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退守
就在宁波帮和法国人斗智斗勇这一年，他们的宁绍老乡——经元善也出现在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之上。在他的身边，还有其时宁波帮中的小人物宋鲁。
他是浙江上虞五驿乡（今驿亭镇）驿亭人，原名高泉，字莲珊山（后也作莲山），号居易子、居易居士。所以今人又称其为经莲珊。相比他，也许他的侄子，中国知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金石家经亨颐要更闻名一些。但这并不重要。
他是在17岁时去上海经商的，奉的自然是父命。他的父亲——经芳洲早年即旅居上海经商，并在上海的老城厢创办清节堂、育婴堂等诸多善举，时人共称“经善人”。据传太平军攻打上海时，一些未来得及逃避的妇女纷纷投清节堂避难，忠王李秀成也闻经芳洲之名，严令不许进扰清节堂。
有其父必有其子。在上海，他从继承父业经营钱庄开始，一直做到了上海电报局总办，并在这个位置上，苦心经营长达18年。与此同时，他也将慈善事业进行到底。曾因组织、领导江浙沪绅商赈灾，持续10余年而功劳卓著，得到清政府的奉旨嘉奖达11次之多，还得到过一个江苏候补知府的虚职。
他却没有因此“不思进取”。当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群书生面对着甲午落败，中国逐渐有了被外敌瓜分的趋势，通过光绪掀起戊戌维新时，他通电拥护变法。当变法失败，慈禧想废黜光绪，他又以候补知府这一“荣誉身份”，联合变法中的维新人士蔡元培、黄炎培等人，签名上书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放弃这种打算。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面对着老大帝国在时代变迁中拙于应付丑态百现，这些昔日的不入流者，终于可以挺身而出，站起来说话了。
然而，随着戊戌维新的最终失败，经元善也为自己的“表达欲望”，受到了“惩罚”。当戊戌六君子血染北京菜市口，康梁则在英国和日本的过问下，开始了逃亡生涯。经莲珊也跻身于清政府的追捕名单之列，只得出亡澳门。
与他一起逃亡的就有宋鲁。
这个与严信厚之子严子均同岁的宁波人，因为父亲宋世槐曾在福建办盐务，兼营木业，所以出生在福建建宁。后来宋世槐来上海协助经莲珊从事电报创建工作，宋鲁遂随行就读于中西书院，很可能因父亲和经莲珊的关系，毕业后进了上海电报局工作。
“亡命生涯自然不会好过，这天，看着神情疲惫的宋鲁一脸倦容，经莲珊顿时产生了怜惜之心。于是，他对宋鲁说，你还年轻，这样绵绵无期地流亡在外，终非长久之计，好在你不是清廷通缉的重要人物，这样吧，我身边尚有一些钱，你且拿去，另外，我给你改名叫宋汉章，如此一来，清廷就不会注意你了。
“在经莲珊的再三劝告下，宋鲁只得向经莲珊辞别，从此改名宋汉章，并于不久后到了上海。” (1)
再后来，他成了陈笙郊手下，在中国通商银行做起“跑楼先生”。
不得不说，商人阶层要想赢得更进一步的话语权，也非一日之功。
今天回过头来看戊戌维新，需要对其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首先，它肯定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动力不断下移。” (2) 先是由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取得一定权力的汉人地方官员，推起了洋务运动。但不幸的是，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根本不涉及也根本也不敢碰政治体制的运动，虽然给清朝带来了短暂的中兴，但很快就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尤其是堂堂中国败在地小人少的岛国日本手里，让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搞洋务、学西方、买兵器、练海军这么多年，还经不起日本人的一击？于是，就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人仅仅学西方的声（学）、光（学）、化（学）、电（学）还不够，学船坚炮利也不够，还应该在政治制度上有一个改变，在保存清朝统治的前提下弃旧图新。” (3)
然而，体制变革不比经济洋务，会造成很多既得利益者利益受损，那些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自然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当时那样的动力，包括李鸿章本人也不敢这样想，所以，“当洋务的发展将体制变革作为历史的要求提出之后，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发动戊戌维新运动，变革的动力再次下移” (4) 。
正因为变革的主要动力是功名不高的读书人，俗话说，光脚不怕穿鞋的，所以在变法过程中容易并乐于大胆出击。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欲速则不达。
就在这短短的百余天内，激情有余的光绪，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书生的鼓噪下，颁布了一系列变法的诏书和谕令，内容从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到练新军、满汉平等等，涵盖了政治、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动作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可以说，缺乏政治经验的光绪帝和维新派人物，将国家当成了试验品，他们缺乏计划和急于求成，造成局势一片混乱。维新派以为有了皇帝的支持，就可以强力推行变法，致使变法新政不仅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甚至一些传统知识分子对这样的变法也心怀不满，因为废除科举这样的政策也堵住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因此，变法的阻力一直就很大。” (5)
比如说，变官制。
都知道晚清的行政体系中人浮于事，而且很多部门不合时宜，所以有必要裁旧换新，或者干脆一裁到底。维新派新设立了农工商总局，另外再新设制度局，类似于今天的国务院，“既立制度局总其纲，宜立十二局分其事”——这十二局类似今天国务院的各大部委，分别是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专管游学与学会）、陆军局、海军局” (6) 。
当然，为了不激化矛盾，一边委派“才能”即维新派人士担任重要差使，另一边设立高官虚位让老臣旧官去做，使他们仍稳坐官位，不减俸禄。自然，各大旧部官僚感受到了莫大的威胁，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实权将因新部之设而大打折扣，结果群起而反对。
这成为镇压维新的戊戌政变的直接导火索。
最后，设立制度局的主张，终成一纸空文。
这也导出了变法失败的第二个方面，维新派的变法除了依靠皇帝以外，没有紧密联系群众，自然也没有找到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他们以为凭借着皇帝“乾纲独断”，下道圣旨，自上而下实行改革，收到高屋建瓴的效果，功成一役。
可以说，是犯了政治幼稚病。
光绪十五年的举人、翰林院编修蔡元培就认为，康梁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事先不培养革新人才，希图以少数人取代政权。
这也是他本人日后投身教育，创办新学的重要原因。
我们只有有了以上这些清醒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接受戊戌维新给这个国家留下的遗产。同时，我们也能很好地理解慈禧，而不是像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一股脑儿地把责任推到她的头上那样，把她当成是反对变法的顽固派大头目。
事实上，“西太后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的。维新之始，光绪皇帝曾经颁布过一个诏书，名叫《明定国是诏》。光绪皇帝企图通过这份诏书，将变法、改革确定为国家的根本政策。大家可能不知道，光绪皇帝颁布这份诏书之前，是请示过慈禧太后的，慈禧太后不仅表示同意，而且还表现得相当激进，慈禧太后讲了什么呢？核心是6个字，说‘今宜专讲西学’，意思是说，皇帝你不是要变法嘛，很好哇！‘今宜专讲西学’呀。这不是很彻底、很进步嘛！进步到连光绪皇帝的老师——变法的一个主要支持者翁同龢都觉得过头了” (7) 。
尽管和翁同龢师生情长，但他一次又一次的顶撞，也让锐意改革、求治心切的光绪痛下杀手，将其“开缺”。
被赶出京城的翁同龢，回到了家乡常熟，开始了他半隐居的庐墓生活，落魄忧伤，门生故旧“分俸见赠”。到了1904年7月4日，满怀抑郁和凄怆的他终于走完了人生的旅程。在临终前，他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真是一个可爱又倔强的老头儿。很显然，对他的开缺，又有不少人想当然地归罪在慈禧头上，把它当成了慈禧阻碍变法的一大罪证。
另外，在对待八股文上，维新派要废，顽固派坚决表示不能废。光绪皇帝从紫禁城跑到颐和园向慈禧请示，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慈禧站在了维新派的一边。
所以，你怎么好说慈禧是老顽固呢？
“但是，西太后的变法有个底线，有一条不能超越的界限。这个界限是什么？就是不能损害慈禧太后本人的权力，不能损害满洲贵族的利益，步子不能走得太快，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能涉及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维新派的改革、光绪皇帝的改革恰恰和慈禧太后本人的权力以及满洲贵族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所以正是在这个情况下，西太后决心镇压，把谭嗣同他们六君子送到菜市口杀了，把维新变法全部否定了。” (8)
一边想变法图强，一边又舍不得让渡权力，这也是清政府在日后的一次次事件中，表现得乖张失措的根源。矛盾、纠结成了清政府最大的心理问题。就在这一次次的犹豫、反复之中，宝贵的时间被无情地浪费。出现在世人眼前的清政府，就有如一头垂垂暮年的老黄牛，被抽上一鞭子，才能勉强地向前一步。而且老是拖到下一个阶段，才做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说不准还有点心不甘情不愿。
这样的政府，还能再活上十几年，已是他们的造化。
尽管经莲珊、宋汉章落魄逃亡，但对整个商人阶层来说，戊戌维新的失败，倒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未必是一件坏事。
