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起到2052年，可能而且将会发生一些还没有被预见到的事情。随后，我将列出其中的一部分。用情景研究专家的行话来说，这些就是“无法预料的事”（wild card）。我将试着探索，这些事情对我的预测有何影响。我认为这些事情不太可能发生，因此它们不属于预测的一部分。
充足的石油或天然气
如果像许多石油界人士所认为的一样，“石油顶峰”（peak oil）是不现实的，那么世界会发生什么改变？如果大规模石油储量被发现（而且得到开发，产品销往各个市场），使得石油价格回落到20世纪90年代的20美元/桶，那么会出现什么后果？结果是，石油的竞争力将大大提高，而且（如果政府允许，如果储量的确巨大，而且公众也确信，在未来几十年里，石油能够保证充足的供应）石油将推迟公众使用提高能效的措施以及可再生能源的时间。同时，天然气的市场份额也会被蚕食。总体的影响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的速度放缓，全球变暖的速度加快。GDP中消费所占的比例会更高，因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但是他们的生存环境将面临更多的威胁。
即便人们发现的不是充足的石油，而是充足的天然气，情况也是如此。在过去十年间，美国及其他地区就发现了大量廉价的页岩气。由于每单位天然气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低于煤炭和石油，因此以天然气代替后两者将在短期减少碳排放量。但是，廉价的天然气也会使可再生能源竞争力降低，因此天然气使用量的增加，将使二氧化碳长期排放量减少的速度放缓。尽管廉价天然气在短期内是有利的，它并不能解决长期的问题——那就是向太阳能时代的全面转变。但是，在转变的过程中，使用天然气的公用设施仍然可以作为风力发电的有效补充。
简而言之，发现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所带来的影响是复杂的。我们必须将所有不同的影响加以量化，计算净影响值，并且接受这一数值将随时间变化的事实。没有一个永久的新等式能够帮助简化这一问题。
金融垮台
如果人们对金融部门的信任不复存在，停止为实体经济提供贷款，致使全球GDP在一年内减少20%，那会出现什么后果？首先，我并不认为全世界的中央银行都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央行有权力对此加以阻止（至少是得到立法机构的同意之后），还可以通过印刷更多的钞票，提高对公共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就像是大萧条中的修路工程那样。
但是，让我们假设中央银行未能有效地阻止这场深度衰退，那么其影响就是就业率和收入的降低，并伴随着能源使用、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生态足迹的下降。同时，还将出现财产所有权和净资产价值的大规模转移。但是其主要影响超出了消费和财富的下降，以及人们遭受的痛苦。主要影响就是，人类使地球承载力崩溃的时间推迟了，但是并不会推迟很久。如果年平均碳排放量连续五年减少20%，只相当于减少了一整年的碳排放量，只能使自我强化的气候变化出现的时间从2080年推迟到2081年。
因此，即便是深度金融危机也不能挽救气候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明智地利用危机，使所有失业者都参与到由政府投资的“绿色”项目中，那么经济的下滑就可以转变为推动气候长期向好的力量。但我并不认为这会成为现实。
核战争
如果有人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些令人厌烦的问题，就投下大型核弹，那会发生什么？我认为，其影响远远小于你的预想。核战争可能在核弹爆炸时造成极度的痛苦，而随后产生的辐射则会在长期产生影响，使人们生活艰难。
但是，核战争对世界人口和经济的影响将是有限的。如果这些核弹头导致1亿人死亡（我认为实际的数字可能只有1000万），这只占全世界人口的1.4%，占全球GDP的比例也大致如此（如果我们假设，所有年龄段的死亡人数比例都是相同的）。这些核炸弹将使全球GDP倒退八个月（如果GDP年均增长率为2%），使人口数量倒退十二个月（如果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4%）。核炸弹对阻止气候变化的作用，和上一节提到的“深度衰退”的作用几乎一样小。
但是，核战争造成的痛苦是巨大的，而且完全没有必要。在一部分人受到袭击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则毫发无伤，这种不公平让人无法接受。
疾病
如果一种致命的疾病想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它就必须在2010年到2050年间减少三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预测量。广义上说，如果能源使用量能够减少三分之一，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而GDP总量减少三分之一就可以达到能源使用量减少的目标；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又可以使GDP总量减少三分之一。换句话说，如果某种瘟疫能够杀死大约20亿人（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各年龄段、各地区死亡比例相同，那么气候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当然也不希望它会发生。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公元1350年左右肆虐的黑死病，就使欧洲人口大规模减少，而且各年龄段减少比例相同。一种能夺去20亿人生命的瘟疫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大灾难，但同时也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方法之一。
