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W. 奥斯特瓦尔德在1905年9月20日做了那个著名的演讲[213]之后，我们就站在了看待世界的新视角的转折点上。我们不知道有的科学家的无知是否属实，也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从能量的角度思考一切。我们只看见：本该战无不胜的科学物质主义原则被动摇了。
腓特烈大帝在一封写给伏尔泰的信中提到，自己是第一个想过思考的纯力学性能的人。
卡巴尼斯则简短地说，大脑分泌思想就像内脏分泌胆汁一样。廷德尔则更谨慎地表达了这一概念，他仅要求承认意识的每个举动都表明大脑的某种确定的分子状态，而杜·布瓦-雷蒙则宣称我们无法用大脑物质进程的知识来解释某些心理进程和事件。“不要设想场景或者做出比较，只能在我们精神本质允许的范围内直接去看。”奥斯特瓦尔德告诉我们，遵守这一建议是有必要的。我们既不需要抛开世界的动力视角，也不需要接受奋斗主义的观点，这二者都不需要。但是根据后者的学说，我们可能可以辨识出因为判断实际事件如何被可能事件塑造的自然规律的含义。于是我们就能发现这样的形式：所有自然规律都旨在表达某种不变的平衡，某种就算公式当中所有其他因素在规律规定范围之内发生改变依然保持不变的数。[214]
每一门学科都必须有自己的哲学，我们的责任就在于：准确知道并清楚理解自己对证人的身体状态和精神本质之间关系的可感知程度。我们自己不做任何推论，但是要注意到那些无法自洽的点，并求助于专家做出解释。这在当关系正常与否成为一个问题时尤其有必要。
正常的影响各种各样，但是我们只考虑几种。第一就是象征和被象征的关系。“在两者的结合中，如果被象征的非常混乱而象征变得特别清晰，那可能就是因为象征能让人更快地想到其对象，比如，通过工具让人想到其用途的速度要快于通过用途想到工具。名字和词语能更快、更可靠且更有力地让人想到其代表的物品。”[215]这一点比表面看起来要重要得多，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时间范围比现代心理学家面对的广得多，广到需要在实践中来感知。我们在审查时需要重视答案的及时性，尤其是在我们怀疑它是否正确的时候。冗长的、草率的和不确定的答案就是证人要么无力要么不愿诚实回答的迹象。但即使某个答案中导致时间出现变化的真正原因并不决定该答案正确与否，从心理学上也很有必要找出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假设我们面对一个案子，其中人物的名字能更快、更可靠地让我们想到那个人本身，而不是反之。这是很常见的，我们甚至会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想不起某个亲近朋友的名字，却很少出现听见名字却想不出那个人样子的情况。但要把这现象与某种只在表面上与之矛盾的问题联系起来，那就错了。比如，当我回想自己和这些名字所指代的人一起工作的状态时，我发现我和这个琼斯、史密斯、布拉克或怀特都没什么关系，我记得工作是什么样，但想不起他们的样子。原因首先就是庭审的时候我不在意名字，因为那只是区分人和人的工具罢了，即使用甲乙丙也是一样，因此脸和名字通常就没有那么确定的关联。此外，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会碰到很多普普通通的人，如果我们和任何人有特别的交往，我们肯定就会在听见名字的时候想起他的脸。
所以，如果证人不能迅速回忆起他在思考的事物的名字，却在听见名字的时候能迅速辨认出它，这是很自然的心理学现象，其本身与证词的真假无关。
与之同样的关系在所有出现类似现象的案件中都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名字、象征、定义，等等。这同样可以解释一天之中心理进程的速度改变问题。根据别奇捷列夫和海吉尔的说法，从早上到中午心理能力不断增强，然后就开始下降，直到下午5点，然后又开始增加，直到晚上9点，此后就一直下降，一直到午夜12点。当然，这些研究者肯定正确地收集了资料，但他们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却不见得那么确定。实际上这很大程度上不光取决于人的个性，还有审查当时的时间。即使人在自己反应最快的时候，一下子听到很多证词时也很难从中得出某个普遍适用的结论。有人清醒的时间可能在早上，有人是中午前，第三个人是晚上，而每段时间也都恰好是某人表现最糟的时候。同样地，精神特质不仅在一天之内会发生变化，在每天之间也会有变化。据我观察，唯一不矛盾的就是：在中午12点到下午5点之间人们的精神状态都不太理想。不过我不相信午饭后是一天中最糟的时候，因为有的在四五点间才吃午饭的人照样说自己在1点到5点间状态都不佳。这对我们的价值就是：我们可以据此来避免在这段时间去审判重要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