一方面，知识分子在变革中的失势，为他们在政治舞台上让出了空间；
另一方面，自明清以来，由于皇权专制的恶化，“中国的传统儒家逐渐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层路线，转而采取了‘移风易俗’的下行路线，期待通过这种途径，绕开专制的锋芒，从民间社会方面去开辟新天地” (9) 。这次变法的失败，再次刺激了知识分子的“转型”——俯下身段，沉入民间。这种意愿一旦遇上这个社会正在蓬勃兴起的力量，士商的结合也就自然而然。
无疑，知识分子的退守，却很好地“反哺”了商人阶层。
对宁波帮来说，这是难得的幸运。
在进入澄衷中学之前，身为光绪十五年的举人、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先回了趟老家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
这个对戊戌维新失败有着深刻见解的知识分子，在绍兴开始践行自己的办学理念。
“在教学内容上，蔡元培提倡学生应尽力学习有关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公法学等课程。
“他本人在讲课中也都提倡科学，劝导学生就性之所近，努力研求，表示：‘如有英俊后生，破除俗见，志为实学，以备致用，则鄙人不量识途之微明，愿助及群之孟晋。’至于八股文、八韵诗，‘鄙人自二十岁以后，即已屏弃，虽侥幸得第，并不系此’。” (10)
与此同时，叶澄衷也在认真思考“教育救国”。
1899年，正是他的六十大寿。
曾感叹“中国之积弱由于积贫，积贫由于无知，无知由于不学。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的他，在寿礼上做出两项决定：在家乡建“叶氏义庄”，义庄内设义塾；在上海虹口拿出自己一块24亩好地，出资10万两兴建一所洋学堂——澄衷业学堂。亦即日后的澄衷中学。它是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班级授课制学校。“综观那个时代，首善之人非叶澄衷莫属。促学、扶掖同乡、爱国，构成他的三重境界。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他，那就是‘做人当如叶澄衷’。” (11)
只是，似乎又应了好人总不长命的鬼话，叶澄衷没来得及等到它在这年10月落成，就因病故去，遗命对学校事须有久远规划，其子又二次捐款10多万两继办。
澄衷业学堂的总理刘葆良代叶澄衷题澄衷学堂联云：
“昔以孤幼旅寓申江，自伤老大无成，有类夜行须炳烛；今为童蒙特开讲舍，所望髫年志学，一般努力惜分阴。”
可以看作是叶澄衷创办澄衷业学堂的初衷。
正是看中了蔡元培在新学上“知行合一”，以及一系列办学实践，1901年5月，刘葆良向蔡元培发出邀请，请他前往襄助校务。
蔡元培也欣然前往，成了该学堂的第一任校长。
说起来，这是今日上海澄衷中学的骄傲，但更应该骄傲的是，从澄衷业学堂起步，培养的4万余学子中，有李四光、胡适、竺可桢、李达三、钱君等一大批著名人士。叶澄衷要是地下有知，应该很高兴自己当年的善举。
只是，在校长一任上，蔡元培并没有待得太久。
对这样一个高手，想挖墙脚的人多得是。
张元济就是其中之一。
此时的张元济，已是南洋公学总理。和澄衷业学堂一样，南洋公学也是新学。只不过一家私办，一个是有官家支持。说起来，还得感谢盛宣怀，没有他的努力，南洋公学也就没有出现的可能。这大概是跟他在牢牢掌控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还开始督办铁路之时，备感人才匮乏有关。因此在1895年，他就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经过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是天津大学的前身。接下来的1896年，他又再接再厉，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也许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南洋公学，但要说它就是中国知名的交通大学的前身，大家肯定知道它的历史地位。它和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
到了1897年，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这让该公学成为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
如果说，“盛宣怀之一生，总难洗尽他唯利是图而长袖善舞之恶名” (12) ，但创办南洋公学和北洋大学则给他加分不少。
张元济来南洋公学，是源于李鸿章的推荐。他出身望族世家，清末进士而入翰林。和蔡元培同情戊戌维新相比，他更进一步，亲身参与到这场变法运动之中。光绪帝曾对他破格召见。他进言的是兴办新式学堂、培养各种人才和注重翻译。不难想象，政变之后，旋被革职。原本等着坐牢杀头的他，因李鸿章相助而幸免。
中国出版家张元济
在南洋公学，张元济一开始主持的就是译书院事务，正是他想要做的内容。他着手筹划译印现代西方重要的政治、法律、理财、商务等方面的著作。
他时常向好友严复请教译书方面的问题，要求推荐翻译人才，并聘请严担任译书院总校。其中，“版权所有，不许随意翻印”，就是译书院呈请清政府公布执行的。
其所译书书目，“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效应的，首推严复译的《原富》。此书的作者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书名原文是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如果直译的话，则是《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原因的探究》，是一本‘国家理财书’，属资本主义经济学著作。张元济看到了此书的重要价值，说服盛宣怀以重金购买了这部译稿，还与严复商谈了版税问题，除了书稿费之外，再付两成版税。
“这是我国近代实行版税制度最早的实例。” (13)
等到他当上校长，他又致力于公学特班的筹办。
此公学特班，类似于有志西学的尖子班，所取学生，共42名，都是二三十岁，在中国文学方面有相当根基的人。
日后，这些学生中出了不少著名人士，如黄炎培、李叔同、胡仁源、邵力子、谢无量等。
好马配好鞍，好学生必须有一流的师资。
他把蔡元培拉到了麾下。他给蔡元培的位置，是南洋公学特教总教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班主任。
这样，两位翰林院的“前同仁”，为了中国的前途而再次聚首。
一个好汉也得三个帮，张元济又为特班另聘王舟瑶、赵从蕃为教习。
1901年9月，南洋公学特班开课，蔡元培就正式走马上任。期间，他还和朋友蒋观云等人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事务长。设本部于上海泥城桥福源里，并定“置支部于各地”。“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推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拟集合力量，编订教科书。
有这样的老师，就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学生。只是，这样的老师在当时并不多，而南洋公学作为当时名气颇大的新式学堂，也并没有完全摆脱掉旧的封建传统教育的羁绊，仍旧习惯于用旧的专制、苛刻的礼教来束缚学生。作为校长，张元济一方面要倡言维新，努力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另一方面，警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说，从抱着老祖宗不放，变成了抱着洋人的大腿不放。所以，他推崇“勿以洋文为常课”以及“勿以外人主持学事”。“在中学与西学，新与旧并峙的时代里，张元济对中华文化的关怀、更新融入了他的教育观中，并力求践行。” (14)
也正因为此，张元济的办学思想与监学美国人福开森不合，加上几年之后，南洋公学由于经费短绌，译书院及东文学堂停办，张元济不得不离开，受商务印书馆夏瑞芳的邀请，投身出版界。
这不免让人会心一笑，昔日，他从宁波帮手里挖人才，现在，他将自己作为人才，馈赠给了宁波帮。
正是在张元济手上，商务印书馆招来了各方英才，同时也引进了日资和日方排版技术，加速了商务印书馆从印刷业向出版业转型。
另外，他还主持了中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被学堂广泛采用。据称，发行总量占到全国同类教材市场份额的80％，翻印30余次，印量上亿册。
他着重译介西方著作，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走俏文坛。当时一般稿费每千字2～3元，张元济给林的稿酬，则是千字6元，而且出一部就付一部，绝对不拖欠。如此算下来，林纾十几年的稿酬收入就高达20万银元以上，合今天人民币千万以上。
真是做到了饿不死诗人饿不死翻译家。
当然，张元济对书馆和整个中国书业最大的贡献，在于创办了东方图书馆。也就在他入馆之后，夏瑞芳名义上是总经理，但逐渐淡出了一线事务。
有这样的牛人在手，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宁波帮得感激这份幸运，在这风云际会的年代，能有这些知识分子愿意助他们一臂之力，这在以前是想也不敢想，就是请也请不到的。他们大多从草根中走出来，虽然创新有余活力十足，但知识结构依旧存在着天然的缺憾。像张元济、蔡元培愿意走到他们中间来，居然跟知识分子想要“借力”民间有关，但客观上，也是对他们事业的一次极大的补强。而且，士商的结合，也改变了商人一直以来“重利轻别离”的时代底色，赋予了商人阶层新的精神内核：责任、担当、奉献、牺牲乃至公共精神……宁波帮之所以能以一个商帮的身份，在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光彩熠熠，闪亮照人，跟这些“高级经理人”给自己带来的提高，不无关系。
我们也得感谢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在失势后，并没有因此沉沦，依旧为挽救这个国家做出努力。不管是兴学还是做出版，都是利国利民的大事。一个好的社会或者国家，一方面，需要上层建筑稳定还有就是开放、民主；另一方面也需要下层民众本身具备良好的公民素质。缺一不可。兴学或出版都能带来公民素质的提升。这样，在双方的积极互动中，社会或国家才会有序而又积极地发展。
不过也得承认，这种努力不是立马就能变现的。
从开花到结果，依旧有待时日。
宁波帮还得继续为帝国的混乱埋单。
大乱之下，商人走向前台（上）
由于过早病故，叶澄衷没看到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
虽然这运动有中外矛盾加剧这一深层背景，但也是因为广大民众对西方文明的误解和不安所导致，加上天灾——黄河改道回山东后泛滥成灾以及接下来的华北大旱，还有人祸——清政府有意利用，便愈烧愈烈。