生态服务的崩溃
如果我们所依赖的生态服务停止工作，会发生什么？如果蜜蜂不再为果树传播花粉，如果大自然不再降下可供人类饮用的水资源，如果树木不再吸收二氧化碳，如果细菌不再分解垃圾，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科学家对人类每年免费得到的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估算，其数值和全球GDP总量是一个数量级的。
如果自然不再提供这些服务，人类社会就会面临崩溃。因为我们知道，建造用于替代自然生态服务的人工系统耗时巨大。我们必须将一半的人力物力都投入生态服务的生产之中。这的确是有可能实现的，但耗时很长，而且经济最终生产出来可供消费的部分将减半，因为另一半产出被用于生产过去免费获取的资源了。由于人口数量保持不变，人均消费就会减半。而GDP总量则会保持不变，生态足迹也没有变化。但是正如我所说的，我不认为人类会这么做。
中国的动荡
如果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发生动荡，政治上失控，而这些地区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降至5%，世界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全球GDP增速会更为缓慢，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生态足迹也是如此。中国人走向富裕的道路将会更为漫长。而自我强化的气候变化则会推迟几年到来，使人类有勉强多一点的时间，来建设一个气候友好型世界。
但是，集中式领导权力的分裂，很可能使中国减少在富有前瞻性的部门，如绿色技术方面的投资，而这会导致碳排放量增加，抵消一部分由于中国衰退带来的好处。
美国的革命
如果美国发生革命，突然进行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世界将发生什么变化？这场革命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公民可以发动起义，彻底改变税法，使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变得更为平均。我认为，美国革命所带来的影响，和中国的动荡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美国的革命将提高GDP增长速度，采取更多的措施，将美国改造为气候友好型国家。再分配将大大提高人们对美国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使美国经济迅速增长。如果革命同时还选择了建立“大政府”，那么又会多一个好处。那就是，政府将安排必要的投资，以提高人民福祉，延缓气候变化到来的时间。
全球努力致力于阻止气候变化
如果全世界的领导人齐聚一堂，决定每年拿出全球GDP的5%，支持为期二十年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那么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这意味着，将全球5%的劳动力和资本转向生产气候友好型产品和服务。这一巨大的工程将彻底解决气候问题。在全球共同努力二十年之后，世界经济将不再排放温室气体。[149]
为了实现这一点，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生产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征税，税额是100美元/吨。这将为世界提供3万亿美元/年的收入（也就是对目前每年320亿吨二氧化碳征收100美元/吨的排放税），大致相当于2010年全球GDP（670万亿美元）的5%。这笔收入可以由国家向能源公司征收，而这些公司不得不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政府则可以将收入返还给所有居民——每个人都得到相同的份额。这会使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更强，以停止化石能源的使用。政府还可以通过使用收入的一部分，作为临时转型补贴，帮助那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项目，进一步加快转型。
通往2052年的道路
