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马哈 1969年
在基威特大厦8楼外面的办公室里，格拉迪丝·凯泽坐在那儿守卫着沃伦·巴菲特的门口。格拉迪丝身材纤瘦、妆容完美，一支接一支的香烟散出的烟雾弥漫在她银色头发的周围。她轻松高效地处理着文书工作，接电话，处理账单以及其他没有意义的琐碎事。 [1] 她禁止任何人进来——有时包括巴菲特的家人。这让苏珊光火，不过有格拉迪丝守卫着这道门，她也毫无办法。
苏珊责怪格拉迪丝。当然，沃伦从来没有给过格拉迪丝一个真正的指令不让苏珊进来。不过，他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去翻译他不直接说出来而用隐晦方式表达的真正意思。如果他们认为他会不同意，甚至没有人敢咳嗽。仅仅是为了在巴菲特合伙公司工作，人们必须得明白暗示以及手势的意思，它们就像规则一样。他眉心一跳伴随着“嗯……”，意味着“想都不要去想”；“真的吗？”表示“我不同意不过不想直接说”；转过头去、眯起眼睛以及后退意味着“帮帮我，我不行”。格拉迪丝在遵从这些没有明确阐明的要求和指令时，有时就会伤害到其他人的感情。不过她的工作就是保护她的老板，那意味着去做一些他自己不能做的事情。她要足够强硬才能承担这个责任。
在她头上方微黑的墙上悬挂着一些镶了镜框的报纸剪报，提醒人们1929年的大崩盘。办公室里放着磨损的金属家具和一部旧自动收报机。越过格拉迪丝，沿着油毡铺的短短的走廊往里走，里面坐着的是其他知道如何解读巴菲特的暗示和手势的人。左边是比尔·斯科特的小办公室，在那儿他对经纪人叫喊着“快点儿，我很忙”，敦促他们执行巴菲特的交易。走廊的右边是一个装文件的工作室，里面还有一个格拉迪丝放满了百事可乐的小冰箱，兼职记账员多娜·沃尔特斯在工作室里精确地记载合伙公司的档案和准备纳税申报单。 [2] 沃尔特斯旁边是约翰·哈丁，他负责合伙人以及合伙公司的事务。格拉迪丝的后面就是巴菲特的王国，有几把斜靠的扶手椅，一张桌子，还有一些报纸和杂志。房间里最显眼的就是他桌子对面墙上霍华德·巴菲特的那幅肖像。
沃伦每天早上来了后，先挂上帽子，然后消失在这个圣殿里阅读。过一会儿他会出现，对格拉迪丝说：“帮我接查理。”然后他关上门，开始打电话。接下来的这一天就是在电话和阅读之间来回切换，深入研究要买的公司和股票。偶尔他会再次出现，告诉比尔·斯科特执行某项交易。
这些日子股票市场高涨，而比尔·斯科特相对没那么忙。巴菲特的口袋里满是国民赔偿公司产生的钱，他正在研究整体收购，因为他们的价格较少受制于投资者突发的念头。他已经发现了位于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的伊利诺伊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这是他见过的最挣钱的银行之一，由71岁的吉恩·阿贝格掌管。巴菲特想让顽固的阿贝格成为交易的一部分。阿贝格和数厕纸的本杰明·罗斯纳相似。巴菲特告诉阿贝格有关他想在这项交易上做的改变，然后说：“我已经把鞋全扔了，我不是只蜈蚣。如果你想朝前走，那就太好了。如果不，我们仍然是朋友。”
他已经把这家银行卖给了另外的某个人。不过买家开始吹毛求疵，他们想要审计而他从来没有审计过，所以他想解除之前的交易。他是相当有优势的，而且他做的每一件事都非常保守，令人难以置信。
他随身带着数千美元的现金，在周末为人们兑现支票。他随身携带一张还没有租出去的保险柜数目的明细表，会在鸡尾酒会上努力租给你一个。提醒你，这可是那时伊利诺伊州第二大城市里最大的银行。他决定每一笔薪水并且以现金形式支付给雇员，因此连信托部门的头儿也不知道他自己的秘书挣多少钱。我到了那儿，给出的价后来证实比另外那个家伙少了100万美元。拥有银行1/4股票的吉恩打电话给最大的股东，后者拥有超过一半的股票。他说：“这个从奥马哈来的年轻人出了这个价，我已经厌倦了某某公司的那些家伙了。如果你想把银行卖给他们，那你就来管，因为我不愿意卖给他们。”
毫无疑问，阿贝格接受了他的报价。和阿贝格的交易确认了巴菲特的直觉：意志坚强、有职业道德的企业家通常对新所有者将如何对待他们和他们的公司更为在意，而不是抓住一场交易里最后的5美分硬币。
不久，巴菲特开始用其通俗的名字“罗克福德银行”称呼伊利诺伊国民银行。在美国财政部确认独占铸币制造权以前，这家银行是特许经营的。当巴菲特发现它能发行自己的货币时，他着迷了。10美元面额的纸币上印着阿贝格的肖像。现在资本净值超过2600万美元的巴菲特能够买下他想买的任何东西，但是这点他却做不到。在这件事情上，吉恩·阿贝格做得比他好。他和美国财政部有发行自己的货币的特权，而巴菲特合伙公司或者伯克希尔–哈撒韦却不行。 [3] 巴菲特被合法发行印有自己肖像的钞票的想法迷住了，于是他开始在钱包里放上一张罗克福德纸币。