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充满着各种各样怪力乱神的表演。
除了毁铁路拔电杆，“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唯洋钱而已”，“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
如果叶澄衷还在世，尽管一辈子和洋人斗来斗去，想必也不喜欢这样的图景。
随着清政府的头脑发热，加上铁杆仇洋派的运动和鼓吹，以及各国公使决议“勒令皇太后归政”的传言，让这位在1860年就已种下对西方人仇恨种子的太后慈禧，更加恼恨，决定对义和团化“剿”为抚。与此同时，自觉有恃无恐的她，下令向多国宣战，进攻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甚至还写了宣战诏书。
“宣战诏书写得非常慷慨激昂，‘与其苟且图存，遗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又说，中国土地‘广有20余省，人民多至400余兆，何难剪彼凶焰，张国之威’！什么意思？西太后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爱国者，说我们今天受洋鬼子欺负，与其马马虎虎地活着，还不如跟洋鬼子拼一拼，看看谁打得过谁？中国就土地来说，有20多个省。就人口来说，有400多兆，要打败洋鬼子有什么难的？” (15)
京津此后乱作一团。
“阴历五月十八日，集结到京城的义和团在前门外大栅栏焚烧一家化洋货铺，火势延及大栏栅以东的珠宝市。珠宝市是当时北京最繁荣的地方，有二十几家制造钱币的炉房设在这里。炉房被毁，钱庄便汇划不灵，金融业受到了影响。当时京城有四家最著名的钱庄，它们是恒兴、恒利、恒和、恒源四大钱庄，都是由甬商经营。‘开设京都已有200余年历史’，信用最著，流通最广。由于时局不安宁，他们怕受损失，本已存歇业之想。炉房被毁，给他们提供了借口，于是同时宣布歇业。由于关系到‘京师数十万人财产生计’，因此竟是‘举国皇皇了’。” (16)
说起来，“四大恒”在1853年就已经经受过一次磨难。那时候，上海小刀会起义，间接地支援了天平天国的西征和北伐。当他们攻入直隶之后，北京城内人心惶惶，持有银票的人都想兑换成银钱，造成200多家钱铺倒闭，也有人因钱铺倒闭持票人无法兑换银钱，手中银票成了废纸一张，“四大恒”因财大气粗，还是挺了过来。
不过，到了同治末年，“四大恒”之一的恒和，大约因为世面动荡，加上资源重组，于是就关门歇业了。但恒和这个招牌，却一直挂到了1900年。
这是因为考虑到它有许多银票在外流通，一时无法收回。在那个没有报纸、没有网络的年代，铺满大街小巷的梅红纸便是传达这一歇业消息的唯一办法。然而一年、两年、三年……仍有许多票子未收回。于是，东四牌楼西边路北的一间门面房前，一个银幌子毅然伫立在风雨中飘摇了整整20年。
为了客户不受损失，20多年来，恒和不做生意，专等候人来兑款。
“从近人齐如山《北平怀旧》中记载的一则史实，便可略窥一斑。
“同治末年，四恒之一的恒和银号关了门歇业了，但他有许多银票在外边流通着，一时收不回来。彼时没有报纸，无处登广告，只有用梅红纸半张，印明该号已歇业，所有银票，请去兑现等字样，在大道及各城镇中贴出，俾人周知。然仍有许多票子，未能回来，但为信用必须候人来兑，等了一年多，还有许多未回，不得已在四牌楼西边路北，租了一间门面房，挂上了一个钱幌子，不做生意，专等候人来兑现。如此者等了20年，光绪庚子才关门。” (17)
真可谓患难见真情，逆境见人心，号称“以义取利，以信取利，以诚取利，以和取利”的“四大恒”，展现了自己诚信的风范。让人不禁感叹：“现在，可还有如此守信用近‘痴’的商家？丧失已久的诚信之魂，还招得回来吗？如果招不回诚信之魂，在诚信严重匮乏情况下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确实困难重重。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信任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易范围不断扩大，从地方扩大到国家、世界，交易大多是在陌生人之间发生，‘交’与‘易’很难即时完成，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也只能是信任经济。如果大家都不讲诚信，不讲信用，收款不付货或收货不付款，交易链条立即断裂，市场随之崩溃。由此观之，当一个社会连熟人都要欺骗以至于产生了‘杀熟’这一‘专有名词’时，足证诚信缺失已到何种程度。” (18)
这是“四大恒”给人的启示和感叹，经久不衰。
在八国联军于8月14日攻入北京之前，慈禧还有心拉上“四大恒”一把，以维持京城的金融秩序。于是紧急召见大臣。
“谓‘四恒为京师金融机关，岂可一目闭门’，传谕给顺天府尹陈夔龙3日内解决。并且明确交代，如果‘四恒’资金一时周转不灵，皇家和政府各出白银50万两先供他们使用。清政府并不担心‘四恒’的偿还能力，但办法却是要‘四恒’用各商号向‘四恒’出的借据做抵押。那时京城的大商号因向‘四恒’通融资金，都有借券在‘四恒’手里。由此也可以看出，由宁波帮经营的‘四恒’实际上掌握着当时京城的经济命脉。” (19)
不过，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他们却没有了太多的好运气。
在侵略者的大肆抢掠之下，“四大恒”遭受灭顶之灾。
据史料记载：“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仅四恒的银子就抢了3天，足见银子之多。”偿还债务之后，资产竟所剩无几。虽又惨淡经营10余年但终因实力不济“四大恒”于1910年前后关闭，北京的钱业也一蹶不振。
中国的金融中心也因此从北京移到上海。
是时，在北京的山西票号，也成了“四大恒”的难兄难弟。“京城存放大量银钱的20余座‘炉房’全被抢劫焚毁，另有202家当铺多被抢空，损失白银数百万两，仅10家得以保存。” (20)
李宏龄日后曾担任经理的蔚丰厚北京分号，急于避乱，匆忙间起运巨额现银欲回平遥总号，还未出城门即遭劫，全行尽墨。
不过西逃的老佛爷还是得到了晋商无微不至的照顾。
9月10日，慈禧和光绪抵达太原，住山西巡抚衙门。
因经济困难，难得开支，慈禧派山西巡抚召集宴请太原各票号人员，请求借款。大德恒票号应诺借银30万两。西太后一行路过祁县时，下榻大德通票号。随驾大臣董福祥则住在协同庆票号，其他人员亦都由票号安置下榻。在大德通票号为慈禧设置的临时行宫内，铺着红地毯，挂着锦缎，美酒佳肴，山珍海味，使仓皇出逃的慈禧大喜。可以说，这次山西票号在官商关系上的经营和公关，可谓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社会效益是博得宫廷内外的好评，赢得了很高的社会信誉，经济效益则是，各省解京饷款，改电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
这出自光绪的旨意。“其存放汇兑各项业务，因而迅猛发展。1906年，日升昌的14个分号共汇兑3222多万两白银，以此推算，全部票号汇兑额应在5亿两左右，其中官款为2257多万两；而存款总额约为5000万两，放款总额在6300万两以上。因此，时人讥曰：‘山西票号是清廷财政部。’” (21)
票号竟在国难当头后，一举坐大。
更不把银行的威胁放眼里。
除了钱庄，宁波帮中还有倒霉的——早已名扬海内外的北京同仁堂药店，在义和团火烧大栅栏时也被殃及。说起同仁堂，其创始人老乐家依据日后北京市档案馆的登记资料，为北京宛平县人，但也是地地道道的宁波后裔。
其祖籍是浙江省宁波府慈水镇，即现在宁波市江北区的慈城镇。
他们拿“同仁堂”做堂名，“吾喜其公而雅，需志之”，所以在开设药铺时，一定要选用地道药材，精工炮制，疗效显著，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决不拿粗制滥造的伪劣药品害人。因为同仁堂牌匾落款是康熙八年（1669），由此推断出同仁堂是一家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它最大的光荣，莫过于成为御药房的供奉，可以身挂腰牌，出入宫禁，炫耀乡里，受到同行尊敬，只是，它也曾到过破产的边缘，早在1753年，就被大火光临过。不过，到了北京乐氏十世祖乐平泉，同仁堂开始中兴。
“乐平泉还根据过去店里着火的教训，在同治六年（1867）出资购买德国水车和消防器材，办起同仁堂普善水会。还制作了水会大旗和制服，哪里有火灾就到哪里去扑救，到处都能看到同仁堂救火队的身影。
“光绪十四年（1888）腊月十五日，皇宫贞度门失火，延及太和门和库房。当时宫内水龙喷水达不到太和门的高处，这时同仁堂的救火队赶到，用德国水龙喷水，水柱直达高处，终于将烈火扑灭。慈禧得悉后大喜，传令嘉奖，并封同仁堂普善水会‘小白龙’称号，从此同仁堂更是名扬京师。每年药王生日，乐平泉必要出来主持庆祝，唱戏酬神，取得了药业领袖的地位。” (22)
同仁堂再遇火灾时，乐平泉业已去世20年。为他生了4个儿子的老婆许氏主持家务和店务。掌柜则是女婿刘辅庭。
恰好，刘辅庭也是宁波人。
也许正是得到了乐平泉的庇护，刘辅庭指挥救火及时，只烧了店面，没有延烧到后院，祖传的同仁堂匾额也被抢救出来。
到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许氏率领族人逃到太原避难，店务交给刘辅庭代理。这次，同仁堂再遭重创，而打磨厂的乐家老宅更是被八国联军进驻，结果可想而知——乐家的医书、家具等悉数被毁。
“八国联军撤退后，乐家返京重整家业，重盖了同仁堂铺面，同时向朝廷申报续办官药。此外，许氏还对店务进行改革，实行低工资加售药提成办法，以调动店里伙计的积极性。光绪三十三年（1907）许氏去世，四年后清朝灭亡建立民国，同仁堂也就结束了长达188年的御药房供奉历史。” (23)
经此一难，宁波帮需要缓上好长时间，才能顺过气来。
不得不说，慈禧可恨，八国联军更可恨。
他们奸杀淫掠，做了一堆缺德事，大概是给后人的坏印象太深，最后都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勾当，栽到他们头上。最可恨的是，他们逼清政府又签下了卖国条约——《辛丑条约》。
条约规定，中国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5亿两白银，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口，人均差不多1两。也就是说，政府做了错事，却要每个国人为它背负责任，还捎带着被羞辱了。
这笔赔款被称为“大赔款”。
此外，还有17个省的中国地方官绅分别与各国领事、教士、教民协商议定了纹银22272708两的地方赔款。其中5386000两归入大赔款。地方赔款的实际支付额为纹银16886708两，被称为“小赔款”。（还有地方与外国各种机构议定的，可能虚报重叠，流入有权人士私人口袋的2000多万两银。如果说大赔款是赔给外国政府的，这2000多万就是无法查清的私账了。）
这里还有一笔小钱，14万两银子——虽然看上去已很吓人，但在以亿计算的赔款中，算是份额很小了——是给洋枪队华尔的。前面说了，华尔跑到中国打工，临死前还没结算清工钱。这件事，一直闹到几十年之后，才被列在《辛丑条约》之中，作为义和团拳乱赔款的附带要求，折合美金18万元，由清朝政府付出。
算是政府替杨坊他们为华尔做了“国家赔偿”。
