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四十年间经历的快速变化，将对我们的文化、政治体系以及思维框架产生深刻的影响。那么，在21世纪中叶时，人们将抱有怎样的情绪呢？通过审视一些核心的社会发展，我们就能够探寻到2052年的思潮——也就是时代精神。
碎片化：对本地解决方法关注的提高
在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里，许多人开始相信，“全球化”会永远继续下去，而且最终将世界变得“扁平”，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将不复存在。机构发展促进了全球化。世界贸易组织（WTO）起到了减少贸易壁垒的作用，欧盟则确保了欧洲境内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但是，当全球超过190个国家无法就减排达成一致——尽管人们已经为取代《京都议定书》努力了将近十五年——我们将看到，世界不可能无限地趋向扁平化。在多哈贸易谈判中，服务业流动自由化的进程也可谓非常缓慢。
尽管我认为全球化将走向式微，然而，这并不会立刻导致全球贸易额的减少。贸易增长的速度仍然会低于经济学理论下的最佳状态。但是，贸易仍然足够自由，使长期劳动力成本保持在较为合理的水平；继续将大多数生产活动转移至低收入国家；确保低收入国家能够逐渐赶上发达国家。但是，收入越高，人们维持现状的意愿就越强。他们情愿牺牲贸易利润，以保护文化传统和民族身份。总是有人对自由贸易持反对的态度。反对者总是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的意见并不具有决定性，但是这些反对声音足以减弱“无形的手”的作用，导致经济转型的步伐放缓。
在富裕国家中，只关注经济的做法将逐渐发生改变。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和其他推力共同作用，减缓生产力增长的速度。贸易减少就意味着比较优势利用率降低、生产力增长放缓——如果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话。
在富裕国家中，人们越来越关注文化的价值。这会减少人们对共同市场、进一步融入更广阔的经济体的支持。对那些软价值关注的提高，甚至可能导致现有机构的分裂。欧盟可能遭受的分裂——由于南欧与北欧在生活、工作以及幸福等方面的态度不同——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全球收入水平的另一个极端，东亚各国则会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也就是试图建立一个东南亚共同市场，而成员国经济水平都较欧洲各国逊色许多。
在更小规模的层面上，包括若干个国家的、具有前瞻性思维的区域，将越来越关注如何处理不可避免的负增长。面对全球经济动荡与廉价能源的减少，这些区域将试图加强其区域耐受性。为此，它们将依靠本地出产的食品、能源建立各种体系，并创立加强区域与本地经济的各种项目。
《瞥见8-1：苏格兰加入新欧洲》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预测：未来四十年间，在欧洲地区范围内，各国对本地治理权的渴望将大大增强。文章显示了如今全球变化的速度。自2011年写成以来短短一年内，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正日益成为各国的普遍现象。
瞥见8-1 苏格兰加入新欧洲
凯瑟琳·卡梅隆
我相信，在四十年之内，权力的重心会继续向欧洲北部转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德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的重要性将不断提高。苏格兰也将完全从英国脱离，加入上述国家组成的“新欧洲”。这一团体是在21世纪20年代末，欧盟“重启”之后建立的。而那些欧洲南部国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意大利以及巴尔干半岛诸国，则会遭受气温升高、水资源缺乏，以及由此导致的食物短缺、健康状况恶化和社会动荡等问题。人口迁移则会随之出现，这其中还包括那些来自北非的移民。以下我将着重描述英国和苏格兰的未来发展，辅之以欧洲其他地区发生的重要事件。
2012
在英国，平均气温和工业革命前相比高出1.1℃。[118]气温的升高对英格兰东南部的铁路运输造成了恶劣影响。[119]苏格兰地区的降水量高达平均记录水平的2.5倍，这使得该地区变得极度潮湿。而英格兰东南部则会继续遭受旱情，降水量只有通常情况下的30%。[120]