到目前为止，巴菲特还没有想过让自己的肖像印在纸币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在他管理合伙公司的时候，他或多或少总想避开公众的注意。确实，有关他家庭的故事和照片已经出现在当地报纸上，这对那些需要隐私的人来说已经有些过分了。 [4] 不过，除了写给股东们的信，整个60年代他的嘴巴是封住的——他不希望被别人搭便车。他不会谈论自己是如何投资的，也不会宣扬他的业绩，这和这个时代的其他资金管理人所表现出来的抢眼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的自我推销能推进他们快速成名。
甚至当推销自己的机会来到门前的台阶上，他也不会利用。几年以前，证券承销商约翰·卢米斯来基威特大厦拜访巴菲特。他的妻子卡罗尔为《财富》杂志的投资专栏撰稿。她曾经采访过资金管理人比尔·鲁安，他告诉她美国最聪明的投资人住在奥马哈。过了一段时间，她的丈夫来到基威特大厦，自己上楼找到这个有227.5平方英尺的地方，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像是这座城里最富有的人之一的办公室。
巴菲特带他到街对面黑石酒店的饭馆。他点了草莓酒，然后告诉卢米斯他做了些什么。卢米斯说起他妻子是一个记者。巴菲特觉得很有趣，他说自己要不是已经成了一个资金管理人，他早就把新闻业当职业追求了。 [5]
不久以后，沃伦和苏珊来到纽约，和卢米斯夫妇见了面。“他们带我们去了一个特别的小房间里吃午饭。”巴菲特说。这个来自奥马哈、社会关系良好、投资业绩优异的年轻的资金管理人和这个有抱负、为《财富》工作的记者发现他们有很多共同的品性：热衷于揭露有权有势的人的胡作非为、对细节的着迷、竞争的倾向。卡罗尔个子高挑，体态健美，表情严肃，有着一头棕色的短发。她是个一丝不苟的编辑，难以容忍劣质新闻的态度和巴菲特难以容忍损失金钱的态度一样。他们开始通信，她带他进入了一个一流的新闻工作者的世界。他开始就一些报道的想法给她以帮助。“除了查理，卡罗尔迅速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他说。 [6] 首先她没有公开任何有关巴菲特的事情。
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末，对合伙公司而言，还在上涨的市场令股票投资的可行性降低。在试图购买整个企业的时候，较高知名度带来的优势开始超过买股票的隐秘性带来的优势。也就是在60年代末，巴菲特长久以来对报纸和出版的兴趣与他重设的新投资目标以及想亲自过问的渴望，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他的世界。
不久以后，巴菲特就沉迷于新闻业的黑白世界中。一页又一页，报纸覆盖了从报刊发行人那儿送过来的成堆的财务报告。当他睡觉的时候，更多的报纸——从一捆里抽出来折好——在他的梦里飞舞。在大多数焦躁的夜里，他梦到自己小时候当送报员时睡过了头。 [7]
巴菲特的财富已经增长到足以买下一家报纸或者杂志，或者两者都买下。然而他的梦想不仅仅是一个投资者，而是一个出版商——具有影响力，并拥有为公众提供消息的手段。在1968年左右，他和一些朋友试图买下娱乐报纸《多样化》，不过最后没有成功。 [8] 后来另外一个熟人关系却带来了意外的收获。经常和苏珊一起去俱乐部听爵士乐的一个朋友斯坦福德·利普西有一天出现在沃伦的办公室里，他说他想出售《奥马哈太阳报》。巴菲特立刻表示出兴趣，此前他曾试图买下它。
《奥马哈太阳报》是在周边发行的系列周报。斯坦福德和珍妮·布莱克·利普西从她的父亲那里继承了这份报纸。它在奥马哈的近郊发行7个版本，最基本的部分是警情、当地社会新闻、周边企业状况、高中体育，以及关于谁和谁确定恋爱关系之类的八卦新闻，这让它成为父母和孩子的必读报。虽然《奥马哈太阳报》在奥马哈的新闻业中处于劣势，但它的编辑鲍尔·威廉斯专门从事调查性新闻工作，通过刊登当地领先的报纸《奥马哈世界先驱报》覆盖不到的内容与之竞争，一般是揭露城中权贵的罪恶和不端行为。这些内容会冒犯《奥马哈世界先驱报》的主要广告商，通常这些人都避开《奥马哈太阳报》。
巴菲特在奥马哈的社会地位已大幅提升，但他对《奥马哈太阳报》披露丑闻这一面有特别的兴趣。自从为抓住银行抢劫者而收集车牌号码以来，他想过当警察。而且“他总是对报纸怀着巨大的热情”，利普西说，“我凭直觉感到沃伦理解新闻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因为一条新公路将穿过我的办公地，所以我必须借一大笔钱买一个新的出版社。我不喜欢《奥马哈太阳报》的商业前景，不过我知道沃伦有足够的钱保证报纸不会因经济状况遭受磨难。不到20分钟，这事就搞定了”。
“我计算我们要为此付125万美元，然后每年可以拿回10万美元。”巴菲特说。回报是8%，和债券的回报差不多——比他预期的从一项收购或者一只股票上挣的要少，而且少得多。此外，长期展望表明回报会下降，而不会增加。但是，合伙公司的钱处于闲置状态，而且他真的想成为一个出版商。“我的交易的一部分是这样，”利普西说，“即使合伙公司已关上了大门，他也要吸纳我进去。”巴菲特太想要《奥马哈太阳报》了，于是他同意了这个条件，而且他知道自己正在开始考虑关闭合伙公司。