西方列强也不怕中国赔不了，因为这些白银是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根本跑不了。为此，西方列强还顺手牵羊，将各通商口岸50里内的常关税也划归赫德管理的海关税务司管理。
当然，考虑到清政府一口气也给不了这么多钱，一，可以从外国的银行团筹借。二，可以分期付款，计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10多亿两。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这也意味着，每个中国人最终要赔的白银是2两。
庚子赔款，超过以前所有赔款之总和。
至此，中国财政、经济全面破产。
再说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为1亿3037多万两。公使克林德被杀的德国反而“屈居”第二，为20.02％。
这里面有这么一个原因，在八国联军进军北京时，俄国还以镇压东北义和团运动为名，单独出兵中国东北，所以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其余的，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段“不和谐的音符”——美国人居然跳出来反对西方列强向中国索要高额赔款，认为那将把中国逼向灾难，影响列强的“可持续性”掠夺（或曰发展）。他甚至要求将赔款数额提交海牙国际法庭仲裁。此前，在八国联军侵华的过程中，美国人就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侵略，也拒绝将清政府作为自己的作战对象，而将自己定位为类似协助中国政府剿匪的角色。
列强自然一片反对，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它们还要趁热打铁，在条约中加以规定：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由各国驻军把守，中国人一概不准在内居住；
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组织，违者处死；
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惩办赞助过义和团运动的“首祸诸臣”，在外国人“遇害被虐”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
中国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并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
这些还算好的，最让清政府头大的是：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
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
至少两年内禁止中国进口军火和制造军火的材料……
这也就意味着，以前一直视西方列强为番夷，不愿意跟他们直接打交道的中央政府，对他们不能做到无视了。因为他们已经在天子的脚下了。同时，西方列强将清朝的中央政府完全处于自己的军队控制之下。
不得不说，这一条款太恶毒了，也影响深远。正因为日本在北京驻有军队，36年后的1937年，他们通过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签这个条约的，西方列强那边是各国驻中国的大使，作为胜利方，他们自然毫无心理负担，而且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清政府这边则是庆亲王奕劻，还有在两广总督任上被召回京的李鸿章。
想想也替李鸿章叫屈，每次干坏事时，总要他来背黑锅，上次签《马关条约》就让李鸿章备受指责，荣膺“卖国贼”之称，从此跳进黄河也洗刷不干净了。所以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他不下地狱，还能再找谁下地狱呢？
在这一问题上，虞洽卿也公开表态——他以鲁麟洋行买办的身份，致电李鸿章，敦促他北上与列强妥协，以便迎回两宫。
然而，这次谈判彻底地耗费了李鸿章的心力，在外侮和内疑的夹缝中，已经78岁高龄的李鸿章气恼交加，最终呕血不止，于这一年的9月27日去世。
据说，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
李经方，李鸿章继子，历任出使日本大臣、出使英国大臣、邮传部左侍郎等职。
倒霉的还有他的大儿子李经方。
这个打小就被李鸿章六弟李昭庆过继给李鸿章的孩子，很有才气，“精通五国文字，是个职业外交家，曾担任晚清驻日、驻英、驻法公使，还陪同李鸿章出使西方列国，跟着李鸿章干了一辈子倒霉的晚清外交，处处遭人唾骂——李鸿章甲午战败后奉命赴日乞和，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是他陪着去的；李鸿章在日本挨了枪子，回国后在家养伤，那割让台湾的签字，是他当替身去海上签订的；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英国人主张李鸿章趁乱拥兵自立，甩开慈禧，李经方极力赞同，而李鸿章却不同意……总之他跟在老爷子身边，一身的学问全用在丧权辱国上了” (24) 。
在时代的悲剧下，没人能独善其身。
不过，有个人却因李鸿章的去世而“受益匪浅”。据说，临逝前，李鸿章曾力荐其接任自己以前曾担任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遗折中附片奏闻：“环顾宇内人才，无出×××右者。”他，就是袁世凯。也不知是李鸿章真保举了而且保举起了效果，还是清政府无人可用之时发现了这么个人才，就在李鸿章逝世当天，袁世凯即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很快他就由署理变成实授。
这时的他，才四十出头，但他已和中国的命运一起开始了大转折。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不知道他这辈子是不是跟6和9有缘，生于1859年9月16日，卒于1916年6月6日，满眼都是6和9。不过，和他日后呼风唤雨不同的是，他在少年时运道超级不好，乡试都没有考上。本来他有机会投奔李鸿章，但他自忖以自己的名分，到李鸿章那里，人才济济肯定没有自己的好。所以他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最后选择投奔了李鸿章的下属吴长庆，从此踏上了仕途。
这一选择果真让他有了大把表现的机会。先是被派到朝鲜，在朝鲜“壬午兵变”中崭露头角。其时的朝鲜，是清朝的藩属。但在日本人的狼子野心面前，已有不保之势。袁世凯去朝鲜，正为阻止日本借机生事。“壬午兵变”后，在朝鲜国王的要求下，他受命帮助朝鲜编练新军，并延请在德国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王得功为教官。经过月余的训练，这些士兵就“技艺娴熟，步伐整齐”，他因此深感西方军事教育的先进性，萌发了改革中国传统军事教育的思想，日后的“练兵”也由此而生。
1884年，朝鲜政局再次变动不安。开化党人金玉均在日本公使支持下，12月4日以邮政局开业典礼宴会为契机，与朴泳孝、洪英植等人一起发动了“甲申政变”，并清洗了多名守旧派大臣。袁世凯当机立断，在未来得及请示政府的情况下，自行派兵入宫镇压。这次甲申政变仅过3天便告失败。日本人想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因此被粉碎，清政府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也得以维系。延迟到10年之后，日本人才宣告得手。
他的表现再次为自己赢得加分，被清政府正式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以道台升用，加三品衔。更重要的是，李鸿章对其赞赏有加，遂有“知兵”之名。
这也让他终于有了“曲线救国”的机会。日后，他利用李鸿章的赏识，甩开顶头上司——淮军大将吴长庆攀援上了李鸿章。也正因为投靠李鸿章，曾在咸丰十年大败太平军英王陈玉成于华子岗的吴长庆，竟郁郁而终。
这里得再提一下张謇。和袁世凯一样，做过吴长庆幕僚。不过那是在他当上状元很久之前的事了。同样，他也因此随吴长庆奔赴过朝鲜。如果袁世凯在朝鲜主要带兵，他则是吴长庆的“文胆”，帮吴起草过《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强硬政策。正因为此，受到翁同龢等人的赏识，才得以在慈禧六十寿辰特设的恩科会试中，一飞冲天。
一开始，张謇对袁世凯赞赏有加，曾说过袁世凯是谢幼度也就是东晋名将谢玄那样的人物，也正是在他的推荐下，袁世凯才先后被吴长庆任命为先锋营管带等职务。不难想象，当他看到袁世凯弃吴长庆而转投他人，是何等的悲愤，为此写信与袁世凯绝交。
对袁世凯来说，这种压力倒可以承受。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正因为投靠李鸿章，《马关条约》签订后，巨大的反李声浪，让盛宣怀不寒而栗，也让他受到牵连，只得回乡赋闲。好在这次赋闲并没有太长时间，几个月之后，他就被一纸诏令调到天津小站督练新军。
这得益于一个名叫汉纳根的德国人。甲午战争中著名的大东沟海战，他正是北洋水师副提督，表现颇为英勇，事后被赏加双眼花翎、提督衔，并赏穿黄马褂。当朝廷上的官员还在互相指责并攻击时，他却向中央提交军事改革的建议，提出了整顿海军的八项措施，也提出立即编练新式陆军，对日实行持久战略……一个外国人，千里迢迢地来到中国，搞得比中国人还爱中国。说起来，这真让国人汗颜。他懂军事，但他却不懂中国的政治。李鸿章自然不同意他掌握军权，盛宣怀也说：“专任汉纳根，不归华帅节制。”在多方的疑虑之下，汉纳根的计划虽然没有被废，但被大大缩减。
“中央最后确定的规模，是编练10营‘定武军’，分步兵、炮兵、工兵和骑兵4个兵种，人数约5000人。‘定武军’最初屯驻马厂，后因营房不足，迁移到小站原‘自强军’的营盘，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几乎全盘西化的军队。这支新军的两位主官，（原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从未带过兵，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削尖脑袋想离开这是非之地；汉纳根则感觉‘拟办各节，事多窒碍’，也搞得灰心至极。没几个月，胡燏棻终于如愿以偿，调任津芦铁路督办。而心灰意冷的汉纳根，干脆下海经商。
“机会之门就这样为袁世凯敞开。” (25)
说起来，袁世凯能得此任，除了外部原因，还有他本人在变法图强上的决心。今天，很多人因为他在戊戌维新中站队慈禧导致变法失败，从而一并否定了他在变法上的努力。和康有为、梁启超比起来，他变法的欲望也不见得落后于他们。也许正是在朝鲜的经历，让他加深了对日本警觉的同时，也迫切感觉中国自强的重要。当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他也作为发起人之一而加入。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维新派一开始是把他当成了“自己人”。想必光绪也记得，就在甲午战争后，从朝鲜回国的袁世凯在觐见自己时曾当面请求变法。他的建议让光绪颇感振奋，特别要求他将这些建议都写进《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缮折》里呈奏上来。在给帝师翁同龢的说帖里，袁世凯更是指出，中国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而变法的核心方案，是用人、理财和练兵——去天津小站练兵，显然符合他的变法理念。