英国食品自给率为60%——而且，74%以上国内能够生产的食品都在本国生产。在英国，三分之二的食品进口都来自欧盟国家。[121]在能源方面，英国冬季能源价格会有所上涨：天然气上涨18%，电力上涨16%。这部分地是由于中东局势不稳、日本地震以及亚洲经济体需求激增所造成的。[122]英国人口为6220万，其中苏格兰人口占520万。[123]
在政治方面，自1999年起，苏格兰就拥有了议会和行政机关。2010年，苏格兰取消了关于完全脱离英国的全民公投。[124]下一次全民公投将于2016年举行。在欧盟内部，希腊退出欧元区。意大利则在欧元区激烈的辩论中获得了援助。
2022
英格兰南部和中部地区遭受了预料之外的高温。英格兰东南部旱情成灾，对水资源实行定量供应成了普遍的事情。而苏格兰地区降水则将继续偏多，促使水力投资的增加。
从欧盟进口食品变得更为昂贵，因为各国首先需要确保本国的食品供应。英格兰南部、东部和西部的谷物、蔬菜和水果产量减少，而北部和苏格兰粮食产量增加。
英国使用的大部分天然气和超过一半的石油都要依赖进口。[125]苏格兰开始大规模使用风力，并增加对水力和潮汐能的投资。2022年，挪威和苏格兰签署《特罗姆瑟协议》：苏格兰将为挪威提供风能，以换取石油和天然气。这一协议是共享风能资源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对两国而言，深海风能利用在技术方面已经成为可能。在英格兰，由于潮涌、海岸侵蚀和糟糕的维护工作，塞斯维尔B核电站（Sizewell B）发生事故。核反应堆损毁，土地不再适宜耕种，人口大量迁徙。随后，苏格兰将举行投票，一致同意不再使用核能。
苏格兰人口将升至550万，移民是其部分原因。许多移民来自英格兰，60岁以上移民比例明显提高（目的是获得苏格兰医疗服务和老年护理补贴）。为了躲避交通堵塞、高温以及水资源紧张的移民数量也有显著增加。
在这个十年的时间里，随着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爱尔兰退出欧元区，欧元崩溃。2023年《斯德哥尔摩协议》为欧洲设立了双重体制。“新欧洲”（北部国家）以及“第二欧洲”（南部国家）同意，制定优先贸易协定，同时修改了边境要求，这意味着申根区的破产。[126]意大利一分为二：工业化的北部和农业化的南部，后者的面积相当于1860年两西西里王国的大小。新的边境上有重兵把守，防止非法移民越境。在第二欧洲，法西斯政策死灰复燃，以应对食品价格飞涨、水资源短缺以及来自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越来越多的移民。
2032
极端高温仍然持续，导致英国南部的工作方式、健康以及交通情况受到大规模的影响。英格兰西部和中部洪水成灾，人们甚至难以得到保险赔偿。
由于塞斯维尔B核电站事故、气温上升、水资源短缺以及洪涝灾害的影响，英格兰东部、西部和中部的粮食生产大幅减少。从欧盟进口的粮食数量少、价格高。而苏格兰则在基本食品方面有能力自给自足。
苏格兰继续和挪威合作，加速深海风力发电进程。两国共享技术、人员以及装机平台。丹麦、格陵兰以及冰岛在21世纪30年代后期也开始参与合作，形成清洁能源联盟，共享潮汐能、水能的研发成果、技术、资源以及产生的能源。2035年签署的《凯夫拉维克协议》就是有关这项合作的。
苏格兰人口此时达到600万，部分原因是向北迁移的英国人，还有部分原因是相对自由的移民政策。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以及加拿大，移民政策与移民掌握的专业技能密切相关。
在这个十年里，欧洲的双重发展情况较为稳定。苏格兰完全脱离英国，期间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对的声音。英格兰的关注点则是能源、食品以及水资源的获取。苏格兰特殊的能源政策和充足的水资源改变了两国关系的本质。
2042
2003年出现的高温天气曾经夺走了数千欧洲人的生命。如今，这样的高温几乎每两年都会发生一次。[127]在英格兰东南部，水资源仍然缺乏，每年有四到六个月的时间必须实行定量供水。东部海岸侵蚀情况加深，英格兰西部和中部地区的洪灾比预想的更为严重。
在英格兰南部，香槟和一些浆果酒（如杏子酒）的生产增加，而传统谷物与蔬菜的生产则继续向北迁移。通过太阳能面板、收集雨水、家禽与山羊的小型养殖，家庭自给自足的程度提高。牛肉和羊肉的消费量则在明显下降。
苏格兰通过风力发电实现了电力100%自给。风力发电为交通运输以及大部分住宅供电。《凯夫拉维克协议》运作良好，芬兰和瑞典成为新的成员国，而加拿大是准成员国。[128]
苏格兰人口增加到750万，在三十年内增加了50%。诺森布里亚和湖区成为英格兰的新兴繁荣地区。苏格兰开始对移民实行限制。
