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尽管莫尔斯提出了申请，他还具有美国国家艺术与设计学院（即后来的纽约国家设计学院）创始人的地位，但他还是被拒绝了。关于为什么会被拒绝，有些学者怀疑是因为他的本土主义政治观念。
后记 差一点成功，是无限可能的开端
我们在这里待了几个小时，
至多一日。
能感觉到周围的地形，
和我们的新肢体，
撞到一堆尸体
已在这片土地上安息。
时光飞逝。草被压弯了腰
然后再次站立起来。
——特蕾西·K.史密斯（Tracy K. Smith）
在盐滩上，在高山上，在北极，天空的光辉并不能与恒星之光辉相媲美。在那儿，人们可能会看到一束孤独的光，却不会把它看成匆忙的赶路人。人们曾仰望星空，不仅是为了寻找人类成长的故事，也是为了勾勒出人类未来所做之事的轮廓。
几个世纪以来，每个社会绘制星座和星群的方式各不相同。在中国文化中，人们会观察天空，观察天上的光，就像观察陆地上的人一样，然后以统治者和战士的名字而不是神话人物的名字来为星星命名。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几乎所有恒星都被分割成了不同的区域，这些区域是根据17世纪和18世纪的模型编纂而成的。对人类的肉眼来说，似乎已经把天空那神秘的图景描绘得如此透彻了。20世纪中期，有些人认为，要在月球引爆一次核弹来解释行星天文学和天文学中的一些谜团。1如今，许多人的梦想仍和天上的星星有关。
那次的夏天似乎来得更晚一些，在一个温度宜人的晚上，我应了一个奇怪的邀请，来到布赖恩公园位于纽约公共图书馆地下档案馆上方的草坪，庆祝人类太空舱进入地球同步轨道——克拉克带。这里会发生些什么呢？我在人群中见缝插针、走来走去，想在草地上找一个座位，那里有数百人正懒洋洋地坐着、听着。使用望远镜观察苍茫的天空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纽约业余天文学家协会的成员发现的别致的观测方法。我站在那儿，想透过黑夜更仔细地看看这片天空。
那天晚上的景象十分真实。为了往上看，人们都伸长了脖子。在人们全神贯注地观察时，这里一片寂静。观察天空时，头会跟着转动，因为全景视野永远不是固定的、静态的。在暮色中，从人们举手投足间可以看出，他们的兴趣从未减弱。
那次活动的重点，不是那颗通信卫星（像贴在甲板上的一片缩微胶片一样小）如何在那年秋天晚些时候从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偏远地区发射。草坪上挤满了半个街区那么多的人，他们参加这个活动并不是为了听到这个消息。相反，这次活动的核心是：
普利策奖得主特蕾西·K.史密斯（Tracy K. Smith）的作品；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家兼地理学家特雷弗·帕格伦（Trevor Paglen）的演讲；
“创意时代”首席策展人纳托·汤普森（Nato Thompson）的讲话——汤普森和安妮·帕斯特纳克（Anne Pasternak）邀请帕格伦构思了一个时间胶囊计划；
纽约公共图书馆公共项目主任保罗·霍尔登格拉伯（Paul Holdengräber）主持的访谈，其中电影制作人沃纳·赫尔佐格讲述了帕格伦将哪些照片选入了时间胶囊——所有对有关人类努力的记录，都是未来的缩影。
对于时间胶囊的雄心勃勃、异想天开，甚至是“荒谬”，帕格伦直言不讳。这样做并不是希望外星人遇到这颗卫星，看到这么多照片时有多么惊讶。“外星人有眼睛吗？他们关心艺术吗？我不会让艺术把他们拖垮的。”当赫尔佐格开始把谈话变成吐槽时，他开玩笑地说。
然而，不透明性是这个项目的辛酸之处。人类永远都无法将用生命在地球上所做的、对地球所做的以及通过地球所做的一切传达出去。
“这是对人类的意义。”赫尔佐格后来说道，他的吐槽变成了沉思。
帕格伦选择了哪100张照片？这些照片包括：
1951年，在海丽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28)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她身上提取的“海拉细胞”；