1969年1月1日，伯克希尔–哈撒韦成为《奥马哈太阳报》的所有者。但是这份小小的当地报纸只是一个开始：巴菲特想成为全国范围内的出版商。乔·罗森菲尔德把他介绍给西弗吉尼亚州的州务卿杰伊·洛克菲勒，罗森菲尔德认为后者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不久，巴菲特夫妇就在奥马哈招待洛克菲勒夫妇。洛克菲勒又把巴菲特介绍给了查尔斯·彼得斯，后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新创杂志《华盛顿月刊》似乎是国家的正确的声音，就重要的思想发表观点。巴菲特和掌管《机构投资者》杂志的吉尔伯特·卡普兰交流以获得对杂志出版的理解。 [9] 接着他又写信给洛克菲勒：“你已经找到我的弱点了。关于出版业，我没有经验——当我喜欢这个产品时……我要提及的是，我对出版业冒险之旅的热情和我就它们的财务可行性做出的评估刚好成反比。” [10]
巴菲特把投资《华盛顿月刊》的想法介绍给弗雷德·斯坦贝克和罗森菲尔德，同时警告他们这不可能是一个挣钱渠道。不过它也许会揭露丑闻，推进理念，唤醒思想——披露该披露的！于是他们投了一些钱。 [11]
《华盛顿月刊》很快完成了最初的资本下注。巴菲特坚持不再多投入5万美元。接着他和彼得斯进行了50分钟的电话会谈。“哦，上帝，”彼得斯说，“作为一项投资，它失败的可能性太大了。他有作为一个强硬的商人的本能，另一方面又有慈善的好市民的天性，二者明显在交战。他担心他的商业声誉受损并且差点儿退出，我慢慢地努力把他拉回来。沃伦一直在找新的似乎合理的逃跑路线，而我总是努力封住出口。令人愉快的是，最后他还是留了下来。” [12] 巴菲特增加了条件，要求编辑们必须投入一些钱，同时彼得斯从外部再筹些钱，巴菲特说余下的80%由他来弥补。 [13]
彼得斯是一个好记者，但不是一个好会计。他们筹来了资金。支票开出去了，接着好几个月没有人收到《华盛顿月刊》的信件。“他们就这样消失了，”巴菲特说，“弗雷德·斯坦贝克抱怨这样就会使国税表格晚到，而他不得不修改他的纳税申报。” [14] 虽然《华盛顿月刊》的内容确实有力度——和巴菲特希望的那样——但这还不够。从一开始他就知道杂志不会挣钱，不过他认为它应该对它拥有的钱负责。他对于把斯坦贝克和罗森菲尔德拖进了这样的猎熊活动中而感到难堪。投资者觉得自己被当成了银行柜台出纳。巴菲特希望成为新闻工作的合伙人，而不只是为理想主义提供资金的人。
也许后果复杂难料，但正如巴菲特在1967年10月写给合伙人的信中表示的那样，他正在追求个人关注的事业。同时，市场继续枯竭，机会全无。可是，用部分时间当媒体大亨并没有帮助他适应这个现实。无论其他什么占据了他的时间和精力，他仍对合伙公司全心全意，事实证明“少一点儿强制性的投资方法”并不属于他的本性。于是他开始寻找关掉合伙公司最好的办法。他说他收到了几个人要求购买管理公司的提议，这意味着他可以得到一大笔收益，不过他认为这并不合适。即使是在那个年代，一个资金管理人放弃这么一大笔钱也非同寻常。但是，迄今为止，巴菲特并没有显示出不想变得更富有的倾向。他总是和他的合伙人站在一边，就像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一样，为他们的利益而努力。大约在1969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前后，巴菲特写信告诉合伙人，仅仅降低目标并没有减轻他思想上的紧迫感：
“如果管理合伙公司，我会不由自主地去竞争。我知道我不想一辈子被要超越一个投资野兔的想法完全占据，能够慢下来的唯一途径就是停止。” [15] 然后他扔出了他的炸弹：他宣布自己将在年底发布正式退休通知，并在1970年初关闭合伙公司。“我不适应这个市场环境，我不想因为费力去玩儿一个我不理解的游戏而破坏相当好的纪录。” [16]
他将会做什么？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他写道，“但我知道当我60岁的时候，我应该是在努力追求和自己20岁时不一样的个人目标。” [17]
合伙人失望了，一些人还害怕。他们中的许多人像孩子一样天真，比如他的姑姑艾丽斯。他们中有牧师、犹太教士、学校老师、祖母以及岳母。他的声明等于把这些股票推向了市场。他认为这个游戏很快就不值得再玩了。他已经教甚至是没有经验的人要警惕这个过热的市场。一些人除了他谁也不信。不过“他仅仅是不想在一个他觉得机会并不让他感到舒适的环境里操作”，约翰·哈丁表示，“尤其是一件他觉得要花掉他所有时间的事情”。
苏珊很高兴沃伦将要关闭合伙公司，至少为了孩子们的利益考虑。他们非常在意父亲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苏茜总是能得到沃伦给孩子们的那么一点儿关注的绝大部分，而彼得觉得安静地待在后院就很好。但是随着一天天长大，14岁的豪伊变得更狂野不羁了。一直以来他总在寻求和他的父亲有一些情感上的联系，虽然这种联系一直没有降临。苏茜有时会发现一双沾了假血的时装模特的腿从她的衣橱里伸出来。当她约会回家后，豪伊会装扮成大猩猩爬到房顶上监视她。如果她穿着舞会上的裙子出现，他会用厨房水槽里的喷头把她淋湿。一旦他们的父母去纽约，豪伊就抓住机会进行无法无天的尝试。 [18] 沃伦仍然什么事都依赖苏珊，而且认为她能照顾好豪伊和其他孩子，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是到现在，苏珊自己已经不再努力控制孩子，而且早已经抛弃了那些有关婚姻的理想主义期望。就像一个朋友评价的那样，她的注意力正被不断增加的“流浪汉”们占据，他们出入这座房子，寻求她的帮助，占用她的时间。 [19]