第二欧洲的政治动荡持续。可再生能源和水已经成为重要的贸易商品，就像五十年前的金子和石油一样。
2052
夏季气温升幅已经超过了气候模型的预测。[129]在苏格兰，水资源仍然充沛。[130]食品生产成为英国全国的工作重心。谷物成为重要的贸易商品。苏格兰的能源供应100%为可再生能源，来自风力、潮汐以及水力。
苏格兰人口趋稳，略高于800万。准入限制和边境控制使得新欧洲之外的新移民难以进入苏格兰。
新欧洲和第二欧洲不再同处欧盟体系，也不再以“欧盟”这个共同身份出现。在2052年签署的《图勒协议》中，新欧洲和新北方成为亲密盟友。[131]由于两个区域之间的共同点，人们还在讨论是否应该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盟关系。
凯瑟琳·卡梅隆（英属圭亚那人，1963— ）作为核心团队成员，参与《斯特恩报告：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工作。她现在是“厄加勒斯：应用知识”（Agulhas： Applied Knowledge）机构的主管。该组织帮助公司和组织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关于可持续的挑战。她还是牛津大学访问学者，参与史密斯学院环境与企业问题研究。
《苏格兰加入新欧洲》一文完美地展现了气候变化的作用。气候变化可以推动某个区域谋求独立——苏格兰和欧洲北部就是例子。新的气候并不一定遵循国境。一些地区会在气候变化中胜出（如新北部），而其他地区则会遭受失败（如太平洋低海拔岛国）。一个国家内部承受的气候影响也可能不同，因此胜负双方间将出现冲突。但是，跨国伙伴关系也可能由此建立。
《瞥见8-2：地中海差异的终结》展示的是，地中海地区逐渐升高的气温可能使这片内陆海周围的国家团结起来。未来地中海区域的主导文化，可能类似炎热的北非文化，而非温和的南欧文化。
瞥见8-2 地中海差异的终结
提米欧·帕帕亚尼斯
长期以来，地中海各国的特点就是社会与经济的深层差异。地中海北部的国家都是欧盟成员国，受益于高收入、良好的社会服务、较高的教育标准和相对稳定的民主体系。但是，它们也面临着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等人口问题。另一端则是北非和中东国家——以色列和土耳其的部分地区除外——这些国家的人口仍然在快速增长，但是国民收入较低，而且政治长期不稳定。
然而，最近在地中海区域出现了一些重大的趋势和变化。尽管乍看起来，它们之间并无联系。
关键趋势和变化
地中海区域的穆斯林国家中出现了政治动荡。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的现行政权被推翻，叙利亚也出现了各种暴力示威。在这些国家中，人们正在要求提高生活水平，并且提高本地参政机会。
同时，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袭击了希腊和葡萄牙，而且正在威胁着西班牙和意大利。表面看来，这场危机源自国家债务过高，而债台高筑是因为公共部门赤字过高，政府又无力借到更多的钱。但是，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生产力过低、政府虚弱、公共与私人消费不受限制，以及无处不在的腐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以及欧洲银行实行的纾困措施避免了各国出现债务违约的情况。然而，在根源得到医治前，减少政府开支、大幅提高税收的行动，会使衰退时间延长、失业率上升。随后而来的金融和社会问题将威胁到这些地中海国家的稳定。
尽管地中海北部国家的发展令人沮丧，来自非洲和亚洲的移民数量仍然呈爆炸式增长。大多数移民前往意大利和希腊，还有一部分人去往西班牙、马耳他、塞浦路斯、希腊等国。移民数量大约为1100万人，其中有许多是非法移民——数量超过100万人——大多数移民都没有工作，生活贫困，导致移民国犯罪活动数量激增，失去控制。大多数非法移民的动机并非政治原因或遭到迫害，而是希望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
