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任何事情都需要时间。但在许多情况下，这并非坏事。通过思考和咨询之后再行动，人们就可以避免意料之外、令人不快的副作用。但在其他情况下，例如当一个人正在向砖墙冲去的时候，迟疑不决却是致命的。在我看来，世界正在面临一些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加以解决的问题——首要的就是气候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立刻行动起来，而非思前虑后再动身。一些人并不同意我的观点，因此如今的决策仍然极其缓慢。
图表2-3 全球不公平现象，2010年。
定义：OECD*=除美国外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BRISE=大型新兴经济体；ROW=世界其他地区。更多内容详见附录2。人口数量（以十亿计）：美国=0.3；OECD*=0.7；中国=1.3；BRISE=2.4；ROW=2.1。缩写：toe=换算为石油当量（以吨计）；tCO2=二氧化碳（以吨计）；gha=拥有全球平均生产力的土地（以公顷计）。
民主有许多优点，民主决策也比自上而下的决策更持久。但是民主决策的过程非常缓慢。因此我认为，就这点而言，根本问题是民主是否会在为时过晚之前——在我们一头撞到自我强化的气候变化这堵砖墙上，造成不可逆转的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对具有前瞻性的研发投资不足之前——赞成更强势的国家（以及更快的决策过程）。
《瞥见2-3：转向可持续》讨论了关于如何解决民主决策过慢的问题。
瞥见2-3 转向可持续
保罗·霍恩
2052年的历史学家在撰写21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时，会着重强调三个突出的时代特点。
第一个特点与物理环境有关。在事后了解以及现代测量技术的帮助下，历史学家会注意到，地球生态物理环境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气化学成分组成和天气系统改变，土壤、淡水和海洋系统多样性与再生能力减弱，不可再生与可再生自然资源数量与质量下降。这些变化的结果，不仅使地球承载力自智人走出非洲以来遭受了最为严重的破坏，还使地球跌入以气温升高为特征的气候不稳定时代。同时，种群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对地球生命21世纪末及之后的形态的决定性越来越强。
第二个特点是关于科学与社会环境的。未来，当历史学家回顾2012年之后的科学文献时会指出，许多刚才提出的趋势早就被有效地记录、了解并讨论过了。例如鱼群种类减少（甚至是以商业方式销售珍贵鱼类的行为）、大气中温室气体及其他污染物的不断聚集以及若干种原材料（例如石油）生产的增长与巅峰后的衰落。在许多情况下，地面发生变化的程度被认为是被严重地低（有时候是高）估了。社会研究会强调，科学数据及其阐释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有时二者完全不符）。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会将社会人群分为几类，包括否认环境问题存在的人群、认为环境问题存在并试图做出改变的人群，以及认为环境问题存在但问题无可救药的人群。
第三个特点有关政策环境。未来的分析会思考组织管理的多种体系——国有和私有体系——怎样回应得到的信息。到2052年，生物物理环境的变化会迫使人们在一系列政策中做出决定。以下是一些在2052年，历史学家将要记录的政策问题，以及他们得出的结论：
•决策的层面。决策必须考虑到全球问题，如为碳排放量定价、建设大型项目以适应气候变化，以及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人们可以选择让各国在现有或新的政府间论坛上做出共同决策，或让国家或地区单独做出决定，或干脆什么也不做。历史学家会记录下，政府间合作的方法之所以被采用，是因为它终于意识到“各国为己”的战略是没有成效，甚至适得其反的。为争夺资源而引发的地区战争证明了这一点。
•国家的角色。各国政府——尤其是那些身处超过十国的组织中的国家——无法对之前提到的种种恶性趋势做出足够快速的决策。这一点在2012年就是显而易见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认为，地区决策变得越来越重要。事实证明，让193个国家和地区同意任何一件事都是不可能的。《京都议定书》签署之后的谈判就是一例。但更小规模的国家组织则可以共同行动。国家——私人的合作伙伴关系也在蒸蒸日上。人们选择了一种混合模式，即政府加强对商业的控制（类似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同时也邀请商业领袖参与政府决策与实施。
