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在70年代，黑人开始获得政府职务，特别是在许多美国的城市，如底特律、洛杉矶和亚特兰大，担任了市长。在1963年8月伟大的“向华盛顿进军”20周年之际，即马丁·路德·金发表他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之时，很少有人能够否认，美国黑人已经取得更多的进展。当然还有更多的目标有待实现。在许多学校制度中仍存在着种族隔离现象。最高法院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生艾伦·贝基的“逆向歧视”案例中的裁定，限制了法院规定的在教育和商业领域中对少数民族的优先权。当里根政府设法对废除了种族歧视的学校免除税款时，民权运动又一次胜利了。黑人青年的经济前途仍然暗淡，因为他们仍饱受美国高失业率之苦，而政府又压缩了许多帮助穷人的福利项目。
20世纪70年代，同性恋者开始维护得到公正对待的权利。尽管保守派的反应强烈，同性恋的团体在许多城市，尤其是纽约和旧金山，大行其道，而且远比以前为人所接受，还有了政治上的诉求。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生活反映了持续和变化二者的结合。交响乐队、歌剧以及来自欧洲的艺术大师的展览大张旗鼓地到来，在美国各大城市里得到了热情的观众。但是，电视、广播、唱片和畅销小说榜——都得到了技术进步的支持——仍然是群众性娱乐活动的核心。有线电视把更多的频道送进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电视接收不再受地形、天气或天线尺寸及位置的制约。一些频道一天24小时播放完整的故事影片。人们只需按一下电钮，就可以全天观看从远方通过卫星发来的新闻、气象或体育节目。电子科学的发展可以让我们把电视节目录下留待日后再看，也可以租用通俗电影的磁带在家中随时放映，旁边的厨房里就有现成的爆米花。[1]调频收音机仍受欢迎，不同的电台播放着古典音乐（通常是公共电台）或者摇滚乐。70年代末，唱片业开始经历一些难关，主要因为磁带录音技术的进步，似乎使唱片濒临废弃的边缘。摇滚音乐会，一方面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群众事件不那么吻合（诸如1969年在纽约州伍德斯托克有上万人参加的最著名的那次活动），另一方面仍被年轻一代热切期待，期待的人群还包括60年代那些不愿成长的一代，他们仍挤满了音乐厅或体育场，倾听“滚石”或“谁人”这样的演出组合。“滚石”的领唱明星米克·贾格尔在1983年已经40岁了，这一事实似乎并没有使他或他的追星族劲头稍减。“迪斯科舞迷”（迪斯科舞厅音乐）这样的热风，事实证明是短命的，反倒是让20年前摇滚乐的留恋又回潮了。同样的留恋我们还可以在《美国风情画》这类电影的巨大成功中看到，该影片讲的是60年代中期成长的高中学生的故事，另一部成功的电影是《动物屋》，表现了越战之前处于天真无邪年龄的大学生的恶作剧和易犯的错误。
这种留恋伴随着新一代大学生的出现，他们仿佛放弃了60年代后期的社会行动主义。在一个高度竞争的时代里，取得好的学习成绩和担心个人前途成为首要的事情，而这时恰逢美国的教学质量，尤其在高中，明显下降，至少没有进步。一些人用“向外看，求第一”的口号表达了在理想主义终结之际的沮丧。另一些人则争辩说，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人应该讲求实际。
不过，尽管60年代那一代人必然在成长而且人类的寿命也在不断延长，至少在一个发达的世界上，我们的许多文化仍在围绕着青春及青年这个中心。波姬·小丝和朱迪·福斯特这样的年轻女演员在成功的影片中是青年人崇拜的偶像，而比起40年前的秀兰·邓波儿，却要世俗得多而且不那么天真了。恰如“想要年轻”成了商业广告的箴言一样，“保持年轻”作为生活的共识出现了。慢条斯理，摇摇晃晃地走动成了美国全国性的蠢行，而且许多人把“吃什么就像什么”那句老话认真实践，尽量吃更健康的食品。所谓天然食品，曾一度与现已销声匿迹的嬉皮士联系在一起，如今可以在每个家庭中看到了。科学家在搜寻我们世纪一大杀手——癌症病源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警告我们吸烟有害，还提醒我们，数百年来我们理所当然地吃的食物，如盐和带血的肉，对我们不一定有好处。科学家们尽管在诊断癌症的技术上有所改进，并由此引起公众的警觉，但在治疗癌症的巨大斗争中仍收效甚微。