如同其他范式转变一样，通往2052年的道路将充满冲突。旧体系的追随者——“增长派”要求继续化石时代的经济增长——将奋起反抗，维护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解决方法，以及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声称，维持现状，创造更多的增长，就能够解决问题。他们将推动技术上的解决方法，并认为不需要采取任何行为上的变化。他们往往忘记了，新技术并非凭空产生的，也不是突然产生的。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解决石油稀缺、温室气体过量、根深蒂固的贫困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如果要一直等到问题清晰可见时，人们才会采取行动的话，那么这些问题可能不断扩大，而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在寻找解决的方法。
正如你在预测中所看到的，这就是我对气候问题的看法。人类采取行动，解决能源和气候问题——也就是降低能源强度，增加可再生能源比重——将是非常缓慢的过程，而在充满解决问题意愿的社会中，人们本可以勇敢地迎战这些问题。“增长派”对这种拖延贡献良多，他们坚持认为，在技术和市场的作用下，这些问题就会自行消解。
与“增长派”持反对意见的是一群组成诡异的人们——他们支持的是可持续发展——这些人彼此间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具有远见。这群人的核心就是老牌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们是现代民主国家中的少数派。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发展派”还包括了跨国企业的开明领导人。他们知道，改变企业的定位需要长达十年的时间，因此需要在选民和政治家同意某些灾难即将发生之前就做出行动。“发展派”还包括来自国家和机构的领导人，这些组织能够拥有这样具有远见的领袖是非常幸运的。最后，这一联盟还包括为特定目标行动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其数量不断增加。这些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如IPCC，UNEP以及WWF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人类的长远发展而工作。
最终，“发展派”将取得胜利，但是获胜的速度过慢，不足以使地球免受侵害。只有在人们清楚地看到，并且切身地体会到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不公平加深带来的破坏之后，胜利才会到来。只有当未来前景变得黯淡之时，胜利才会到来。只有当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对效果超过十几二十年的解决方法的需求——不再仅限于学术圈，而是普通民众望向窗外时就会产生的需求时（更明确地说：只要走出超级大城市这个安全区，到郊区去看看，就可以目睹备受破坏的生态系统，它们数十年来一直受到极端天气的侵害），胜利才会姗姗来迟。
正如你从预测中了解到的，解决方法得到采用的时间是如此之晚，以至于在我们的儿孙辈不得不生活的环境中，21世纪后半叶的气温升幅已经达到了2.8℃。讽刺的是，关于自我强化的气候变化是否会出现的问题，答案也将在这个时间点揭晓。
《瞥见9-1：向太阳能突进》描述的就是这条艰难曲折，而且延迟了很久的道路。人们将要采取解决气候变化的核心方法之一——大规模使用太阳能发电与产热。
瞥见9-1 向太阳能突进
保罗·基尔丁
到2052年，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潮流，其发电量占全世界总发电量的一半，而且继续呈爆炸式增长，彻底改变了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状况。
到2030年，这一变化就已经完全展开了。届时，自2010年之后可再生能源价格的急剧下降，使其能够克服来自化石燃料的阻力，快速发展。
事后诸葛亮的我们会问道，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看到了可再生能源崛起的必然性？毕竟，太阳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只是另一次高科技革命——而我们之前已经见证过许多类似的革命，对其有了相当清楚的了解。
大多数新技术的推崇者只看到了技术的前景。他们过于兴奋，对新技术的价格和作用言过其实，尽管其作用效果甚微。结果就是，人们常常迫不及待地预言旧产业、旧方法的淘汰，代之以新技术——如无纸化办公、报纸与书籍的消失，以及胶片相机的淘汰，而所有这些都被证明是过于自信的预测。尽管那些受到威胁的产业的第一反应是恐慌，但它们很快就坚信，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因为他们发现，在新技术尚不能取得良好效果的阶段，新产业无法提供有效的技术，其价格也高得令人难以接受。
接着，随着时间推移，投资增加，在热忱的投资者的支持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备受伤害，但仍有一些人看到了巨大的成功），新技术最终取得了突破，推出了价格合理的新产品，而旧产业则惨遭淘汰。取得突破的时间通常比第一次预测的要晚，但是远远快于大众预想的时间。
想象我们从印刷书籍到电子书籍的转变吧。尽管早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就第一次尝试通过电脑制作电子书籍，直到1998年第一批电子书阅读器才得以问世，但使用者仍然寥寥无几，直到2006年到2007年左右，索尼和Kindle等主流电子阅览器的出现，才使更多的人开始选择电子书籍。然而仅仅四年之后，亚马逊就宣布，将销售更多的电子书籍，数量会超过印刷书籍。