在胡燏棻调任之后，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名义接替，遂将“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扩充至7000人。
此成为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开始。亦成了“北洋系”的开始。
他为此投入了相当的热情。
一方面，袁世凯极力采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以增强新建陆军的战斗力——这也是他被光绪及康、梁相中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他却仍然因袭湘淮军阀的旧习，固守“兵为将有”的成见，把军队紧紧控制在自己手中。除了聘德国军官10余人担任教习，又从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加上其行为处事方式，跟李鸿章掌控淮军也别无二致，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称其为“淮军余孽”，也把这些新军看成是李鸿章留给袁世凯的丰厚遗产。
不得不说，袁世凯小站练兵，为其练出了一批精兵强将。“也正是这一批班底奠定了北洋军阀集团的人才基础。这批人中当到各省督军以上官职者有34人，其中包括4位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1位行使总统职权的临时执政（段祺瑞）。从1912年3月13日至1928年6月3日，北洋政府46届政府总理中，有9位17届总理（唐绍仪、赵秉钧、段祺瑞、徐世昌、江朝宗、王士珍、靳云鹏、张绍曾、贾德耀）曾跟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或在‘北洋六镇’出任过官佐。” (26)
正是看中了他手中的枪杆子，仅靠着一个“光杆皇帝”的维新派，在戊戌维新中想起了拉拢袁世凯。希望“自己人”能起兵勤王。光绪甚至将他擢为直隶按察使，仍主持练兵。只是，面对着维新派所追求的“大变、全变、骤变”，袁世凯却有自己的成熟考虑，他认为先要搞试点，功成后再“循法推广”。只可惜光绪并没有采取他的建议，让他对康、梁的做法觉得很不保险，最终选择了背叛。“站队”慈禧显然为他赢得了回报，与此同时，这份回报也让他在维新派那里受到更多的诅咒和妖魔化。
在戊戌维新后，清政府以荣禄为兵部尚书，节制北洋海陆各军。荣将京津一带驻军合编为“武卫军”，分前、后、中、左、右五军。与此同时，将袁世凯以道员衔训练的新建陆军改编为武卫右军。
名头换来换去，改变不了袁世凯的实际控制。
这种结果显然超过了清政府的打算。
本来督练新军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结果国家军队却被私人占有了。到最后，“只知袁宫保，不知有朝廷。”
可以说，小站练兵是中国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从此，袁世凯声名鹊起，扶摇直上。
39岁时，他升任工部右侍郎。很快，他又在义和团运动中，接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年仅40就首次出任方面大员。
但得老实说，说起这个山东巡抚，简直就是一坑爹的职位。
前有李秉衡，因德国人的军舰威胁，被革职，换成了张汝梅，屁股还没坐热，就被朝廷以贪污腐化的名义，革职。最后换成了这位满洲大人毓贤。毓贤虽是酷吏，但其在山东做官20多年，以善治盗，手段严厉，为上司嘉赏，而河工尤为熟手。也就在张汝梅手下时，他曾提出“化私会为公拳，改拳勇为民团”的意见，企图解散义和拳或把它并入地主民团，改变义和拳的性质。也正因为此，很多人将他误作了纵容义和拳之人。加上其极端仇洋，结果竟被八国联军指为罪魁祸首——毓贤先是被革职，发配新疆，刚到甘肃，清政府即行正法的诏书就追了上来。最后在1901年2月22日，被斩于兰州。
相比毓贤，率领自己的“武卫右军”前往济南的袁世凯，更坚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一改毓贤的处理方针，驱赶拳民，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带。
“袁世凯上任之初，济南府的西南部已经发生了义和团的暴乱，义和团残杀了英国传教士布鲁克斯。袁世凯已经预料到这种野蛮的屠杀政策将导致的严重后果，所以他在山东全省打击义和团的势力，并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安全。袁世凯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上任之后，山东没有一个外国人被义和团杀害，在他的协助下，在山东的外国人要么逃离山东，要么被他保护起来。” (27)
他这种明显的亲外政策，虽然让当时的慈禧颇为不满，但也为他赢得了一定国际势力的支持，得以在日后的各种政治危机中转危为安。
不过，1900年春的一场透雨，终于将那些饥饿的农民拉回了田地。而百里之外的直隶，雨水终究没有到来。在那里，义和团继续狂热地向前走着。也就在八国联军的战乱中，袁世凯努力维持山东的稳定，并加入东南互保，使山东免遭涂炭。
他终于从山东巡抚的位置上，功成身进。
在小站练兵之后，天津再次成了他人生的福地。
大乱之下，商人走向前台（下）
此时，天津，这个古老帝国的北方城市，正在进行着一项前无古人的实验。
“自庚子年始，国人就用自治的手段，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发现，没有朝廷，他们同样可以自治，而且更加便利。
“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拳乱之后，天津商人联合起来，以自治，克服了天津金融危机。天津八大家，其中杨家、石家、卞家、李家、王家组成天津志成银行，发行可全兑换的纸币，以缓解货币短缺，给商人提供贷款。
“此前，袁世凯曾就此问题，向朝廷请求救济，但空无所得；向外国银行贷款，列强又提出乘人之危的要求。袁只好转而求助于天津这些富家大族。” (28)
从本末边缘，到为高官所求，这种感觉，简直爽极了。
也正是这样的自治实验，让天津这个天子的渡口，因乱世而设，再次因乱世挺身而出，成为帝国的明星城市。
那年，大明燕王朱棣为争夺皇位，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他率领大军从北京出发，在三岔河口渡河，后突袭沧州打了胜仗，为自己在1403年登基称帝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这个三岔河口，正是南运河、北运河、海河三流交汇之处。自古以来就是南北漕运的集散地。商业地位优越，离京城近在咫尺，加上又多少为了纪念自己的胜利，朱棣决定在此筑城设卫，并在群臣献名之后，朱棣选中“天津”二字，意为“天子渡津之地”，天津由此得名。又名天津卫。此卫乃明朝的一种军事建制，天津共设三卫，驻军16000多人。在天津设卫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巩固北疆，看住天子的门户。1404年12月23日，天津开启了新的历史。它也由此成为中国古代唯一有确切建城时间记录的城市。到了清朝顺治九年，天津左、天津右两卫并入天津卫，三卫合一。
日后，经过数次行政规划调整，它在雍正九年由州升府，下辖天津、静海、青县、沧州、南皮、盐山、庆云六县一州，成为畿辅首邑。对这样的城市，西方列强不能不看重。1860年，在《北京条约》中，它被增补为通商口岸，自此，西方列强在此设立租界。它也因此成为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洋务运动的基地。随着直隶总督在帝国行政权力之中的比重加大，10年后，它和营口、烟台的口岸通商事宜，被一起划归直隶总督管理。与此同时，同治还将北洋通商大臣一衔授予直隶总督。自此直隶总督多驻在天津，在冬天外贸淡季，才回到原有的驻地，也是直隶省城保定。
在袁世凯到来之前，天津得感谢李鸿章。正是在他的手下，奠定了天津的交通、实业格局。这里有外国通讯社眼里“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火药厂”——天津机器局东局，有唐廷枢主持的中国最早的上市公司——开平媒矿，更有与周边矿区、城市以及帝都相互勾连的铁路……就连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也为天津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招商局总部虽然设于上海，却由李鸿章在直隶遥相牵制，天津是招商局开辟的新航线中举足轻重的一个节点，通过直接与外商竞争，这座城市找到了新的发展契机” (29) 。自然，袁世凯也得感谢李鸿章，他在小站练兵时需要的人才，也是来自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除此，李鸿章还创办了天津水师学堂，并聘请严复为总教习。《天演论》就在此脱胎成型。
说起来，它距今也有600多年的历史。说长很长，但比起帝国首都北京，以及历史中的明星城市，西安、洛阳……它又年轻得可以。当中国的北方城市，大多陷入到古老的窠臼无法自拔时，相对年轻的它们，经过西风美雨的吹拂，比较容易转身。
也正因为特殊的商业以及政治、军事地位，天津也出现了不少豪门家族，比如远近闻名的“八大家”。但和宁波帮的“四大恒”相类似，“八大家”具体指谁，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相传从咸丰初年也就是1851年以后开始，社会上流传着一个有关八大家的口诀：韩、高、石、刘、穆，黄、杨、益照临。口诀意味着公认，说明此时被社会认可的八大家就是口诀中的那几位。其中，承办盐务起家的是“振德黄家”“益德裕高家”“长源杨家”“益照临张家”，从事海运业起家的是“天成号韩家”，从事粮业起家的是“正兴德穆家”，粮商兼大地主起家的是“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些豪门依旧依托于中国传统商业而光大。如果中国一成不变，他们的门楣也将光耀如昔。然而在全球化市场年代，这无疑是条末路。日后“八大家”的成员便在所难免有所更替，旧的逝去，新的形成。而这些新的富豪们，在延续“八大家”荣光的同时，也在积极找寻新的出口。就如，合伙创办天津志成银行。
