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你看到的，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总结了到2052年关于“物质未来”的预测。我从多方面入手，采取了多种论证的方法。虽然看起来不太可能，但是与最近的历史趋势和传统人类行为相比，大多数预测结果都是相反甚至背道而驰的。
让我颇为惊讶的是，我所得到的预测结果，与我在开始预测工作时所期待的结果竟然完全不同。我曾经期待的是，发现一个脆弱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未来；地球在21世纪中叶之前就毁于某种环境灾难。这样的未来，恐怕才符合我这辈子忧心忡忡的心情。
但是，我发现，未来世界的情况会更为多样：一些地区情况不错，而另一些地区非常糟糕，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而所有地区都不得不应对越来越诡异的天气变化，并且警觉地意识到，21世纪后半叶的气候将更为可怕。我还发现，未来将由城市化所主导：寻求机会、安全和力量的人们会聚集在大城市中。我发现，就人均而言，世界会比我预想的更为贫穷。我也不喜欢未来的文化——但我想很多人会喜欢。未来的文化特点，将是人工的城市生活，人类与不断消失的奇妙自然世界完全隔绝，而且虚拟教育娱乐[103]设备将得到大量使用。我没有发现世界会出现大规模的资源短缺，因为和我最初的预测相比，未来世界使用的物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更逊一筹。最后，我的总结是，尽管到2052年为止，一切都相当顺利，但是2052年世界所处的道路正是我所恐惧的——在这条道路上，气候变化不断自我加强，本世纪后半叶还将出现气候灾难。我的确没有发现，世界将会沿着可持续发展这条良好道路前进。
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去评价这个未来。相对于爆发全球性的灾难、人口和生产都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而急剧减少而言，这个未来的确好多了。但是，比起现在对GDP以及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的愿景，这个未来却不尽如人意。作为一名挪威老人，对我而言，住在新北方相当不错。未来四十年间，那里会发展得很好。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对我的美国朋友而言，未来四十年却不是好日子。他们必须承受的是，这个曾经在20世纪辉煌的国家，正在逐渐走向停滞，而且这一停滞似乎没有尽头。而对20亿仍然挣扎在贫困中的人而言，未来却会变得更为糟糕。
因此，对于世界到2052年的情况，我们恐怕无法一概而论。我认为，最好的方法还是去向大家继续介绍未来的情况，让你们来做出最终的评价。所以，我会开始谈谈非物质的未来，也就是那些无法轻易从表格数据中得到的情况。
GDP总量减少：对全球承载力极限的压力减小
尽管我的确希望能够找到世界人口更早达到峰值的证据，但是在我怀着满腔热情和开放心态研究人口问题整整四十年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全球经济增长会比我预想得更慢。事实上，到2052年，全球GDP只有现在的两倍，这的确是令人惊讶的事。和许多人一样，我曾经认为全球GDP总量在未来四十年里仍然会快速增长，使数十亿穷人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同时使富人更富有。而且——就像所有关心环境问题的人一样——我对GDP快速增长，使人类活动超过地球承载力，引发环境崩溃的问题抱有担忧。如果全球GDP总量在未来四十年里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那么地球上就会有三个现有规模的经济。仅凭直觉也可以知道，过去这么做——现在也是这样——似乎并不是可持续的做法。
正如我们在之前几章看到的，2052年的全球生产离达到峰值已经很近了，而且在21世纪后半叶就会开始下降——原因就是劳动力减少以及随着经济成熟，生产力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其结果之一就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停止增长，甚至是下降。能源使用也会呈现减少态势。温室气体排放量仍然很高，但是正在下降，而非能源足迹则相对平稳。总而言之，人类的生态足迹比我预想的少得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更多的人会处于贫穷状态。但是生态足迹仍然透支着地球承载力，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仍然会造成严重的破坏。
这一到2052年全球GDP增长速度“放慢一半”的预测所导致的主要结果就是，全球经济对地球承载力的压力会相对较小；对环境的影响速度会减慢，“超支额”也会更小。例如，2052年的全球能源使用量正在下降，只比现在高了50%——尽管在此期间，全球社会提高能效的努力，只能勉强说是“半心半意”而已。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会低于经济增长更快的情况。这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全球气温升幅仍然会超过2℃，而且不断升高。生物多样性会受到严重破坏。一些地区会成为沙漠，或者反复受到洪涝灾害影响。但是，总体的情况仍然好于全球经济增长两倍甚至三倍的情况。
生产力增速放缓
2052年的GDP增长不如预期——对于地球健康而言，这是件好事——但这并不是因为人类和国家希望停止增长，而是因为劳动力数量会减少（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人口减少），更重要的是，生产力增长速度放缓（因为经济日趋成熟，而不公平的情况与社会摩擦会变得更加严重）。