这个例子解释了可再生能源的现状和前景。即便在政府决定采取严厉措施抗击气候变化问题之前，可再生能源就已经开始快速发展了。即便老笑话也还是没错的——太阳能还需要二十年时间才能具备竞争力，不过这种竞争力也只能保持四十年——我们现在仍然能看到，太阳能价格正在大幅下降，而使用率则在快速增长。的确，没有任何一个主流机构认为，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将占所有能源的一半。如IEA和壳牌公司等机构仍然认为，可再生能源最多只能满足能源总需求的20%到40%。但是，旧事物总是本能地否认新事物的潜力。我们在其他新技术上也看到了相同的情况。
一旦价格开始下跌，产业规模开始扩大，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就可以，而且将会通过市场调节来进行。但是，市场并不需要亲力亲为。一些领先国家将通过多种形式的政府干预提供有效的帮助。一些进步的政府——包括中国——促使这种转变发生的速度，将快于市场调节的速度。
从2020年开始，气候变化与资源限制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影响将日益显现，人们也会越来越接受这一现实。当我们不再否认全球存在系统性问题之时，政府就会努力加快减排行动。
政府响应中重要的一点，就是采取严厉的措施，加快淘汰旧能源，代之以可再生能源。这不仅仅限于新建可再生能源发电站。进步国家还会考虑关停仍在运转中的老旧核电站和煤炭发电站，但这一行动将是艰难的。社会不愿意放弃过去的投资，因为这些投资至少比新建发电站更廉价，人们对前者的了解也更多。因此，可再生能源推广行动不会立即停止气候变化的势头，但是这一行动会阻止世界滑向无法控制的局面。
这一经济、能源的转变隐含了巨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意义。毫无疑问，其中一些影响对所有社会而言都是有益的，但是大部分影响却是混乱的，其中有赢家也有输家。
一个显而易见的优点是，所有国家都能获得廉价的能源。达到这一目标需要花费的时间可能长于四十年。但是最终，所有能够得到太阳辐射的地方，都能获得廉价太阳能和热能。尽管贫穷国家无法促使这一变化的进行，却将是最大的受益者。实际推动进程的，将是中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将利用新的能源技术扩大自己的利益——因为它们想要确保安全、清洁的能源供应，同时希望作为可再生能源设备的供应商获取经济利益。但是，这么做的结果却是给全世界带来好处。所有国家都可以免费从太阳辐射中获取“能源”，因而极大地解决了能源安全的问题，同时减少国家的财政负担，无需为价格不断走高的进口化石燃料买单。
但是在这一转变中，一部分国家显然将成为输家。随着世界从石油、煤炭转向可再生能源，许多中东及其他地区的国家的收入将急剧减少。这对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将带来相当大的影响。这些地区的政府将发生更替。曾经依赖于石油收入的旧政权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因为这些政权未能较好地利用国家曾经的巨额收入。
而公司和投资者受到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金融市场将不会风平浪静。市场首先会继续给化石燃料资产定高价，忽略了一个没有得到估价的风险。这一风险显而易见。想一想，如果要使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2℃以内（这是所有主要国家同意的目标），而且成功率在80%左右，那么现在已探明的化石能源储量中，有四分之三永远也不能得到使用，因此这部分能源几乎就是没有价值的。考虑到目前各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这些储量还被列在资产一栏，这一风险对财政上的打击将是巨大的，而且突如其来——就像金融市场中大多数风险再评估一样。[150]市场就像人一样，会抵制改变。没有人希望第一个做出行动，即便人人都看到了变革的到来。也没有人希望成为最后一个行动的。因此碳资产价值的崩溃将是突如其来的，将带来广泛而严重的经济后果。
尽管我认为，社会最终会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但是未来四十年里，社会仍将处于准备阶段。这一阶段是混乱、迷茫、充满干扰的。在至少十年的时间内（可能更长），许多人仍然会选择继续否认，否认资源限制和生态影响将对世界经济造成大规模的影响。尽管许多杰出的市场参与者，如杰里米·格雷厄姆[151]等已经提出了警告，提醒人们，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范式，许多人仍然抱有幻想，认为这些问题会“自己得到解决”。然而到最后，物理法则会决定，无限增加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是不可能，也不会持续的。
保罗·基尔丁（澳大利亚人，1959— ）是一名独立作家和公司顾问。他曾经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执行总监，生态公司（Ecos Corporation）以及能源效率公司Easy Being Green（2005—2007）的CEO和所有人。他著有《大分解》（The Great Disruption）一书。他的博客地址是paulgilding。