几年前，一位苏联作家写了一本小书，叫作《苏联到1984年还会存在吗？》，然而，迄今为止，苏联已经证明，无论经济问题、压制不同政见和那些国家所凭借并在境内存在的民族主义的抬头，它都能挺过来。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他死于1981年）领导时期，苏联没有显露出什么变化的迹象。持不同政见者的日子依旧不好过。苏联内部最著名的反对声音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发出的，他已经作为避难者移居美国。离开苏联迁到美国和以色列的犹太人数量在增加。吉米·卡特总统在1976年寄给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一封信，保证要“谋求释放良心犯”，以人权为名，对持不同政见者给予鼓励。
虽然卡特总统和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于1979年共同签署了第二个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但两个超级大国仍是死敌。从那时起，尽管有不少谈判，双方看来都没有认真削减其核武库，美国不顾欧洲和美国强大的反核运动，把强大的潘兴导弹部署在欧洲。当然，苏联的行径，哪怕在勃列日涅夫死后，也没有在西方激起信心。1973年，当苏联支持的阿富汗一派在那个贫瘠的山国面临着无法压制的反对时，苏军入侵了这个邻国。苏联在镇压波兰的团结工会中起了作用，并卷入了非洲的事件，特别是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1983年9月，苏联人把一架偏离航线越过日本北部的苏联战略要地库页岛的韩国民航飞机当作间谍飞机击落，随即招致了国际上的愤怒抗议。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冷战的边缘，尤其是苏军在苏联开始扮演更有力的政治角色，而苏联政治局核心的领导权仍保留在年长的成员手中，一切还不是定局。
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人，包括那些执行美国外交政策的人，惯于把苏联和中国捆在一起，作为敌视西方世界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越战中，苏联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共；越战后，西方世界逐渐清楚地意识到，历史的、领土的和意识形态的许多问题分裂了这两个国家。到70年代，有时候看上去这两个巨大的邻国更会彼此交战而不是和美国开打。
由于美国和苏联都拥有大批武装，可以在1小时之内就互相摧毁，遂认识到军事力量并不足以在全世界加强他们的意志或赢得朋友。1968年，苏联扑灭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布拉格之春”为特点表现出来的相对的自由火花。他们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之后，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针对他们拼死进行的游击战而不能自拔。
1980年，在波兰掀起了一场叫作团结工会的运动。反对以自由的名义推行专断的国家决策的这一运动得到了波兰人民的支持，表明在东欧集团内也可能出现其他的裂痕。苏联军队的威胁和波兰当局实行戒严的措施，无法平息要求更大自由的呼声。来自1970年反政府骚乱现场格但斯克的工人莱赫·瓦文萨，由于他在那次事件中是团结工会的领袖而于198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如同苏联一样，美国也应该对世界上一些地方出现的民主问题负有责任。1973年9月，智利军队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援助和鼓励下，行动起来反对公众选举产生的总统，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军事政府随后开始了恐怖统治，刑讯和处决横行一时。10年之后，美国依旧支持那个倒霉国家的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美国还支持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专制统治，如阿根廷（虽然美国在1982年就马尔维纳斯群岛英阿的短暂战争中支持了英国）和巴西。在中美洲，美国支持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压制民主的政权。在亚洲，美国的支持使菲律宾和韩国的政府合法而有权，但许多国家的人民则认为那是镇压民主的政权。一场左翼革命结束了尼加拉瓜的独裁之后，美国政府却为此及中美洲的政治事件指责苏联人和古巴人。这样的政策招致了美国许多盟友的批评，如法国及美国的邻国墨西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