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走向成熟，这些经济体会将产品生产转向服务与护理。劳动参与率日渐饱和，新兴经济体也无法再从领先国家那里不劳而获，“抄袭”相关的解决方法和技术。
另外，我们也将看到，在富裕的社会中，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不再成为一个有力的驱动力。这会减少对未来经济增长的推力，尽管我认为这种影响仍然是较弱的。人们永远都抱有的梦想就是，有能力在日趋老龄化的社会中生存下去。这个梦想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因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拥挤。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非常清醒，抛弃了“更多就是更好”的想法。
结果就是，生产力增长速度会持续放缓，这反过来会使全球GDP停滞，继而开始下降。记住，这只是对全球情况的概括：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GDP与生产力是有增有减的，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这个整体趋势。
消费减少引发的紧张态势
全球经济的停滞以及随后的下降，对地球承载力而言是个好消息。如果我们足够幸运，那么在超支承载力的过程中造成的破坏（如气候破坏、生物多样性破坏以及对全球环境的污染等）可以在21世纪后半叶通过大幅增加额外投资得到弥补。但前提是，气候变化不会呈现自我加强的态势。
经济总量的先到顶、后减少还有另外一个结果：它揭示了全球不同地区分配方式的截然不同。到2052年，人均消费会更高，但这只是平均值；预测中的细节显示，这一平均值是由于在未来四十年里，一些富人变穷，而许多穷人变富而造成的。一个普通消费者在2052年的可支配收入比现在高70%。但是，由于中国人的收入会增长很快，这就意味着其他人能拥有的就少了——相对于现在而言。主要的输家将是OECD国家，而美国则是输得最惨的那一个。
人均消费停滞的原因之一是被迫和自发投资的增加。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污染和资源枯竭威胁，各国会将社会生产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投入到应对威胁的工作中。而当危机来临时（2030年之后会更为频繁），各国必须进一步增加投资，从损害中恢复过来。因此，当人们努力恢复环境破坏、获取有限资源时，社会消费品与服务的生产会被削减。这类似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苏联。当时，苏联重点发展“重工业”，而代价就是“消费品”的减少。
消费还会遭受生产力增长放缓带来的打击。遗憾的是，这里存在着反馈效应：停滞导致生产力增长放缓。但这一影响不是立刻发生的，因为解雇工人通常会在短期内提高剩余工人所创造的人均利润。如果经济总量增长速度连续几年放缓，那么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就变得更为不平均。穷人一无所有，贫富差距扩大。这通常会反过来导致社会紧张态势，在更糟糕的情况下还会导致社会冲突——不可避免地降低生产力增长速度。这又会导致GDP增长的放缓。GDP总量减少，冲突增加，经济增长速度更为缓慢。在明智的政治行动或重新分配——至少是机会的重新分配——停止这种恶性循环之前——社会将把自己困在这个低增长综合征中。
我担心，未来四十年里，这个综合征就是富裕国家的写照。在实行自由市场、税率低、缺乏重新分配的传统的国家中，这一影响尤其恶劣。在那些国家中，失业率和不公平会使总生产力增长放缓。而在保护措施较好的经济体中，情况则稍好一些。通过失业救济等公共支出，这些经济体就能够较为容易地避免社会动荡，进而保持生产力增长速度。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那些社会民主（很多人会将其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拥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以及高税率，因此能够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服务，包括医疗保健、失业、产假、教育以及老年关怀等方方面面的帮助，并救济那些无法再从事劳动的人们。
因此，到2052年，在富裕国家中，长期停滞或缓慢下降的人均消费不是件好事。我再次建议你问问一个底特律汽车工人。他的实际工资在过去三十年内并没有增长。问问他，如果这种情况再持续四十年，他会是什么心情。而间接影响则更为糟糕：增长缓慢会导致更多的不公平现象，进而导致社会摩擦，使调节劳动生产力和GDP增长变得更为艰难。
短浅目光的普遍存在
生产力增长停滞并不一定会带来负面影响。至少在理论上，负面影响是可以避免的。在问题出现前，就进行收入和机会的再分配，可以使社会动荡出现的可能性大幅降低。但是，在过去以及未来，和平的再分配过程是很少见的，因为大多数社会决策都会受到短期利益的影响。社会——无论民主或是集权政权——都看不到长远的利益。人类本身就是追逐短期利益的，因此，在迫切需要出现前就进行有组织的再分配，这是很少见的现象。
因此，尽管在理论上，社会可以决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改变收入与财富的分配方式、经济结构、使用能源的数量和类型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等，但是（很遗憾）我认为社会不会那么做。至少不会进行大规模的行动。原因就是，大多数决策和直接成本相关，而在当下很难看到未来的收益。人们会逃避缺乏短期利益的解决方法。他们希望先得到好处，然后再牢骚满腹地为好处买单。