因为她几乎总是无条件地接受别人，这些“客户”中甚至有过去的重罪犯、骗子、瘾君子，还有一个据说是妓院的经营者。一次又一次，这些人从她这儿骗钱。她真的不介意。巴菲特想到自己被欺骗就会被激怒。不过最后他把这看成苏珊平时乐善好施的预算中的一部分，甚至把它看作她魅力的一部分。
她的女性朋友圈子继续扩张：贝拉·埃森伯格、尤妮斯·丹尼伯格、珍妮·布莱克·利普西、拉克·纽曼以及其他人。虽然沃伦认识她们中的大多数，不过这是苏珊的圈子，不是他的。其他的，如罗德尼和安吉·韦德来自积极分子社团，还有一帮以杜威公园网球场为中心的朋友。当然也少不了家庭成员：利拉，现在罗伊·拉尔夫已经过世，她又用回了巴菲特的姓；弗雷德和凯蒂·巴菲特以及他们的儿子弗里茨，后者娶了巴菲特和苏珊以前的临时保姆帕姆——当然，她现在也是苏珊的朋友。她的侄子汤姆·罗杰斯和比利·罗杰斯经常光顾，还有通过比利认识的当地音乐界的吉他手戴夫·斯特赖克。和他们一样，苏珊的一些朋友是年青一辈的：她和棒球手鲍勃·杰布森的两个女儿芮妮和安妮特，以及他的妻子沙琳很亲近。她提供奖学金的几个黑人学生受到她的庇护并且不时地过来：罗素·麦格雷戈、帕特·特纳，以及爵士艺人比利·泰勒的儿子德韦恩·泰勒等。
苏珊虽然慷慨大方，但她也开始需要被关注。根据她的朋友所言，她需要的其实不多，只要她丈夫一点点努力就够了。她不赞成挣钱是人生的目标。因为沃伦缺乏兴趣，所以她远离了旅行、博物馆、剧院、艺术以及其他大多数文化形式，这让她感到生活很贫乏。在公众场合，沃伦热情地赞扬她，可在家里或工作的时候，他会心无旁骛。她说，如果他能努力不时地和她一起去画廊，或者只是因为她想去，就带她去旅行，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不过，在她的强烈要求下，当他有时真的应邀露面时，那代表帮她的忙，而不是给她的礼物。
既然苏珊知道沃伦永远不会飞到意大利待上几个星期，她开始单独或者和她的女性朋友一起去旅行，有时去拜访家庭成员——比如伯蒂，她现在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有时去参加个人成长课程。
一次在芝加哥机场，她坐在凳子上，一个男人停在她面前。“你是苏珊·汤普森吗？”他问。她往上看，对于自己满嘴热狗的形象被人看见很是尴尬。这个男人是她高中时的恋人米尔顿·布朗，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面了。他坐了下来，两人重新熟稔起来。 [20]
总是希望保持感情联系的苏珊后来说，她的丈夫不缺少感情，只是割断了自己的感情。而且看起来肯定的是，他最强烈的感情纽带连接的是他的朋友以及合伙人。对于他们，他有强烈的责任感，他和他们一起创造了一个实际上的家庭。其他的巴菲特们帮不上忙，但他因有那些人的陪伴而神采奕奕，相反他在参加自己的家庭活动时，会表现出尽职却心事重重。
因此，尽管他准备关闭在过去的13年里花掉了他大多数清醒时间的合伙公司，但还是完全保持着和合伙人的联系，而且似乎有点儿犹豫是否应让他和他们的联系就到此为止。他甚至还帮助他们把钱放在投资好手的手里，给他们再写一封信，一丝不苟地描述他们的选择。
在解释他对他们的付出时，他说：“找其他咨询者比较棘手。当我关闭了我的合伙公司时，还有这些一直依靠我的合伙人，我也将分配很多钱。我觉得有责任至少为他们提供一些备选方案。”
退一步说，对于一个资金管理人而言这是很不寻常的行为。即使本杰明·格雷厄姆在接受询问时，也只对少数人这样说过，“哦，买AT&T公司”，只是随意地提到巴菲特而已。而巴菲特却精心指导他的合伙人迈向他们未来的投资生涯。他们中的一些已经去了芒格合伙公司，而他又送了一两个过去。不过芒格对市场有点儿不安。“谁还会去见人，如果你正在令他们失望？”他说，“尤其当你把他们吸收进这样的关系中来时。”他还是缺乏巴菲特的推销才能。
我给合伙人推荐了两个我认识的格外好且诚实的人：桑迪·戈特斯曼和比尔·鲁安。到那时，我已经在投资世界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认识他们也好些年了。因此，我不仅知道他们的业绩，而且知道他们是怎么实现这个业绩的，这相当重要。 [21]
于是有钱一点儿的合伙人去了戈特斯曼的第一曼哈顿。不过桑迪不想要小鱼，因此巴菲特把剩下的给了鲁安，后者正离开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两个合伙人里克·切尼夫以及西德尼·司特尔斯一起成立自己的投资咨询公司——鲁安–切尼夫–司特尔斯，并且创建了专门接受较小账户的红杉基金。他们雇用了巴菲特合伙公司一旦解散就要失业的约翰·哈丁为新公司管理奥马哈的办事处。卡罗尔·卢米斯的丈夫，证券承销商约翰·卢米斯和巴菲特值得信赖的研究人员亨利·勃兰特一起去了鲁安–切尼夫–司特尔斯——当然是全职。这些联系也让哈丁、卢米斯以及勃兰特保留在巴菲特延伸了的“家庭”里。
