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这样的任务中，他们都得到了教士的协助。在革命岁月里，教会吃尽苦头。他们的财产被充公。好几个教士被杀，在1793年10月公安委员会废除崇拜上帝之时，从伏尔泰和卢梭及其他法国哲学家那里学到教义问答手册知识的一代人，围绕着理性的圣坛跳舞。教士们随着“移民”一起过着长时间的流放生活。如今他们又随联军的潮流返回，怀着复仇的心理着手工作。
连1814年回归的耶稣会教士也恢复了他们先前对青年的教育工作。先前，他们的团体在对抗教会的敌人方面有些太过于成功了。他们在各地都建起了“行省”，教导当地人进行基督教的祈祷，但不久，教会就演变成了常设的贸易公司，始终对世俗当局形成干扰。在葡萄牙力主改革的部长庞巴尔侯爵统治期间，他们被逐出了葡萄牙的领土，在1773年应欧洲大多数天主教势力之请，该团体被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所镇压。如今他们东山再起，向儿童传授“服从”和“热爱合法王朝”的准则，那些孩子的父母都曾租用了临街的橱窗以便观看并嘲笑被赶到断头台上结束其悲惨境遇的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
但是在普鲁士那样的新教国家，事情丝毫不见好转。1812年伟大的爱国领袖们——那些曾经鼓吹对篡权者发起圣战的诗人和作家们，如今却被贴上危险的“蛊惑者”的标签。他们的住宅遭到搜查。他们的信件被拆开审阅。他们被迫定期向警察报告自己的情况。普鲁士的教官向年轻一代发泄其全部怒火。当一伙学生以喧闹但无害的联欢形式在老沃尔茨堡庆祝宗教改革300年时，普鲁士的官僚们误以为革命临头。当一个秉性忠厚、脑子不灵的神学学生杀死了一个在德意志活动的俄国政府的间谍时，学校便被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教授们未经任何形式的审讯，便遭到监禁或解职。
在这些反革命活动中，俄国当然更加荒唐。亚历山大从对他虔信的打击中康复了，逐渐变得抑郁寡欢。他心里清楚自己能力有限，也明白，在维也纳如何成了梅特涅和克吕丹奈尔那女人的牺牲品。他越来越背对西方，成了地道的俄国统治者，把兴趣放到曾经是斯拉夫人的第一位导师的古老圣城君士坦丁堡。他的年龄越大，工作越努力，成就却越少。就在他坐在自己的书房里的时候，他的大臣们把全俄国的土地变成了一座军营。
这可不是什么美妙的图画。或许我该简化一下对大反动的描写。不过你们还是应该对这一时期有充分的了解。这并不是第一次试图让历史的时针倒退。其结果也一如既往。
56
民族独立
然而，对民族独立的热爱十分强烈，不可用反动的办法加以破坏。南美洲是最先反对维也纳会议的反动措施的。希腊、比利时、西班牙以及一大批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也紧随其后，19世纪充满许多独立战争的传闻。
说什么“如若维也纳会议如何如何做而不是采取什么什么方针，19世纪的欧洲历史就会是另一副样子了”，那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维也纳会议的参加者刚刚经历了一场大革命，经历了20年的可怕而连绵的战争。他们聚到一起，目的是给予欧洲他们认为是人民需要的“和平和安定”。他们是我们所说的反动派。他们真诚地相信人民群众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他们要重新安排欧洲地图，似是要尽可能地保证持久的成功。他们失败了，但他们事先没有阴谋。他们大部分都是些老派的人，怀念他们恬静的青年时代比较幸福的日子，因此热切希望那样的幸福岁月的回归。他们无法承认许多革命理念已经深入欧洲大陆的人心。这诚然是不幸的，但很难说是罪孽。但有一件事情，法国革命不仅教会了欧洲，也教会了美洲，那就是民族自决权。
傲藐一切的拿破仑，在对待民族和爱国情绪上都是毫不留情的。但早期的革命将领却曾宣称：“民族问题并不属于政治范畴，也与圆头颅或阔鼻梁没太大关系，而是要全力以赴的事。”当他们教导法国儿童法兰西民族如何伟大时，他们同样也鼓励西班牙人、荷兰人和印度人这么做。不久，同样接受了卢梭关于相信原始人具有高超美德的提法的这些国家的人民，开始挖掘历史，并且发现，埋藏在封建制度之下的是强大民族的尸骸，他们自己正是他们孱弱的后代。