《向太阳能突进》一文提出了非常好的观点，那就是一旦太阳能发电技术得到采用，其发展速度就会非常迅速。回想一下——从2100年的视角回想现在——从化石燃料到太阳能社会的变化，似乎是突然之间就完成了的。能源体系转变发生的时间，正好也是范式转变的时间。在太阳能时代人们会相信，致力于改善社会福祉的新道路，比致力于“老式的”经济持续增长的道路更好。大多数人会支持将世界变得更为可持续，并且认为这比创建一个新的热狗品牌更有吸引力。可持续性提高将成为最重要的价值。福祉比提高消费更重要。公共利益比个人权利更重要。人们将开始修复一些由于过度使用资源而导致的破坏。新的范式将和太阳能发电站一同出现。
但是，需要很多努力才能达到上述状态——还需要很多资金。《瞥见9-2：为未来筹措资金》就讲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关于如何才能筹措足够的资金。文章采用了一名全球养老金经理以及许多持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分析人士的视角。
瞥见9-2 为未来筹措资金
尼克·罗宾斯
我认为，早在2052年之前，全球金融市场就已经成为了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过去四十年是“金融化时代”的四十年。在此期间，不断提高的收入、不断放松的管制以及不断涌现的技术创新，为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增长。但是，这也使得不公平现象扩大化，市场稳定性降低，促使了自然资产的持续变现。
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显示，全球市场的运转并不符合传统的经济学与金融学准则。个人并不是全知全能的，也不一定能够做出对自己有利的理性决策；公平和自我扩张的欲望，能够有力地促使人们采取某种行动。市场也不是效率和平衡的舞台，而后两者正是现代金融操作与管制的基础。收入不公平——部分是由于金融部门领导实施的绩效挂钩薪酬（例如奖金）的作用——已经成为金融体系脆弱的重要来源之一。[152]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暴涨就是很好的例子。许多人曾经认为，金融衍生品可以增加市场的复杂性，从而使市场更为稳定。然而事实上，衍生品在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却是风险扩大器。安德鲁·霍尔丹是英格兰银行负责金融稳定的执行董事，他曾经表示，金融“已经表明，自己既不能进行自我管制，也不能自我修复。金融体系就像雨林一样，一旦面临巨大的冲击，就常常面临着不可再生的风险”。
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显然也是个问题。但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更大的问题是“没有受到关注的地球问题”——传统上被称为“土地”，现在被称为“自然资本”的丧失。现代金融理论的假设并不包括资源——也就是说，理论假设生态服务将是源源不断的，会一直支撑着经济的发展。自然资本在公司和国家资产负债表上都不存在，这使得对于生产与增长的投资预测极易受到真实世界变化的冲击。尽管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威胁，但对于金融市场而言，只有一部分有价值的财产——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备——是可以得到利用的。资本不断（错误地）流向化石燃料资产，或许可以减少次贷市场的泡沫，但是这些资产最终可能受困，养老金基金也会缩水。[153]
最终结果就是，在通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金融市场既是刹车，又是油门。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所说的：“只要投资基金是由委员会、董事会或者银行管理的，那么长期投资者，也就是那些最推崇公共利益的投资者，就会受到最猛烈的抨击。”[154]因此，凯恩斯建议：“对于一个人的声誉而言，采取传统的方式而最后失败，要比通过非传统的方式取得成功更好。”来自制度和知识的强大惯性仍然存在。这并不能很好地预示金融市场可能发生的改变。而这场改变，或许会使金融市场在2052年之前就成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为什么我对这种转变如此有信心呢？
第一个原因是，市场参与者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20世纪传统智慧存在局限性——他们也在实施相应的政策，建立不同的体系，来改变金融市场的运行方式。现在，有超过25万亿美元的资产被用于支持联合国“负责任的投资原则”（联合国PRI）行动，而2006年时，用于该项目的资产几乎为零。联合国的这一自发行动要求，各签署国在决策中必须考虑环境、社会以及管理要素。现实已经显示，可持续发展投资能够更好地带来经风险调整之后的回报。
就其本质而言，许多机构投资者不得不采取更为长远的目光，这样才能在未来保证养老金和保险金的发放。但是，对短期利润的普遍关注，使得这一战略视角受到了蒙蔽。促成联合国PRI等行动的承诺，就是源于金融市场无法自行解决问题这一失败。越来越多的人同意，传统的风险分析已经无法处理如气候变化等新出现的、长期的、系统性的外部问题。联合国PRI以及类似的由投资者领导的行动，则提供了潜在的支持，支持更为结构性的解决方法，其中就包括进行监管，以解决自然资本一直被错误定价的问题。
