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性感官感受的问题上文已经探讨过。两性在这个方面没有很大区别，尽管他们在总结概念方面的能力上差异非常显著。
常有人说女性的认知和男性不同，这也被日常生活证明。几十个男性从概念上认同的事物肯定会被任意一个女性否定。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一般说来女人都是对的，她们有着更好的认知，并且在同样情况下我们都是用同一种方式来思考，哪怕把这个问题重复十次结果也是一样。这一点显示出组织的不同形式，也就是说，天性在本质上的不同，决定了两性的认知特点。如果我们要比对价值，结果会因性别不同而迥异，哪怕我们比对的是非常物质化的东西或物质被发现的方式。在理解的过程中，感知态度、判断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关系，所有被称之为世故的能力，是从令人困惑的、扭曲的材料中得出某种抽象或清楚的结论中发展出来的，女性意志力和女性个体的可靠性比十个男人加在一起还要强。不过女性认知的方式却不是那么有价值，因为那是纯粹直觉的方式。或者假设我们称之为更精细的感觉——名字并不重要，其认知过程主要是下意识的，并且——如果这样说恰当的话——仅从思考更少这一点上来说其价值就更低。结果却是女性的证词不仅作用不会减小，可靠度也非常高。男性辩证的过程中肯定有诸多错误，而女性靠直觉认知和直接复述的过程中确定性会高得多，因此她的证供更可靠。
我们不需要将这种直觉的来源称作上帝对女性其他缺点的补偿，因为在自然选择过程中女性的地位和任务要求她们能够非常细致地观察环境。这种需求强化了内在感觉，直至变成一种下意识的认知。女性对环境的兴趣赐予了女性直觉一种连最深刻的哲学家冥想都无法获得的快速和确定性。这种直觉的快速性不需任何反思，只有解决问题才是关键。如斯宾塞说过的，女性能够清晰地感知到她个人环境中的思想状态。而叔本华的看法则是错误的，他认为女性不同于男性是因为她们懒惰、想通过捷径实现目的。实际上，她们并不想走捷径，她们不过是想避免复杂的推理而只依靠直觉罢了，这是她们的一般做法。只有在感知存在的时候，视觉才会存在，比如说当事物离她很近的时候。遥远的、隐蔽的东西看不见，就只能靠推理，因此女性放下了推理，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东西。这就表明了对女性认知模式的不同理解方式的价值所在。作为律师我们可能会在涉及直觉的问题上相信女性，不过涉及推理时就必须特别小心。感官认知和智力认知必须通过同样的方式进行接力。根据曼特加扎[288]的看法，女性对事物细微的方面很有观察力，却没有能力看见地平线上出现的东西。对遥远的、巨大的物体她没什么兴趣。女性通常不能像男性那么看得远，也不能很好地分辨距离很遥远的物体，这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不太好解释，因为所有近视的人是如此。真相其实是：对遥远物体的定义多少需要某些原因及推理，而女性不长于此，所以任何不在她们直觉感受范围内的事，对她们来说就都不存在。
客观性是女性缺乏的另一个特质。她们倾向于从个人的角度思考，通过个人同情的方式感知。如果你仅用甲乙丙指代人物，然后给女性讲一个故事，就很难让她建立某种立场从而做出判断。那些人是谁、是干什么的、有几岁了等，这些都是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因此就会出现在了解名字之前和之后女性对某个事例的判断产生差异。这种个人化的倾向会造成一些不同寻常之事。假设某个女性描述两个人或两组人之间的争斗。如果双方力量和武器都差不多，证人事先也不认识其中某人，但如果其中一人碰巧引起了她的兴趣，或者有一种“骑士”风范，就算在其他条件下同样的这个人只会让她不满，此时她也会重新安排太阳啊、风力啊等种种因素来叙述故事。因此只有在童话中才可能真的存在仅仅在讲述事实的情况，我必须再重复一遍，没人能做到只复述事实，判断和推理总是会钻到叙述里，而且女性比男性更严重。当然，真正的事实和推理出来的情况是可以被区分开的，不过这种情况不太常见，也没有什么确定性。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判断出证人是否和其中一方有关系，是什么关系。这种关系在绝大多数案例中都会成为一个要素，因为一个完全无关的人很少会出现在争执现场。但是就算证人真的与案件完全无关，也有必要首先听取所有的细节，这样才能把这个女性的态度弄清楚。女性认知模式的证据比事实本身的证据还要重要。并且只要给很短的一段时间让这个女性概括地说一下情况，就能很容易地判断出她的认知模式的证据。一旦知道了她的态度，那她为一方找借口去指责另一方的理由就很容易发现。
同样，在纯粹个人化的案例中也是如此。在女人眼中，同样的罪行可能是罪大恶极，也可能完全可以饶恕，这要视罪犯是谁。不管同情或反感的态度来自何处，这种态度都在发挥作用。就像阅读小说的女性读者偏爱某个男主人公而憎恶另一个一样，女性证人也会根据对象的不同而差别对待。有可能她发现其中一人用“激动人心的出色手法”谋杀了一个人，而被杀害的人则是“一个无聊透顶的庸人”，因此就原谅了罪犯。此处小心谨慎是最有必要的。当然有这种态度的不光是女性，不过女性的态度最明确、最典型、最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