19世纪上半叶是历史大发现的时代。历史学家到处忙于发表中世纪的文献和早期中世纪的编年史，在每一个国家都激起了对古老祖国的自豪感。这种激情大多基于对历史事实的误解上。但在政治运作中，是真是假无关宏旨，关键是人民相信那是真的。而在大多数国家里，无论国王还是其臣民都确信他们的祖先的光荣和声名。
维也纳会议可不讲温情。那些大人老爷们瓜分欧洲，根据的是五六个王朝的最大利益，而把“民族情绪”列入附件，或与其他危险的“法国观念”一起置于禁书之列。
然而历史对这样的会议是毫不留情的。出于某种原因（可能是一种历史法则，却一直逃过了学者的注意），“民族”似乎对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是必要的，而要阻止这一潮流的企图，恰如梅特涅要禁锢人们思想一样，是相当不成功的。
奇特的是，第一场麻烦竟然始于世界遥远的一部分——南美洲。那块大陆上的西班牙殖民地在伟大的拿破仑的多年战争中都享受着相对独立的日子．当西班牙国王成为法国皇帝的阶下囚时，他们甚至仍旧效忠国王，拒不承认于1808年被其兄弟扶上王位的约瑟夫·波拿巴。
事实上，美洲唯一被法国大革命震撼的是海地岛——哥伦布首航时抵达之处。1791年法国国民议会在突发的人类平等博爱的激情中把此前只由白人主人享有的特权赋予了黑人兄弟。虽说他们同样突然地对这一步骤感到后悔，但要取消承诺的意图，导致了拿破仑的妹夫勒克莱尔将军同黑人首领杜桑·卢维杜尔之间的多年大战。1801年，杜桑应邀造访勒克莱尔，讨论和平条款。他得到庄严承诺，不会受到伤害。他相信了那些白人魔鬼们，上了一条船，不久便死在一座法国监狱中。不过，黑人依旧赢得了独立，建立了一个共和国。顺便说一下，他们对南美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把他的祖国从西班牙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努力，给予了巨大的帮助。
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人西门·玻利瓦尔生于1783年，曾在西班牙受教育并访问过巴黎，他在那里看到了革命政府的工作，又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才回到祖国，故土广泛传播的反对宗主国西班牙的情绪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1811年，委内瑞拉宣布独立，玻利瓦尔成为一名革命军的将领。起义在2个月中失败，玻利瓦尔出逃。
在随后的5年中，他一直是一场显然失败的事业的领袖。他奉献了他的全部财产，若不是海地总统支援，他就不可能发动最后的成功出征。从那时起，起义遍及南美，不久即可看到，西班牙单靠一己之力已无法镇压了，只好向神圣同盟请求支援。
这一步让英国大伤脑筋。英国的船主们已经继荷兰人之后在世界海上运输业中称雄，他们期待着在整个南美洲宣布独立时获得重利。他们曾指望美国插手此事，但美国参众两院都无此计划，反倒有许多呼声宣称西班牙应予援手。
就在这时，英国的大臣们换了人手。辉格党出局，托利党入阁。乔治·坎宁出任国务大臣。他暗示，如果美国政府宣布不赞同神圣同盟在南美起义殖民地方面的计划，英国会乐于以其全部舰队的实力支持美国政府。于是，门罗总统于1823年12月2日向国会宣布：“美国国会认为神圣同盟方面将其体制伸向西半球的任何部分都是对我们和平及安全的威胁。”并警告说：“美国政府将视神圣同盟此举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示。”4周之后，“门罗主义”的正文印在英国报纸上，神圣同盟各国被迫要做出抉择。
梅特涅举棋不定。就他本人而论，他宁可冒着惹美国不高兴的风险（自1812年英美战争结束以来，美国对其陆海军未予重视）。但坎宁的威胁态度和大陆上的麻烦迫使他慎重从事。于是远征未能成行，南美及墨西哥就此获得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