我认为金融操作将发生变化的第二个原因是，人们逐渐意识到，绿色经济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就是资金——而这也不是什么无法克服的难题。例如，可再生能源操作通常都属于资本密集型，前期需要对技术进行大量投资，但是之后的运作成本则低得多。能源效率的提高，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前期投资，然后在未来通过能源节约来逐步偿还投资。直到最近，投资界仍然没有在可持续发展的谈判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因为投资者正在寻找长期资产，这种资产有能力在未来偿还投资债务。而政府也在寻找资金，投资绿色经济，代替要求过高的银行贷款。到2020年，我认为一系列新的政策扶持、监管条例以及金融创新成果，已经成为了常规内容。例如，大规模的建筑改造工程将在所有大城市中展开，投资者则通过能源节约（主要以固定收益债券形式）收回投资。
公共政策和资本市场如何解决“不能燃烧的碳资产”，则是更为艰难的问题——目前，化石燃料资产仍然被视作是有价值的。当市场意识到这些稳健资产成为了泡影时，金融危机就会再次爆发。在互联网泡沫破裂时，被高估的资产是高科技股票；在信贷危机时，被高估的资产是不动产，尤其是次贷房产。在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过程中，被高估的资产就是化石能源公司。对那些负责处理系统危机的金融监管者而言，其任务就是在泡沫破裂之前，就移去化石燃料资产这个大酒杯。
第三个原因就是，政府和社会不再愿意向资本市场提供风险保障。就像对待其他经济基础部门——例如农业和能源一样——公众现在意识到，金融的存在极为依赖政府监管和补贴。补贴不仅仅包括爆发危机时提供的巨额救助资金，还包括种种日常行为，如为银行账户提供保险、为储户提供税收减免等。目前，还没有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方法，要求公众这样自掏腰包。但是，这种情况不能也不会持续下去。在英国，政府为养老金储蓄提供的补贴，是对农业补贴的四倍还多。到2020年，我认为只有支持绿色经济的养老金基金才能获得补贴。其他基金仍然可能存在，但是不会再得到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了。
令人苦恼的薪酬与奖金问题，也会因为社会期待的变化而得到解决。公众开始意识到，这些薪酬与奖金会使威胁增加，使潜在的金融不稳定性增强，但在提高生产力和绩效方面的作用却十分有限。
在人类的性格中，“目光长远”这一项并不发达。但是，通过生活经历而产生的对未来的恐惧，则会克服性格中的惯性。我认为，长期投资者被唤起的自身利益，以及在监管条例改变实现的可持续发展和金融政策的结合，还有社会预期的重铸，三者结合在一起，将意味着资本市场的改变。早在2052年之前，资本市场就已经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尼克·罗宾斯（英国人，1963— ）是一名可持续发展投资者以及商业历史学家。在过去二十年里，他曾经在可持续发展政策、商业以及金融领域工作过。他著有《改变世界的公司：东印度公司如何塑造现代跨国企业》（The Corpora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How the East India Company Shaped the Modern Multinational）一书，还与人合著了《可持续投资：长期绩效的艺术》（Sustainable Investing： The Art of Long-Term Performance）。
世界将不得不学习在经济增长率降低的情况下，如何继续保持运转。为了实现这一转变，我们需要学习在没有经济增长的条件下，如何实现财富的再分配。在增长停滞的经济中，我们不可能依靠创造就业机会来分配经济中增长的那部分。除非我们能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否则低经济增长率将导致高失业率。历史显示，不断增长的高失业率不能持续数十年，我们迟早需要进行再分配。
明智的社会将找到和平的方法，更为公平地分配GDP成果；可行的方法，包括由税收支持的公共工作、轮岗制（job sharing）或者对工作年限的规定。在2000年左右，法国政府已经开始试行最后一项措施，规定了每周35小时的工作时长，使更多的人能够获得工作机会。这项措施并没有取得成效，因为那些已经有工作的人并不希望与别人分享这一机会。如果法国能够坚持每年十周的强制休假，可能对增加工作机会更有帮助，因为强制休假会使工作时间真正减少。一些OECD国家较为幸运，得以对之前慷慨的养老金体系进行修改；否则，工作人口的收入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将要用于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是不可接受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如果那些明智的、具有远见的人们不能发挥领导作用，使世界更为公平的话，那么年轻人和失业者就会促使他们这么做。我已经提到了，当前西方国家中，有许多成年人的想法非常幼稚，认为年轻人会乖乖支付上一代留下的大笔债务，还能同时拥有和父辈相同的生活水平。这种想法将受到现实的无情打击。同时，人们也开始意识到，生活满意度并不仅仅包括物质方面。其结果就是促成变化——或许“反抗”这个词更恰当——可能人们并不会诉诸暴力，但是这种变化的力量足以使银行和国家经济财富的所有人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