巴菲特把鲁安带到奥马哈，并且向合伙人推销红杉基金。他用典型的数学术语肯定了鲁安。按惯例，即使他已经认识鲁安好多年了，仍然觉得有必要留一条小小的退路，害怕事情并不如人们所愿而招致责备。他写道：“当判断人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排除犯错的可能性……（不过）无论从性格还是业绩表现上我都极为看好比尔。” [22]
然而当巴菲特为关闭合伙公司做安排时，市场火花将要冷却的第一个迹象出现了。到1969年7月美国军队从越南撤兵为止，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9%。虽然那个夏天成功登月给了这个国家一次振奋，但华尔街并没有感受到。备受青睐的股票如全国学生营销公司和米尼·佩尔的鸡肉系统公司开始崩溃，它们已经在这个市场积累了巨大的跟风盘，而这个市场里一半的资金管理人和经纪人在这个行业工作的年限不超过7年。 [23]
蓝筹印花公司——巴菲特、芒格和格林曾苦心收购这家公司的股票——现在成为一个不同于总体趋势的引人注目的例外。他们三个就公司能否解决和斯佩里与哈钦森公司的反垄断诉讼一直在下赌注。当达成和解后，这只股票——巴菲特的合伙人不知道他们有这只股票——倾泻而出700万美元的利润，而他们不到一年以前的投资额仅为200万美元。 [24] 现在蓝筹印花公司决定再次公开发行，作为那个协定的一部分，巴菲特选择出售合伙公司持有的股份。 [25] 这似乎表示合伙人将在1969年拥有辉煌的最后一年。
这一年10月，巴菲特又召集了一次格雷厄姆追随者会议，与会者包括上一年在圣迭戈开会的人，但没有本杰明·格雷厄姆本人。这一次妻子们也被邀请了。虽然她们不参加男人们讨论股票的会议，但她们的存在让气氛更为欢乐，像度假一样。巴菲特把整个安排交给了马歇尔·温伯格，他住在纽约而且喜欢旅行。不过，温伯格也喜欢节俭，并且乘喷气机到处旅行的经验并不比巴菲特多。多方商量后他做了一个不幸的选择，定在殖民地俱乐部，位于度假胜地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海滩。在那儿他们被当作乡下人一样招待，甚至连门童都不给他们好脸色看。
第一个晚上吃晚餐时，鲁安报告说，门童把他给的5美元小费还了回来，还语带讥讽地说：“你比我更需要它。”比尔·斯科特给了他的门童一把1角的硬币，他通常把硬币放在口袋里以备为巴菲特打电话。门童出去后把这些零钱全扔在了走廊的地板上。
接下来的5天，这群人忍受着这里糟糕的食物、狭小的房间、强劲的大风以及倾盆大雨。男人们像在教室里一样就座，巴菲特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坐在前面他一贯的位置上。他们对各种思想反复讨论，用的是从很多年的沟通以及共有的一套概念和价值观念中衍生出的编码简称。 [26] “查理讲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故事，”巴菲特后来写道，“我做了同样令人沮丧的结论，（倒是沃尔特·施洛斯）说那两个选址错误并且工厂已经废弃的钢铁公司股票价格仍然在面值以下，所以也不是所有的投资都失败了。” [27]
巴菲特发起了荒岛挑战的讨论。“如果你被迫搁浅滞留在一个荒岛上10年，”他问，“你会投资什么股票？”这个游戏是要找到最强大的特许经营企业，这样的企业受竞争和时间的影响最小。这就是芒格的大生意想法。亨利·勃兰特记录着各种各样的答案，巴菲特给出了自己的选择：道琼斯、《华尔街日报》的所有者。他对报纸的兴趣与日俱增，而且变得更强烈。可奇怪的是，他实际上并没有这只股票。
聚会结束时的情形和刚开始时大致无二，酒店员工表现出更多的无礼，认为自己只是在招待一群市场下跌时三流的股票经纪人而已。 [28] 他们甚至把这个格雷厄姆团队从酒店中二楼的珠宝柜旁赶走。最后一天离开的时候，埃德·安德森到前台去问怎样去机场最方便。得到的回答是：我们的大多数客人坐豪华轿车去，可对你们来说，还是叫出租车吧。 [29]
巴菲特继续描述殖民地俱乐部是“一个友好的家庭式的酒店——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肯尼迪家族的人员，他们会很友好”。 [30] 这个酒店是“一流地点、末流服务”，安德森说。后来，劳德代尔堡一位持有殖民地俱乐部抵押品的商人就融资交易征求巴菲特的意见。巴菲特告诉这个人，即使不收取费用，他也很高兴提供建议，不过“如果你有机会取消他们的抵押品赎回权，就取消吧”。 [31]
应巴菲特邀请来到殖民地俱乐部的还有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的路易斯·科恩。巴菲特已经喜欢上了科恩和他的妻子，他和苏珊曾与他们夫妻俩一起去科苏梅尔度过假。但是邀请他们参加殖民地俱乐部的聚会证实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因为这个会议刚计划完，巴菲特和芒格就开始意识到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的运作将不会顺利。