除了移民，这些国家还面临着环境挑战。严重的旱灾正在影响许多地中海国家，而中东地区受害尤为严重。塞浦路斯就是一例。由于水资源减少，该国必须实行民用淡水配给制。海水去盐化被认为是一个解决方法，但是其成本高昂，而且能耗很高。在塞浦路斯这个小岛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土地沙漠化以及植被的减少。农业也在遭受灾害性破坏。灌溉农业被抛弃，因为政策似乎更倾向于开发旅游设施（包括高尔夫球场）。类似的现象在其他中东国家也有发生，而希腊南部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在整个地中海区域，人们使用资源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地中海捕鱼量正在减少，海洋沙漠化正在许多地区蔓延。密集农业过度使用土地资源，农用化学品污染土地，土地正在逐渐失去生产力。那些自然区域，尤其是沿海的自然带，正在逐渐消失，原因就是人类土地使用的扩张——主要是城市化和旅游业——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极大地改变了自然风貌。结果就是：地中海生态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正在不断减少。
预测未来发展
在未来四十年间，移民潮和环境变化仍将继续影响这一区域。
首先，很明显，减轻气候变化的有效方法并不会及时地得到采用，地中海地区将受到严重的影响。海平面上升会影响沿海地区。保护这些沿海地区，使其适应气候变化、对抗气候变化影响的措施，和城市化与旅游投资交织在一起，将使大多数地中海海岸彻底变为人工海岸。这会降低沿海区域的吸引力，损害旅游业。遭到破坏的水循环以及沙漠化将成为现实，对整个区域的自然资源利用产生不利影响。
但是，最严重的变化将发生在收入水平方面。在未来几年，位于地中海的欧盟国家将不得不接受人均收入大幅下降这一事实。结果就是，大多数人将生活在接近贫困线的水平。这会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促使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促进经济增长。可想而知，这也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但是，政府的努力使收入持续增加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官员辞职、低消费水平将成为常态。
尽管这些国家处境糟糕，仍然有许多来自地中海南端的移民拥入。在北非和中东，新建立的民主政权使民众期待更好的生活条件，然而这又是这些新政府所无法提供的。对南部移民而言，地中海北部国家仍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事实上，移民们更能适应那里的贫困和资源缺乏，因为其生活条件类似如今的北非。因此——在一段时间的激烈的内部冲突后——各国都会心照不宣地接受这些移民。到2052年，地中海地区的欧盟国家中，非欧洲人将占大多数。欧洲与非洲的行为、文化开始互相交融。
这会使建立新的管理体系成为必要。千年以来，地中海地区都是由帝国所统治的——马其顿帝国、希腊、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都曾是统治者——在帝国统治下，地中海各个小城邦自成一体，拥有高度自治的社会结构、文化和宗教。历史上著名的城市，如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德里亚、塞萨洛尼基和阿勒颇都曾经是大都会，在文明诞生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在21世纪中叶，地中海或许能够重新发现共存的艺术。但这一次，人们将在民主框架中共存。
由移民带来的民族与文化的融合可能会有积极的副作用——人们会较为平静地接受富足生活的消失、低于欧洲北部的消费水平，还会更明智地使用自然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和空间——以及能源。从地中海南部和东部来的人们，现在可能并不如欧洲人那样富足，受教育程度也不高；但是，他们更能理解自然限制的意义，因为他们的生存就有赖于自然。这将是他们对新地中海，这片文化、民族融合的土地的巨大贡献。
四个十年可能不足以完成这次融合，但是，到2052年，一个新的地中海文明可能已经逐渐浮现。它充满活力，富有创造力。过去地中海的南北差异，也正在迅速地消失。
提米欧·帕帕亚尼斯（希腊人，1934— ）是一名建筑规划师。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在过去三十年里一直参与自然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拉姆萨尔公约框架及其地中海湿地行动（MedWet）、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以及阿托斯山神圣社区工作。他现在担任普雷斯帕保护协会会长。