•市场的角色。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提到，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间，很明显，各国的发展方式正在将世界逐渐拖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资本主义正在损害自己的前途。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受资源与污染所限的世界里，自由市场究竟应该有多“自由”。到2022年，也就是首届地球峰会召开三十周年之际，一系列因恶劣天气造成的商品危机将使各国政府和企业相信，适应气候变化是国家安全的永久问题。政府将出台法规政策，鼓励投资低碳、节能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也就是“绿色”经济。在2012年里约20+国会议失败十年后，人们决心将快速转变经济模式作为工作重心，即便这需要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的运作。
历史学家还会更详细地指出，2012年的商业文献显示：
•“一切照旧”的商业模式无法带来可持续发展。
•商业是解决方法的重要部分，但需要首先为大众福祉谋利。
•商业领袖意识到，他们需要健康的生态系统和相当稳定的气候。
•可持续商业模式还未成主流。
2052年的历史学家会更深入地研究这些文献，指出一系列的问题，并认为这些问题早在2012年到2022年就已经存在，阻止了人们采取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问题包括：
•短期盈利主义。对快速回报的需求、鼓励买卖的股票交易技术的发展，以及虚拟经济的扩张，意味着金融市场正在远离长期视野和长期投资。为了保证可再生能源与清洁技术的可持续发展，2012年到2052年间，政府采用了一系列方法，鼓励对关键领域与国内行业的长期投资。2020年前的几次金融危机则削减了人们对现有金融模型保证公众利益的信赖。
•评价方法。到2012年，研究显示，国家与企业账户普遍使用的计算工具扭曲了事实。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发展”实际上正在破坏经济价值。其后十年间，政府出台政策，制定并采用人类与生态系统状况指标，并对指标定价。到2022年，提出了社会价值及企业资产的新定义，作为对以往GDP指标的补充，并设立企业金融状况与可持续性报告相结合的标准。
•消费者惯性。20世纪60年代之后，对环境的担忧成了政治问题。一小部分（数量在不断增长）的消费者推动了“绿色”市场的发展。但是到2012年，显然绿色消费者运动还没有进入主流社会。这迫使政府和企业重新评估之前利用消费者行为所需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尽管贸易伙伴和世界贸易组织均表示反对，许多国家仍然在2030年前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国内“绿色”市场，尤其是能源、农业和废弃物处理市场。
•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不是缺乏所需技术，就是技术盈利能力不足。因此，政府开始更为直接地进行干预，刺激国内战略性行业。能源（包括交通）、水资源、农业、废弃物处理、医疗行业及基础设施建设成为重点干预对象。无法或不愿采取国家行动的国家，则继续依赖资源密集型产业。新的全球分化就此产生，分水岭就是是否使用清洁技术。
•转型阵痛。在从化石燃料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了社会经济的转型阵痛。从2052年来看，显然那些转型最为成功的国家，都通过立法和污染税双管齐下的方式，为新型经济模式提供补贴和支持。事实还证明，解决那些为自己的短期利益吵闹不休的少数派也非常重要。
到2052年，人们会广泛接受这一事实，即21世纪后半叶的发展需要人们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地球做出更多的行动。政府管理也会为这一目标而行动。
保罗·霍恩（澳大利亚人，1950— ）现居欧洲，是一名可持续发展顾问。他曾是澳大利亚外交官，担任过“绿色和平”组织的政治顾问，并帮助建立并担任“全球报告行动”（GRI）的战略发展指导。
《转向可持续》一文较为详细地描绘了未来几十年的政策情况。文章认为，理智决策已经有了智力基础，需要的是下定决心并加以贯彻。民主和资本主义倾向的是传统思想。我们知道需要做什么，然而真正行动起来却需要时间。为了使世界能够蓬勃发展，我们需要抛弃过去的传统做法，形成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达成共识的新型伙伴关系。
我完全赞同这一观点。正如你会在第二部分看到的预测那样，我认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会变得十分缓慢，令人恼火（当然这也使发展变得容易预测）。全球社会将慢慢向右（即保守派）靠拢，同时留有回旋的余地。我们仍然会陷在个人权利高于集体福祉的理想中，但是在日益拥挤的世界中，这种观点越来越无济于事。
同时，社会关系和环境关系的紧张也会出现。如何消除这些紧张态势，将是人类在通往2052年的道路上遇到的第四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