“零售业是非常棘手的生意，”查理·芒格说，“我们意识到自己错了。实际上每一个经营很长时间的大的连锁店最终都会陷入麻烦并且很难调整。一个20年里占优势地位的零售商不一定在下一个20年里同样有优势。”他们的经历让他们对零售业小心谨慎——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谨慎只会增长，不会减弱。
他们想要的是那些能挣钱的生意，那些有某种持续竞争优势以及能够尽可能战胜资本创造和毁灭这一自然周期的生意。佛罗里达州的这次会议后不久，芒格和巴菲特就大概以他们当时的购买价将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卖给了综合超级市场。 [32] 巴菲特想在关闭合伙公司、分配资产之前快速行动，摆脱这家公司的负担。科恩夫妇和这家公司一起从巴菲特夫妇的生活中消失了。 [33]
为了购买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当时多元零售公司发行了无担保债（“公司债”）。巴菲特对此尤其关注，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融资。他对承销商坚持债券要有一些不平常的特点。银行拒绝了，因为新颖的结构将会使债券销售更加困难。
我说：“好，不过债券应该有这个特点。”那是我第一次发行债券，我在债券上加了些承销商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兴趣的东西。不过这些年我对债券发行想了很多，而且我思考了债券持有人是如何被打动的。
从历史发展上看，债券持有人之所以比股票持有人赚钱少，是因为他们偏好更低的风险而放弃了股东持有人拥有的无限的潜在机会。不过，巴菲特知道在真实世界里，这未必正确。
“我加进去的东西中，有一条是，如果我们因为某种理由而不支付债券利息，债券持有人可以接管这家公司的表决控制权，因此他们不必非得通过破产或者类似这样的手段而让生意变得失控。”本杰明·格雷厄姆在《证券分析》中用和对其他主题一样的热情对此有过论述。他描述了法院是如何很少让债券持有人得到支持债券的资产的，除非这些资产已经几乎毫无价值。无担保债券的破产接收要经过一套程序，这个过程复杂得让人喘不过气，连细枝末节的问题都不放过，最后的结果就是延迟支付。因此，多元零售公司的公司债也规定，如果公司债发行在外，公司可以不分红，这意味着如果债券利息未结清，债券投资人不能得到利润。
第二个不平常的条款是公司债的利率是8%，但根据公司的收入状况，公司可以多支付1个百分点的利息。
巴菲特还加了第三个条款。因为他认为债券主要是出售给那些了解他或者了解他声誉的人，他希望如果他卖出了多元零售公司足够多的股票而导致他再也不是最大的股东，这些债券是可赎回的。 [34]
“从没有人在契约上加这样的条款。我说，‘你知道，他们有权利得到这些。他们也许不想赎回债券，不过如果他们想，就有这样的权利。从根本上说，是他们借钱给我’。”当银行家尼尔森·怀尔德抗议这样的条款史无前例并且没有必要时，巴菲特否决了他的意见。 [35]
因为利率升高，而且银行不愿借款，公司债突然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廉价融资方式。然而，因为巴菲特认为今天的1美元总有一天会变成50美元或者100美元，所以似乎他已经在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身上损失了很多钱，因为他丧失了更有效地使用这些钱的机会。他后来就此做了如下总结：
时间是好生意的朋友，是普通生意的敌人。你也许认为这个道理很明显，不过我却艰难地领会了这一点……结束了和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的联姻之后，我的记忆就和乡村音乐中的丈夫一样：“我的妻子和我最好的朋友跑了，而我依然很想念她……”以合理的价格买一家好公司要远远胜过以一个好价格买一家合理的公司。查理早就理解了这一点，而我是一个迟钝的学习者。不过现在，我们买公司或者普通股票的时候，寻找的是有一流管理的一流生意。那也导向了另一个相关的经验：好骑师要骑好马，而不是骑驽马，才能发挥出色。 [36]
1969年秋，巴菲特和芒格还在忙着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交易的事，《福布斯》发表了一篇关于巴菲特的题为“奥马哈如何击败华尔街”的文章。这篇文章以如此醒目的方式开头，以至于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其他报道巴菲特的作者无不效仿。 [37]