在未来几十年里，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会促使人口结构的重组。那些命运相同的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就像那些居住在气温不断升高的地中海沿岸的人一样。那些际遇不同的人们则会分开——就像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或者欧盟的南北部一样。我以为，未来世界更有可能走向分裂，而不是建立新的联盟，然而事实是二者兼有。
另一种形式的分裂也有可能发生，那就是在国家内部，新的合作集团的出现。《瞥见8-3：非洲贫民窟的城市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子：非洲贫民窟居民的愿景。这些居民并不指望能够得到来自社区之外的帮助（也就是经济发展）。但是最后，贫民窟内部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则会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
瞥见8-3 非洲贫民窟的城市化
埃德加·皮特斯
当我们展望未来四十年的发展时，很难摆脱过去四十年发展带来的影响。根据最近出版的《非洲未来：2050》（African Futures 2050）研究所述：“在过去整整五十年里［1960—2010］，东非人均GDP仅仅增长了150美元，西非为130美元，而中非［年度］人均GDP自1960年以来则几乎没有增长。”[132]这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失败。展望2052年，非洲城镇中将出现更为严重、更为深刻的系统性排斥。
联合国人居署指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62%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贫民窟中。大约2.8亿城市居民被认定为“收入贫困”。[133]预测显示，到2052年，非洲人口将从2011年的11亿增加到23亿，相当于现在的两倍。城市居民比例将从2011年的40%上升到2052年的60%。这些数据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大部分城市居民是否仍将居住在贫民窟中。另一个问题就是，到2052年，贫民窟城市化将产生怎样的累积效应。
在未来四十年里，非洲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人口一直保持较快增长的地区。东非和西非地区尤甚，人口将增长一倍多。同期，非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将从15%上升到23%。[134]尽管人口增长较快，非洲仍是经济边缘国家，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小于5%。[135]
非洲经济表现不佳，是由许多因素所导致的。最关键的因素包括基础设施严重匮乏、政府效率低下、市场失灵以及无法在非洲大陆建立有效的区域贸易体。贫民窟的长期存在，可以归因为基础设施缺乏，以及用于维护的投资不足。这些投资可以确保安全且可靠能源的供应（而且价格可以承受）、安全的饮用水以及卫生设施。但是，由于城市正式经济总量仍然相对较小，这些投资额也会很少。结果就是，用于大规模公共投资的税收仍然不足。另外，普遍的行政效率低下、渎职与腐败行为使情况更为恶化，而这些违法行为是许多非洲国家“赞助系统”的命脉，支持着主要政党与精英体系。
最近的一些报告则展现了更美好的未来，依据就是过去十年间非洲经济取得的发展。从2000年至今，非洲GDP年增长率大约为5%，仅落后于亚洲，大大高于OECD国家。另外，增长的大部分来自非洲的城市。但是，城市需要足够的基础设施，以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这里，我看到了未来四十年里非洲将要面临的问题，以及在长期或许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过去五年里，人们着重研究了非洲的基础设施匮乏问题。这是非洲到2052年的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完善解决，那么植根于经济结构性排斥以及经济落后的大规模贫困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世界银行预测，非洲基础设施改善需要每年930亿美元的投资——也就是每年略少于0.1万亿美元。这就是解决当前积压的问题并解决未来发展问题所需要的投资水平。[136]而同一份报告还指出，大规模资金缺口很可能出现。