不管八大家到底是韩、高、石、刘、穆，还是杨、石、卞、李、王……他们的存在，充实了帝国的“乡里空间”。自秦汉统一之后，中国就出现了特色鲜明的“双轨政治”，由自上而下的“皇权”与自下而上的“绅权”构成，前者属于“皇帝”，后者属于“士绅”。“由于‘皇权’不下县，乡村基层社会的治理就需要依靠‘士绅’，而‘士绅’在地方事务上的发言权可以不依赖于当地的官吏，而是凭着自己的权势——如科举获得的功名，与上层官僚的良好关系以及由知识和财富带来的霸权——修改政令，影响治理。” (30) 只不过在皇权恶化的明清，绅权被逐渐压制，乃至不伸。当中央大员在庚子事变中卖国的卖国逃跑的逃跑，到最后求救济也空无所得，然而，因此突然出现的皇权真空，却也如搬开了压在草根上的石头，绅权终于又有了出头的日子。
天津商人阶层的自觉，给袁世凯的震撼也显然不小。这个推崇“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的地方高官，终于在这个年轻的北方城市，找到了落实自己维新思想的宝地。戊戌维新的失败，意味着一国变暂时实现不了。但在一国之变实现不了之前，不如通过一省之变，进而寻求一国之变。
对天津，他自然青眼有加。
为了发展天津，他甚至将直隶总督署从保定迁到天津，从此长年留在天津。随着他的统治重心的偏移，这座城市的地位已经不言而喻。
他也就此靠近宁波帮。
除却上海，天津应算得上宁波帮的又一商业重镇。
如果攀攀关系，两者之间的接触也是源远流长。
明嘉靖年间，就有宁波人组建船队从水路北上天津卫，为朝廷运送进贡物品，还北运茶叶、丝绸、毛竹、瓷器、纸张等货物，此为两地交往之始。尤其是沙船的出现以及“北号”的建立，意味着宁波帮结帮北上天津卫，“早不过乾隆晚年，晚不过嘉庆初年”。即以嘉庆继位时的1795年算起，宁波商帮在津也为时不短了。虽然外国轮船势力大举侵入中国，一度让沙船的生意一落千丈，但漕粮由河运改为海运，却给了宁波帮打翻身仗的机会。1853年，浙东首次海运漕米入津。
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利好的因素，那就是清政府在三岔口设有漕运局，专司河道运货等事务。漕运局总办为宁波人张友堂，曾给同乡不少便利。
只是，在1870年之前，宁波帮在天津还不成气候。因为北号在天津不设分号，只派庄客经理业务。“他们大多春来冬返近似于行商。庄客们一般在天津不购置店面及房产，而下榻于天津商人（或粤帮）开设的客货栈内。如当时长驻津门的宁波商帮头面人物要属来自慈溪的童承初，他身为‘北号’股东，但从未在津门购置不动产。” (31)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说，慈溪商人严应翘。他早在清顺治年间就定居天津卫，卜宅于西北城角文昌宫以西，地名四棵树，宅后临倭瓜园。严氏前后十一代，凡三百年，均居于此。但比起世居天津、从祖上起就在三岔口居住的天成号韩家，一开始算不得什么。直到他的孙子严宇香出现。
严宇香，年轻时帮别人经营盐业，到咸丰初年自己占有引地，行盐于顺天府，即今河北省三河县。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侵入天津，严氏全家避难于三河县的段家岭。两年后，就在这里生下了儿子严修。日后，他的这位儿子将在天津表现卓著，成为中国最大的“私人教育集团”的创办人。而他本人，也于1870年就任长芦盐区纲总，在盐务上开始大权在握。
天津的开埠，显然也吸引了宁波帮。在上海接受过国际化锻炼的他们，也从1870年之后，一拨接一拨地涌入天津，又一拨接一拨地扎根下来。1872年，严信厚被胡雪岩当作了“投资”，推荐给了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自此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仅当上了天津盐务帮办，而且还开设了物华楼金店，经营金银珠宝首饰。这可视为宁波帮在天津经营门市商店的先锋。前面就说了，严修是严信厚他爸严恒的族孙，曾给其《听月山房七巧书谱》撰文并书跋，那严信厚还得叫严宇香一声兄弟。
当然，更多的宁波人在天津所从事的职务，是买办。曾在叶澄衷的上海老顺记商号任司账的王铭槐，1879年被派往天津之后，经过多年的经营，成为了天津的巨富和四大买办之一；还有一个严氏，镇海人严蕉铭。他初在上海美商旗昌洋行任买办，1882年来津，历任顺全隆、禅臣、绵华、立兴等洋行买办，在天津洋行买办中颇具声望，为早期在津宁波帮商人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有个镇海老乡叶星海，曾就职于上海美隆洋行，期间结识德国商人吉伯利，1887年同至天津创办兴隆洋行，任买办。
这些宁波人利用自己在上海学习到的经验，在这块帝国的“开发新区”里巧取豪夺，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地。除此之外，他们还紧密团结，共同发起建立天津浙江会馆，位于北门内户部街，为全浙同乡定期团拜聚会之所。自1885年至1920年间，由严蕉铭担任会馆主持人。正是这些努力，他们尽管来津时间不长，不足以成其世家，却将宁波帮打造成了“八大家”之外的第九势力。严信厚虽然日后南下，但有严蕉铭、王铭槐和叶星海，宁波帮在天津的势力并不弱于广东帮、潮州帮、山西帮以及河北冀州帮。
当天津成为宁波帮的又一商业重镇，宁波帮不可不与袁世凯发生亲密的关系。而当宁波帮成为天津的又一重要商业势力时，袁世凯同样不可不对其热烈欢迎。
好歹，作为源丰润的老主顾，为了发展天津，他也离不开源丰润在天津的分号。
不过说起来，在这些宁波人之中，袁世凯最要好，在精神追求上最投缘的朋友——
应是严修。
现在再提起严修，他的宁波人身份，其实应该打个双引号。
因为他算不上正宗的宁波人了，如果填籍贯的话，他要填的，应该是天津。
出生地，河北三河。
严修，字范孙，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
他得感谢自己的祖父严宇香，除了在世道日下的年代勉力维持着整个家族的生存，其人还禀性慷爽，有任侠之风，肯于急人之难，在家境并非宽裕之时，赒恤亲友也从无吝色。此一品格曾给幼年的严修以深刻的印象。
严修3岁时，祖母逝世，才从三河迁回天津。6岁，开始入塾，从查帖青读书，开蒙课本为《龙文鞭影》，因能属对为老师所称赏。
“就教育背景而言，严修与封建王朝时代应试求官的士大夫并无二致，饱读圣贤经典，沉浸科考之中，年仅24岁便登上科举顶巅，进入翰林院。他受益于来津主持问津书院的‘清流’领袖张佩纶，并由此结识李鸿章和张之洞。青年严修显然更倾心于抱持‘经世致用’之学的张南皮，这与他作为盐商家子弟追求实用价值的求知取向不无关联。与众不同的是，严修在应试科举的同时，尚有一条求知‘副线’：对于算学兴趣浓厚。早年他师从陈奉周学习算学，‘平日于代数、几何致力最深’，后来任职翰林院仍旧兴味不减，以至于出任贵州学政期间竟将算学题列入书院考题之中，曾求助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算学讲师到黔执教，任满归途中又在沪上选购《五纬捷算》《圆锥曲线说》等相关书册。其偏重‘实学’的自觉，较之甲午战后风气大开士大夫整体‘学术转型’，明显提早了十多年。” (32)
也正是对这条“副线”的热衷并坚持，让他在贵州学政一任上，还提出了其时颇为惊世骇俗的一个主意：奏开经济特科。
前面说了，所谓经济特科，类似于“博学鸿词”，是一种特科考试，本意是要选拔一些懂点西学或者治国强兵非常之术的人才。意思说到底也就是，只要有真才实学，凡在政治、经济、外交、算学、格致、制造等方面有专长的人才，不必经过科举正途，也可量材取用。凡录用者以进士出身授予官职。
这个主张可以说是自隋朝实行科举以来的大突破，一时震动朝野，得到维新派人士的一致赞赏。
梁启超甚至称之为“戊戌变法之源点”。
其时，贵州还是地处偏远，民贫土瘠之地，一向为人所轻视，却出了这么一种石破天惊的声音，贵州人民不禁为之一振。
不过严修也为自己的超前付出代价。
他开罪了自己的恩师和翰林院顶头上司徐桐，事实上断送了他前期的京官生涯。
“作为当时的改革派人士，他骨子里跟康梁没什么区别，只是对教育救国更加热衷，由于对变法的政治操作卷入不深，政变后赋闲，没有受到惩罚，后来成为南开的创办者。这里，‘经济’的概念，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某一种‘经国济世’的意思，非后来从日本转口的‘经济’（economic），但已经开始有点接近了。可是，经济特科的提议，由于维新变法命太短，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胎死腹中，一直等到闹出了庚子国变，逃到西安吃羊肉泡馍的西太后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洋人并不在乎中国的统治者是谁，为雄为雌，反过来打算再搞新政时，才重新提上日程的。” (33)
逃过一劫，加上自家兄弟中年早逝，使得严修不得不收缩“外务”转向营家置业。除了创办工厂，还有就是兴办学校。
只是兴学应是个长期的艰巨的规划，他得先从家塾做起。
也就在这一年，他遇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张伯苓。这个比他小16岁，身高一米八五的天津本地人，日后南开大学的创办人，是他一辈子志同道合的伙伴。
张伯苓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严复的学生。当年5月，他随“通济”轮送清政府官员去山东。清政府接受日本占据的威海卫，旋即拱让给英国。胡适曾在《教育家张伯苓》一文中记载，张伯苓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天，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深受刺激，立志一生以教育救国，“欲救危亡，非造就人才不可；欲造就新人才，非兴办新教育不可。”
只是，他弃职回乡，却无法完成自己当上一个普通教师的心愿。因为那时天津教育界还是科举一统天下，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西学思想根本不能被同行和学生家长理解。几年下来，换了几家书院，还是寸步难行。22岁的他正在彷徨无措之际，遇到了和他一样辞官回乡，决心以教育救国的严修。
虽然两人年岁相差较大，根本就是两代人，但严修特别欣赏这个年轻人脚踏实地、坚忍不拔的做事风格，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他。
“1898年10月，严氏家馆开业。‘老板’严修聘请张伯苓做学监（院长），教授英文、数学、自然科学等西学知识，开津门西学之先。从教十几个孩子入手，严修、张伯苓开始了一项影响后世的大事业，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难得而奇特的组合。” (34)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严修，就没有张伯苓，也不会有南开。
严张可谓绝配。
不过，对严修来说，他的教育事业还需要一个人——那就是其时正权力炽热的袁世凯。如果说遇见张伯苓，是为自己的事业打下根基，那么，遇见袁世凯，则是为自己的事业，狠狠地添了一把柴加了一把火。
两人认识差不多也在1898年。那是6月间，在好友徐世昌的引介下，严修于天津小站结识了在此练兵的袁世凯、段祺瑞等人。
一方抱着教育救国的态度，一方是以“用人、理财和练兵”作为自己变法核心的新进军人，彼此印象颇佳。
用人，不仅意味着要善于招揽人才，更要善于培养人才。严修肯定喜欢袁世凯的理念，袁世凯也肯定认可严修的办学努力。但一在天津办家塾一在小站以练兵为主，两人似乎很难有合作的机会。没承想山不转水转，袁世凯会在外任上兜转一圈之后，却驾临了天津这座城市，而且还是直隶的一把手。兴学于是成了必然。