“1957年投入巴菲特合伙公司的1万美元，”《福布斯》说，“现在价值26万美元。”拥有1亿美元资产的合伙公司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1%。在这12年里“没有哪一年是亏损的……巴菲特凭借坚守基本的投资原则而获得了这样的业绩”。
在更多有关巴菲特的深入报道中，《福布斯》一位不署名的专栏作家这样写道：“巴菲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但他有简单的品位。”
在经营合伙公司时，这个拥有简单品位的不简单的巴菲特一直坚持股票交易的保密性，而且从来不在采访中透露消息。然而，现在保密性不再重要了，所以他才和这么一篇关于他自己的高调的文章合作。
文章没有写出，或者暗示出他的资产净值。记者不知道自从巴菲特在1966年向新的合伙人关闭合伙公司大门，他收取的费用经过再投资，在仅仅三年内已经将他的资产净值翻了4倍，达到2650万美元。因为没有新合伙人的钱来稀释，他在合伙公司资产里的股份已经从19%升至26%。这篇文章举了他的“杂乱无章的老旧的奥马哈房子” [38] 以及简陋的办公室里缺少计算机和大量员工的事实作为例证。确实，这个品位简单的男人仍然一天啜饮四五瓶百事可乐，在晚宴上会要求提供可乐而非酒，并且如果有比牛排或者汉堡包更复杂的食品供应时，他也只会吃小圆面包。家里无论是谁碰巧在洗衣服，都有可能一把把他抓过来，勒令他赶紧换衣服。他有时仍然会以比流浪汉好不了多少的形象出现在公众场合，而且很少注意到自己的着装。即使住在有两个房间的车库式公寓里他也会高兴，钱只是他的记分卡。苏珊却很在乎生活质量，认为如果没有派上某种用途，钱毫无意义。
尽管如此，巴菲特夫妇在一段时间里还是过着小康夫妇的生活——当然不是他们可以供得起的那种奢侈生活。苏珊甚至升级了沃伦的汽车，让他开和她一样的凯迪拉克，不过是那种没有任何额外性能的基本配置，而且是她给数英里之内的每一个交易商打电话争取的最便宜的价格。人们发现了他朴素的衣着和不断增长的财富之间的反差。他的和蔼、谦虚、才智和稳重让他们毫不紧张。他已经褪去了一些他以前的不知礼节和大部分的傲慢，以及较为明显的感觉不安全的迹象——虽然他对批评的容忍没有增加，但他在学习隐藏自己的不耐烦。对长期的朋友他表现出无比的忠诚，人们尤其会被他内心的诚实打动。
但是，长期和他在一起的人发现他那松了绑的能量旋风令人疲惫。“永不停歇”，他们窃窃私语，而且当他的注意力走神时，他们有时会感觉到一种带内疚感的轻松。他吸收信息而且动辄拿给朋友们大量的剪报和阅读材料——他认为他们会感兴趣，后来才猛地醒悟过来他们已经远远落后于他的步伐了。他的谈话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随意。他似乎总要有一个目的，而不管对于接受的人来说这个目的是多么费解。人们有时意识到他在设法测试他们。在表面的随意风格下面，巴菲特有让人为之震动的内在张力。
很难想象没有了合伙公司，他将如何处理所有的精力和激情。很多合伙人也发现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他，他们将怎么办。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他的追随者而不愿让他离开。他们的不情愿对巴菲特其他家族生意的命运简直是一种讽刺。在巴菲特家的杂货店100周年庆典上，弗雷德·巴菲特表示不想干了，要放弃这家店，可他的儿子们谁都不愿意接手。尽管它每年有50万美元的营业额，但是当弗雷德努力寻找买家的时候，却发现无人问津。
巴菲特家不是社会名流，也从来没有举办过真正的大型宴会。但是因为商店和合伙公司都将关门，他们在1969年9月最后一个周末的一个晚上举办了庆祝狂欢会。将近200个不同年龄、不同种族的人涌进他们的房子。商人、社会妇女、苏珊的可怜的“客户”、少男少女、因为合伙公司而有钱的朋友、苏茜的女同学们、神父、犹太教士和牧师，以及当地的政客通过一簇簇亮灯，经过一排排放在橱窗里的足有3英尺高的百事可乐瓶子，来到狂欢会现场。苏珊选择了一个纽约主题——Stage Door Deli餐厅的食物和装饰——并且告诉人们要穿得“随意”。从裙裤到正式场合穿的短裙，客人们果然穿得各式各样。半截的啤酒桶里装满了菊花，颜色是她最喜欢的像阳光一样的黄色。一张桌子放在那里，犹如熟食店的手推车，上面摆满了熏牛肉三明治、奶酪，还挂着香肠和一只拔了毛的鸡，以契合当晚的主题。坐在日光浴室旁边的钢琴师鼓励客人们跟着唱。壁球场外的爆米花机散发出的香味欢迎客人们来到临时改成的地下室电影院。壁球场的天花板上跳动着巨大的气球。由费尔兹、梅蕙丝以及萝瑞尔和哈迪演的电影放了一整夜。在日光浴室里，当客人们用油彩在两个穿着比基尼的模特身上涂抹时，年迈的弗雷德·巴菲特竭力出来“保护”她们。
“我太高兴了，根本不愿意去想这一切将要结束。”苏珊后来这么说。 [39]
[1] A former Kelly girl temporary office worker,Kaiser came to work in January 1967 and stayed until her retirement in 1993.