在对有限资金的争夺中，某些基础设施能够得到优先待遇——集体经济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港口和机场在内，就会得到优先权，因为这些设施确保了初级产品能够尽快被运至目的地市场。当然，来自中国、印度和美国的基础设施资金供应者，与矿产品和农产品出口的路线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输送水、电、废弃物和数据的必要基础设施，其路径从地理角度看是诡异散乱的，然而这些基础设施正是沿着中产阶级和正式公司所在地而建造的，这种做法导致城市的分裂以及错误的管道线路。这些线路遵循的是充满差别、歧视、压迫的社会线路，隐含的则是基于民族、种族和阶级的权力。
这种不平等、不可行的做法，其核心问题就是成本回收，或者更直白地说，就是钱。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对服务价格的承受力，将成为未来人们获得这些服务的障碍。大多数非洲家庭节俭度日，超过一半的收入被用于购买食物。每户家庭月平均预算不超过180美元；城市家庭比农村家庭的预算高大约100美元……在大多数非洲国家中，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城市人口在负担基础服务中有困难。[137]
总而言之，由于GDP增长缓慢，收入不公平现象持续，以及体制导致的政治失灵，我认为，贫民窟城市化仍然会是非洲城市的主要特点。面对这一令人悲哀的未来，在贫困线下生活的数千万户城市家庭将如何做出应对，则是个令人振奋的问题。
答案就在经济预测模型之外，就在于一系列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推动力。我认为，自发行动的出现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在“国际贫民窟居民组织”的帮助下，贫民窟运动正在为城市贫民窟准备一套“社会运作体系”。他们希望通过授权和集体行动，满足贫民窟中深刻的物质与经济需求。鉴于政治和市场长期失灵，这一行动鼓励地方发挥“自主性”。人们不指望国家或者正式的私人市场能够提供什么帮助。相反，各种形式的居民社团正在试图以最少的资金，通过充分利用彼此的支持、智慧和劳动，系统性地逐步提高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这一社会运转体系的核心，就是利用、颠覆、占用并重塑那些贫民窟之外，即真正的城市所拥有的资源和期待。
我认为，这些社会技术和能力会通过国家、居住地之间的不断借鉴而得到深化。它们将被认为是对专业知识和政府知识的怀疑，这种怀疑是有益的。它们会创造另一个繁荣的基础，尤其是当聪明的年轻人带来电子技术和移动资金（基于手机的交易）时。自2025年起，这些运动将创造大规模、分散的基础性解决方法，并一直采用这些方法。这些系统性的实验和解决方法会为国家零散行动以及各种植根于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新的商业体系提供起点，同时使城市中的大多数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参与到活动中。
因此，即便在大多数预测模型中，基础设施匮乏、贫困以及人均GDP的走势都认为非洲前景堪忧，我却对未来非洲进行的社会革命相当有信心，因为革命会带来一个更为成熟、分化以及公平的未来。
埃德加·皮特斯（南非人，1968— ）是国家研究基金会（NRF）南非城市政策研究主席。他为非洲城市中心提供指导，并担任开普敦大学建筑学院以及规划与地理信息学的教授。2008年，他出版了《城市未来：遭遇城市发展危机》（City Futures： Confronting the Crisis of Urban Development）一书。
尽管最近取得了一些进步，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仍然面临着人口激增、贫困持续以及大规模资源枯竭的挑战，《非洲贫民窟的城市化》描述的场景反映了许多非洲城市人口的生活。在城市贫民窟中实现经济增长，一直都是极为复杂的问题——即便是为贫民窟居民提供基本生活设施都是十分困难的任务。因此，得知自行组织的贫民窟行动可能解决这一问题，让人倍感振奋。这再次显示，自下而上的解决方法将是我们这个“一直在线”（always-connected）的未来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