“他就任直隶总督时，专门在保定创办课吏馆，开政治、财赋、洋务、河工四科，在天津则创办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培养法律专业人才。与此同时，他也与士绅们联手创办教育。接管天津4年后，他创办的各类大学堂、高等学堂、医学堂、工业学堂、农业学堂、师范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女学堂及各类专业学堂已达数千所，如果加上武备学堂和巡警学堂，入学人数高达十万以上。” (35)
正是在用人上的高明，天津在百废待兴的直隶，率先走上了正轨。
严修有幸遇上了直隶教育的好时光。正是在袁世凯的放手支持之下，1902年，他又惊世骇俗地在自家创办了严氏女塾。
开始时学生主要是严氏家属，包括女儿、侄女、儿媳、侄媳以及四姓近亲的女儿，年龄从10岁到20岁不等。
上午学缝纫、洗衣、织布，下午有国文、英文、算术、日文、音乐、图画、手工等课程。该校初创时，聘日籍教师川本教日语、音乐；山口教手工艺；野崎教劳作。除日籍教师外，担任初小教师的有韩升华、韩咏华等人，担任高小教师的有华海门、戴育三、张星六等人。所用教科书和教具，也多是严修从日本带回的。
严修还亲自授作文课，并编写《放足歌》，教女塾学生演唱。
就在同年10月，祖籍安徽歙县，清初因避兵变迁来上海的吴馨，弱冠入邑庠，不过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在1897年开办师范班后，他即弃科举而学师范，潜心研习教育理论。毕业后立志振兴女学，后扩充小南门花园办家塾，创办务本女塾，任经理。这是上海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他认为“女子为国民之母，欲陶冶健全国民，根本须提倡女权”，故“取塾名为务本”。吴馨厘订章程，着重灌输爱国自立思想，培养学生从事家政之能力。年内学生即由7人增至40余人。
想必两人相见，一定会惺惺相惜。
我们不能否认的现实是，在那男尊女卑、闺范森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推行女学，自己首先得对女性持有尊重的态度。
严修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他编写《放足歌》教女塾学生演唱，源于他对缠足妇女一贯表示同情，曾力倡女子放足，求妇女获得解放。
除此外，严修还反对嫖娼、征妓、纳妾等社会不良习染。他不仅自己“终身耻作狭邪游”，而且规谏好冶游（嫖娼）者朋友。
他特别反对身为教师者逛妓院。
昔日天津许多小学教员染有如此不良行径，他谆谆告诫：“道德堕落，何以表率生徒？精神疲敝，何以勤思职务？”
其次，推行女学，也必须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因为它肯定会遭到卫道的顽固派和封建习惯势力的强烈反对。此前，晚清女学，自19世纪40年代就已开始，但直至19世纪末，还主要是外国传教士经营。19世纪末，传教士开办的女学堂在中国各地已有数百所，但真正进入这类学校的女孩子，基本上限于下层平民阶层（孤儿和上不起学的穷人），女学没能影响中国上流社会。
正因如此，严修创办女学，《大公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
与此同时，他开创了天津女子教育的先河。
也可以这样说，严修和吴馨等人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女权运动的兴起。而中国的女权运动最初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一个是不缠足，另一个就是兴女学。
中国女权运动的首倡者——吕碧城，便曾投身于兴女学之中。就在严修创办了严氏女塾这一年，袁世凯也授命其幕僚傅增湘负责在天津兴办女子学堂。祖籍安徽旌德，曾和秋瑾一起号称民国时期“女子双侠”的吕碧城，初到天津矢志求学，不想误打误撞进了《大公报》，文名日盛之时，正是在严修的举荐之下，和大姐吕惠如、二姐吕美荪一起加入了女子学校的筹办。1904年11月7日，北洋女子公学正式开学，这是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女子学校，吕碧城任教习，同时兼管全校事务。1906年6月13日，北洋女子公学改名“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吕碧城出任监督，相当于今天的校长，成为中国近代女性任此高级职务的第一人。此时她年仅23岁。
严修的兴学实践，让袁世凯大为赞赏。1904年春，袁世凯友请严修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也就是主持直隶学政。这也意味着，以前严修只是在民间呼应袁世凯的“用人”理念，现在却要成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直接助袁世凯落实他的理念。尽管戊戌变法失败让严修对朝廷早已心冷，但架不住袁世凯心诚，再考虑到自己毕竟是乡绅，要为地方尽一份责任，所以就此从命。
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和张伯苓赴日本考察教育。
日后袁世凯在教育上的主张，多出自严修，袁世凯尝言：“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吾供指挥而已。”听上去很谦虚，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严修的重要。
在日本，详细考察日本学校的学制、定员、经费、课程设置、教学法、教学设备，等等，并广泛接触日本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这一次日本之行，为严、张的教育救国理想，找到了可供借鉴的近代教育模式。一回来，他就将严氏家馆与天津另一大盐商王奎章的“王馆”合并，建立敬业中学堂，即南开中学前身。
学校经费由严修和王奎章共同分担。
1905年，严修又参照日本的模式创办了严氏蒙养园（幼儿园）。这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幼儿园之一。同年，他还开办了“保姆讲习所”。这是全国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学校，为京津培养了第一批幼师人才……
天津教育由此兴起了一个高潮，并走在全国前列。
严修得庆幸自己遇上了袁世凯，没有袁世凯北洋系这个实力集团的鼎力相助，他的兴学实践很难取得更大的成功，当然，袁世凯也需要他的兴学实践，“甚至不妨说，直隶教育的勃兴本身即是北洋‘政绩’的一个组成部分。” (36)
在某种意义上，两人的“结合”，也是各取所需。
正是从天津频繁发出的捷报，“缔造着袁世凯的个人神话，也映衬着帝国的无为。天津成为袁世凯极大的政治资本，他不断地被委以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与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财务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 (37)
这些委任在1905年7月1日掀起了高潮。这一天，清政府命令袁世凯乘火车北上京都，商讨宪政。而在一天前，他的政敌之一、三朝老臣王文韶以年老为理由，辞去了军机大臣差使，他的挚朋好友徐世昌则入直中枢。
这个帝国迎来了袁世凯时代。
“贵人”袁树勋
就在袁世凯在天津谋求一省之变时，国家也在谋求一国之变。
有时想想，一省之变与一国之变虽可次序进行，先一省而后一国，但若没有国家在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层面上予以支持，一省之变的效果往往会大打折扣，有时甚至无疾而终，或中途夭折，哪里会轮到袁世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封官行赏。
首先，再次外逃的慈禧对西方的仇恨，犹如多年前在咸丰身边听闻圆明园被毁时，不曾消减。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生活无疑又一次教训了她，加深了她对苦难的记忆。说起来，她也并非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就在西安吃羊肉泡馍时，她也反思过自己的荒唐行为。
她再一次以行动绝妙地再现了，帝国政府被抽上一鞭子，才能勉力向前一步的陋习。但这一次却亡羊补牢，还不算太晚。
你说她是被打怕了也好，是幡然醒悟了也好，或者就像美国的政治学者亨廷顿曾经说的那样，“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将会迅速地变成真诚的改革者，她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她对保住权威的真诚，保住权力的真诚”。
“总之，清朝随后推进的每一项改革，都是在慈禧的关照和默许下逐渐推进的，其中的许多措施，不仅实现了百日维新的目标，而且完全超过了当时康梁的胆识。
“例如：1900年12月，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变法诏书》：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其改革内容为‘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并说‘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这对官僚大帝国的批评可谓切中肯綮。
“慈禧晚年的这番振作革新，往往被教科书一笔带过。” (38)
1901年1月7日，惊魂未定的她，在袁世凯的陪同下，和光绪一起从保定回到了一片瓦砾的北京城。
回来后，在慈禧的主持下，清政府接连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从此，清末新政就在全国全面推开。这一年8月29日，清政府停止了武举考试，9月11日又下令各地兴办军事学堂，9月12日接着命令各省裁汰旧军，正式编练“新军”。早就“实验性”地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军的袁世凯，也借此更上一层楼，在保定创办了培养基层军官的北洋陆军将弁学堂。日后，北洋陆军将弁学堂改名为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又改称北洋通国陆军学堂、陆军随营学堂，这便是保定军校的前身。
与此同时，巨大的财政压力，让清政府终于放开了对商人阶层的压制，转而给予商人应有的支持。1903年7月，朝廷专门设立了商部，作为中央政府制定商事法及相关法律的主要机构，下属设立了商务局、劝业道、商律馆、商报馆、公司注册局、商标局等各级商务行政机构。为了表达对商人的重视，清政府虽然没钱以财政支持，但是可以给荣誉称号，所以又发出了一堆“帽子”。