[2] Interview with Donna Walters. Buffett shared Walters with Sol Parsow,the men’s haberdasher in the building’s lobby.
[3] Blue Chip stamps were the closest equivalent.
[4] Beginning with “Love Only Thing That Stops Guard,” Omaha World-Herald,April 20,1952,continuing to a cute feature picture of Susie and the kids packing a picnic Thermos,and a story about him buying Sam Reynolds’s house.
[5] Loomis’s recollections are from her memoir in Fortune,“My 51 Years (and Counting) at Fortune,”Fortune,September 19,2005.
[6] Loomis wrote an admiring profile of hedge-fund manager A. W. Jones,“The Jones Nobody Keeps Up With,”Fortune,April 1966,around the time or shortly before she met Buffett. In this article she mentions Buffett in passing. She did not begin to profile him in her writing until “Hard Times Come to the Hedge Funds,” Fortune,January 1970.
[7] Buffett says that he never actually overslept his paper route. This seems to be his version of the common“test-anxiety dream.”
[8] Interview with Geoffrey Cowan.
[9] Interview with Tom Murphy.
[10] Warren Buffett letter to Jay Rockefeller,October 3,1969. Buffett added,“It tends to be a very poor business unless you have a life-size fold-out of a girl in the middle. I have frequently told my partners that I would rather lose money logically than make money for the wrong reasons. Hopefully,I will come up with some similar aphorism to rationalize this deal.”
[11] Buffett put in $32, 000 to start.
[12] Interview with Charles Peters,with additional condensed comments adapted from Peters’s memoir,Tilting at Windmills. New York: Addison-Wesley,1988.
[13] Buffett put in another $50, 000.
[14] After being told that he couldn’t donate his investment in the Washington Monthly to charity,“I finally let them give the stock to one of the people who worked there,just to get rid of it,”says Stanback.“It was worthless.”
[15] Letter to partners,May 29,1969.
[16] Ibid.
[17] Ibid.
[18] The Buffetts hired teachers as babysitters,but Howie co-opted the teachers’ husbands into becoming his confederates,doubling the degree of lawlessness.
[19] Al Pagel,“Susie Sings for More Than Her Supper,”Omaha World-Herald,April 17,1977.
[20] Interview with Milton Brown.
[21] Berkshire Hathaway annual meeting,2004.
[22] Letter to partners,October 9,1969.
[23] John Brooks,The Go-Go Year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1973.
[24] The stock had “split”so that each share became five,then promptly rose to $25 per share.
[25] Blue Chip had called a shareholders’ meeting to vote on a secondary offering in which shareholders could offer blocks of existing stock to the public.
[26] Interview with Wyndham Robertson,who says she could barely understand the code when shefirst joined the Graham Group two years later in Carmel.
[27] Letter to Graham Group,September 21,1971.
[28] Interviews with Marshall Weinberg,Tom Knapp,Fred Stanback,Ruth Scott.
[29] Interview with Ed Anderson.
[30] Letter from Warren Buffett to Graham Group,September 21,1971.
[31] Interview with Fred Stanback.
[32] Interview with Sandy Gottesman,who notes that they basically broke even on the deal; he says that a bit of mythology has arisen around the Hochschild-Kohn deal.“It goes down in history as an enormous mistake,”he says.“And I don’t think it was as big a mistake as represented... it’s grown way out of proportion.”
[33] Supermarkets General bought Hochschild-Kohn in 1969 for $5.05 million cash plus $6.54 million in non-interest-bearing notes with a present value of about $6 million. Effectively,DRC received about $11 million.
[34] From the 1969 Diversified Retailing annual report. But if Buffett had been hit by the proverbial bus,under the terms of the debenture,the obligation for mandatory redemption would have ceased. So he was taking the element of random chance out of it.
[35] Wilder was not the only doubter.“Danny [Cowin] thought I was crazy to do it,”says Buffett.
[36] Cited in the 1989 letter to shareholders.
[37] “How Omaha Beats Wall Street,”Forbes,November 1,1969.
[38] The article stated that Buffett had lived in the house since his marriage in 1952,an error later repeated by other writers. The Farnam house was far from the “starter home”that is implied. Articles often refer to the house as “modest”or some similar term and rarely mention its extensive remodeling.Buffett bought the house in 1958.
[39] Evelyn Simpson,“Looking Back: Swivel Neck Needed for Focus Change Today,”Omaha Wo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