我的假设是，对短期利益的关注会在未来胜出。这个假设非常重要。当我还年轻，没有在社会中摸爬滚打之前，我还不敢这么确定地说。但是，在我为可持续发展奋斗整整四十年之后，整整四十年的实践经验使我相信，社会——尤其是民主社会——的确会倾向于选择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法。这种解决方法的性价比最高——如果我们不考虑五年或之后的性价比的话。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高性价比解决方法。在普通人看来，这是最省钱的方法，但普通人能看到的未来不会超过五年。如果社会现在需要投资，以避免未来发生的问题，那么短浅的目光就是最大的挑战，因为它总是和明智的政策作对。选民大多持有这样短浅的目光，这也会使政治家失去长远的考虑。
短浅目光在市场中也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对比当下成本与未来收益时，市场将未来收益以每年10%（甚至更多）的比例进行削减。这意味着，二十年后的利益，目前的价值只有十分之一。换言之，二十年后的问题，只有当解决成本低于其未来价值的十分之一的时候，才值得解决。对那些了解经济学的人而言，出于“性价比”的考虑，任由世界因气候破坏而崩溃的想法一点也不让人惊讶，只要崩溃是发生在四十年或者更久远的未来，这么做就是合理的。当前，减排以及挽救地球的净价值，低于“一切照旧”的净价值。比起试图拯救地球来说，把它推向悬崖边缘的成本更低。
政治领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原因就是政治任命的短期性。政治家很少能够处理那些非常重要，但正面效果只能在下一届任期中得到反映的事情——而下一届任期距今不到四年而已。
因此，现代民主政体以及资本市场都是鼠目寸光的。对于面临着长期气候威胁的世界而言，这是个棘手的问题。但是，对预测商业而言，好处也是无可争议的。由于短浅目光的存在，我们很难放弃高性价比（也就是最廉价的）解决方法，这在之前就可以被计算到了。人类的鼠目寸光，使社会继续行走在相对狭窄的发展道路上，而且没有什么重大转折。我预测，世界会选择最廉价的解决方法。这一预测通常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幸运的是（对全世界而言），仍然有一些例外。其中一部分是出于明智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与行动，还有一部分则是社会被迫采取行动的结果。因为敌人已经来到了家门口，危机已经来袭，而其他的逃生通道都被堵上了。但这些例外很少：通常情况下，最廉价的解决方法会占多数。而“廉价”的优势只是短期的，也就是五年之内罢了。
普遍的短浅目光是我做出这个预测的基本原因。我确信，尽管人类可以轻易地解决所有气候问题，他们会选择只解决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人类会推迟重要的行动，直到家家户户，包括政治家都清楚地看到气候变化的破坏力。而目光长远的集权国家则会成为例外，它们向民众咨询的情况更少。
更强大的政府
许多人声称，对抗气候变化、减少世界贫困，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真正挑战。应对气候变化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其重要性超过了减少通货膨胀和债务、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提供教育和医疗保健、避免核战争、清理本地空气污染等等传统任务。我较为同意这个观点，但同时也怀疑，人们会不会真的更关注气候变化问题。
气候和贫困问题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二者都不能轻易地通过市场机制得到解决。理由很显然：气候稳定和减贫带来的好处，对商业界而言太过遥远。商业界希望投资的，是现在就能得到利润的行业。除非有人——通常是国家——采取行动，改变这些问题在市场调节下的现状，情况才能得到改善。最明显的国家干预，就是颁布新法案，或者对必要的外部因素进行定价。许多进步的公司会欢迎政府的做法，因为这会在新领域中创造公平的、有利可图的竞争环境。政府可以对所有碳排放征税，或者收取必须缴纳的水资源费用。但是，新法案需要在立法机构得到多数支持，至少在民主社会中如此。由于立法机构牵扯的利益集团众多，短期利益受到损害的集团自然会反对新法案。因而，即便新法案在长期看来对大多数人都有好处，也仍然无法得到通过。结果就是，商业界无法从新法案或新定价中得到足够的帮助。气候和贫困问题对私人机构而言仍然是无利可图的，因而在短期内也得不到解决。
但是，当问题足够严重，而且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国家通常会采取行动。因为选民迟早会接受这个现实，那就是人类需要行动起来；而且为了给这些行动提供资金，人们必须承受必要的税负。过去几十年里，减贫行动的情况就是如此：全世界的任务成了一些新成立的机构的任务，这些机构负责处理政府发展援助工作，而援助国将一部分税收用作机构运转经费。类似地，国家最终会成为对抗气候变化的主要参与者。但是，只有在人们放弃全球碳排放交易这个华而不实的系统，代之以直接向化石燃料征税后，国家才可能发挥主要作用。而税收将被用来开发并使用对气候无害的技术，如可再生能源、节能建筑、节能交通以及碳捕集与存储。我们已经看到，全球各地都开始对国际航班收取费用，作为对气候与能源的投资。这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
在我的预测中，社会将逐渐接受“自发投资”，将其作为减少未来碳排放的方法，并且发现必须接受“被迫投资”。这对修复气候变化带来的破坏、抵御新威胁是必要的。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未来几十年里，政府的作用会更大：政府在国家中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税收更多，在GDP投资部分占的比例更高。相对的是，可供消费的部分减少，市场的作用更小。对于那些相信政府的人而言，这是好事；而对于相信市场的人，则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