现了一个白色身影。那是罗马诗人和哲学家维吉尔受圣母玛利亚和比阿特丽斯之委派来怜悯他的，比阿特丽斯从高高的天堂上关注着她真正爱人的命运。维吉尔带领但丁走过炼狱，又走过地狱。越走越深的小路引领着他们一直来到最底下一层，撒旦本人站在那里，冻进了永恒的冰块，周围环绕着最可怕的罪人、叛徒和骗子，以及那些靠谎言和欺骗谋取了声名和成功的人。但是在他俩到达这一可怕的地点之前，但丁还遇到了在他可爱的城市历史上起过这样那样作用的人。皇帝和教皇，冲锋陷阵的骑士和怨声载道的高利贷者全都在场，注定要受永世的惩罚或者等待解救之日，届时他们将离开炼狱，进入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