认知科学家拉斐尔·努涅斯（Rafael Núñez）发现的没能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应用的数学函数，1899年，庞加莱认为这是一个失败，但努涅斯认为这是人类能动性的标志；
老彼得·布吕格尔（Pieter Bruegel）绘制的《巴别塔》的一个细节之处，也是人类沟通破裂的标志；
计算机中一个bug的照片——在哈佛大学测试的马克II型艾肯中继器计算机，一只小飞蛾钻进了计算机电路造成了电路故障；
一张满是问题的巴比伦数学平板电脑YBC 4713的照片；
一本百万字的书上的列表；
由美国兰德公司制作的最长的无模式列表，用以显示数学的极限；
美国国家航空和宇航局从月球表面拍摄的“地球升起”的照片；
“哇！”序列——一种在其他领域检测到的频率，被视为其他潜在生命的迹象；
人类第一次把鲨鱼放在水族馆的照片。
出现在成功和失败之间的界线才是重点，人类只是这个星球的一小部分，弗吉尼亚·伍尔芙称之为全球范围内“永无止境的崩塌和更新”。这个项目潜在的惰性（没有人会去看这些东西）是一个寓言，说明失败对创造了它的社会会产生什么作用。在那片草坪上，人们谈论着人类如何飞入轨道，飞去人类看到的最远的地方，以及如何设法与盘旋在视线中的大山相遇。
当人们把被利用或被中伤看作提高自身能力的动力时，实际情况就会发生变化。约翰·肯尼迪总统曾经提到过一句老话，导致胜利的因素有很多，导致失败的因素却只有一个。失败是一个孤儿，直到人们给失败找到一个说法，它才会变成可接受的，因为这个说法是在有故事的背景下提出的，就像你挚爱的星座里的某一颗星星。
到了一定的高度，你就会发现，沉潜往往是在一个看似破烂不堪的基础上开始的，就像数字零一样，它永远都是无限可能性的开端。没有合适的词能被用来形容沉潜时的生命曲线，而最简单的概括可能是17世纪的日本诗人、武士水田正秀的那个俳句：“待谷仓燃尽，我便可望月。”
从长远来看，重视沉潜时的生命曲线，不是因为在某个高度上成就了什么，而是因为它告诉人们，沉潜的力量是多么的不可思议、难以描述和难以察觉。有些机会是好的，就连其反面也不一定是有害的，它使人们前行的道路变得像射出去的箭一样，虽有弧度却能直达目标。
尾注
1 传记作者凯伊·戴维森（Keay Davidson）发现，1959年，卡尔·萨根（Carl Sagan）在申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生奖学金时泄露了消息。冷战期间，美国空军聘请了科学家、天文学家萨根，来计算在月球上引爆核弹在数学上是否可行，想要以此向俄罗斯展示美国的军事力量。这项计划是高度机密的，直到萨根的传记面世，其细节才被公之于世。这些令人恐惧的想法揭示了人类对自己之外或近或远的事物以及这一切错综复杂的关系的认知有多浅薄。
致谢
我有时会打开一本日记，听从内心的想法去参加活动、和朋友聊天或者听一场讲座，而根据这些经历，我会遇到全新的故事，可以扩大本书内容涵盖的范围。对此，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在我并不擅长的领域给予了我帮助的朋友们。
在我的一生中，我的父亲特德·刘易斯（Ted Lewis）和母亲黛安娜·刘易斯（Diane Lewis）倾其所有来确保我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有超越他人的资本。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爱和为我做出的牺牲，也非常感谢他们抑制了我对为什么在花了多年时间追求优秀后却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写它的反面的疑惑。
我很幸运，拥有一位睿智、机敏、善良的经纪人埃里克·西蒙诺夫（Eric Simonoff），他花了很多时间整理我的手稿。我很感激本·勒嫩（Ben Loehnen）和乔纳森·卡普（Jonathan Karp）的理解。如果没有本的明智、忠告和耐心，那我将不知道在何处找到空间和鼓励，把这一想法写下来。对我来说，有幸与埃里克、本、乔纳森、特雷西·费希尔（Tracy Fisher）和西蒙·特里温（Simon Trewin）共事，是一份真正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