在专门公布的《奖励公司章程》中就明确写着，“现在朝廷重视商政，破除成见”，于是规定，奖励之大小视集股之多少而定，集股5000万元以上者，奖予商部头等顾问官职，并加一品顶戴；集股2000万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一品顶戴及双龙金牌，1000万元以上封男爵，500万元以上、800万元以下者，则奖予商部四等顾问官，加四品顶戴。
与严信厚等人一起创办中国通商银行的张振勋，便因集资招股和捐献“贡献尤大”，被授予侍郎衔三品京堂候补、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太仆寺卿。
这个太仆寺卿，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副职。
除此之外，他这辈子前前后后，三次受慈禧、光绪召见，所创办的公司享有免税3年、专利15年的特殊待遇，其葡萄酒企业“张裕酿酒公司”的金字招牌则是翁同龢题写。身为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又历任粤汉铁路、广东佛山铁路等央企总办。他还以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身份率团出访南洋，呼吁“勿分畛域”，“视同一体”，召集华侨归国投资。每到南洋一处，“悬灯结彩，高挂龙旗，行者塞途，马车轰轰。观者如堵，极一时之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量华人因此携资回国。
在受慈禧、光绪召见的过程中，他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奖劝实业和筹办南洋劝业会的建议，受到了慈禧、光绪的封官褒奖。
以上种种殊荣，对一个只读过三年私塾，从未参加过科举的商人而言，是人生未得之体验。同时，对整个商人群体而言，这种重商政策，自秦始皇以降，也是千年一见。在经历维新失败、辛丑动荡的“倒春寒”后，商人们的心花终于怒放。
似乎一好百好。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法律也孕育而生。
1904年1月，商部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这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法。此后，商部又颁布实施《商会简明章程》等一系列商事法规，建立了第一套比较完整的商法体系，意味着中国公司由沿袭千年的特许主义，进入了现代商业的准则主义。
自《公司律》等法律出台后，中国有了正式的公司数量统计。
“1905—1910年间，年均设厂数分别超过洋务运动30年间所设厂数的20多倍与甲午战争后的2.5倍，投资额分别超过5.7倍与2.9倍。民间投资范围也更为广泛，除原有的缫丝、棉纺、火柴等产业有了较大发展外，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工等产业也有了民族资本企业的出现。股份制公司到1911年时已达977家。” (39)
风助火威，火助风势。依旧在天津，商人阶层不满新成立的天津商务局，认为它们办事不力。政府的初衷虽好，但这种官办机构难免亦有官家的通病。趁着袁世凯有求于自己，他们甚至提出解散商务局，代之以商人自治的商务公所。由官办到民举——天津的自治努力又添上了重重一笔。
当天津这座北方的城市都在高歌猛进，上海岂可无动于衷？
如果说天津因袁世凯而光辉一时，别忘记了上海也有盛宣怀。
此前，长袖善舞的他在中国政局上像是个不倒翁。1900年前后，他更是当上大理寺少卿兼中国电报局总办。他对电报局的经营，让他成了庚子事变中的又一赢家。在战乱时期，他所掌握的电报局，成了逃亡的清政府与外界沟通信息的唯一渠道，以及北京议和代表、西安行在、各省将军、督抚和各驻外公使之间电讯交汇的总枢纽。也正是受到看重，1900年，他被清政府任命为商务大臣，在上海修订对外商约。
和以往不一样，出现在盛宣怀谈判桌前的，多了一个以英国商人为主体的“和明商会”。该组织在英国谈判代表到达之前就对有关情况做了详细调查，并为英国谈判代表马凯准备了充分的谈判材料。中、英双方开始谈判前夕，马凯很快就拿出了以“和明商会”意见为基础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先发制人，一下子就让盛宣怀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说起来，“和明商会”在这种重要场合的“闪亮登场”，既显示了英国商人对利益的追求，更凸显了英国商人的团结力量。当盛宣怀以个人的聪明才智，来面对一个组织的挑战时，他的窘迫、难堪、不安也显而易见。
这段经历，让盛宣怀痛感“中国商业之不振，大率由于商学不讲，商律不谙，商会不举”，主张要“广商学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专律以维商事，兴农工以浚商源，效法西欧，振起商战”，其中“尤以创设商会为入手要端”。
事实上，在盛宣怀想起创设商会之前，中国的商人阶层就有不少的同业行会组织。这种行会组织是早期的商人、手工业者为了互相帮助，维护同行业的利益而建立。从6世纪末叶起，隋、唐、宋朝的市肆中已经有了“行”，行业组织为首者有“行头”“行首”“行老”之称。著名的广州十三行就有“洋行会馆”（公行）。宁波帮的四明公所也有行会性质。无疑，它们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只是，相比较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商会，以会馆、公所为主的行会日益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成为了封闭性、停滞性的社会组织，而非商会的开放性、发展性。
面对西方商会的冲击，盛宣怀迫切希望上海商人能组织起来，像“和明商会”那样为正在进行的商约谈判提供意见。
这一任务再次落在了严信厚的身上。
尽管在四明会所第二次血案中表现得不尽如人意，但在盛宣怀的要求之下，严信厚还是不顾自己年迈，和袁树勋一起，负责筹组，邀请各帮人士，拟订了暂时章程六条。
1902年2月22日，这样一个看上去很二，但证明是特不二的日子里，由严信厚担任总董及第一届总理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在南京路五昌里一个民房里，正式成立。
它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商会组织。
也许正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示范作用，天津的商人阶层对官办的天津商务局才有勇气发难。日后，袁世凯还向严信厚伸出橄榄枝，有意委严信厚筹建天津商务公所。但严此时工商企业重心在江浙等地，并正在筹办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未遑兼顾他事。
于是，辞谢不就。
大约是严信厚的拒绝，多少造成了时间上的耽搁，天津商人成立的商务公所，要比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晚上一年。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此时，成立商会也是大势所趋。没多久，商部要求成立商会的消息传到天津，一下子让天津的商人阶层吃了一颗定心丸。就在天津商务公所成立的同年，杭州商会成立了。
如果说政府成立商部是政策支持的话，成立商会可以看成民间商人自我的觉醒。这也就意味着，以前分散的商人，以及行帮性质的各业行会，可以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近代商人团体，求得一致对外。
“商会有处理商务诉讼的职权，负责调查商情，处理破产和诈骗，受理设立公所、申请专利、进行文契债券的公证等职责，部分地承担了政府的经济管理功能。随着各地、各市镇商会的组建，商业势力得以聚集，并从此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公共力量。” (40) 作为近代商人阶级，他们是以（准）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商会总理、协理和会董均由选举产生，议事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具有一定的民主性。通过商会，资本家们受到了民主训练，增强了组织观念。’” (41)
对这种力量，如果说，袁世凯刚接手天津的时候，是爱，但慢慢的，怕就多了。爱是因为需要利用他们，但怕呢，则是担心这股力量成长起来，容易尾大不掉，到时候自己很难控制。倒是商部尚书载振却以为袁氏多虑，反而给予了支持。“他虽为袁氏政治盟友，但在商部立场，他倒希望各地商会，能尽量摆脱地方政府的控制，拥有更多的自治权力。” (42) 得承认，正是因为这样的政治缝隙，商会才能顺利成长起来。
1904年1月1日，商部专就劝办商会奏请慈禧太后以及光绪，并附上商会简明章程26条。“规定过去叫‘商业公所’‘商务公会’等名目者，统一改称商会，商务繁华地区设立商务总会，稍次之地设立分会。此后，上海、天津分别改称‘上海商务总会’（1904年4月22日）‘天津商务总会’（1905年），1906年北京成立了‘京师商务总会’。这一年，各地已建立商会、商务总会110个。” (43)
就在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称上海商务总会之后，严信厚再次被推举为总理，东山再起的徐润为协理。副总理兼坐办的则是周金箴。
此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在多次换届改选中，除第二届总理曾铸是福建人之外，总理、协理多为宁波帮中人，比如第二任协理朱葆三、第三任总理李云书、第四、五、六任总理均为周金箴。可见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商务总会，自始至终由宁波帮在领导层中占绝对优势。
正因为这种绝对优势，以宁波人为主的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在上海商务总会内部居于关键性的地位，这两个公会也理所当然地控制了作为上海金融和贸易基础的货币、信用和汇率。宁波帮也进一步掌控了上海的金融命脉。
无疑，继操控中国通商银行之后，宁波帮又成了这拨行情的最大得利者。严信厚更是受益匪浅。因缘际会创办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加上又是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主持人，以及中国第一批民族工业的创办人——功远远大于过，不提别的，严信厚仅凭这些就足够被史家称为“宁波帮的开山祖师”了。
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就会发现，一直跟着严信厚的周金箴，却在中国通商银行创办时期缺席了。这是因为在1896年，他又弃商从仕任江西清江县知县，知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幼年曾随父旅居其在清江县的任所。说起来，他还是周信芳的从祖。到了20世纪初，他二度弃仕从商，再一次来到上海，自此就没有再折腾。
理所当然，严信厚对他又是一番提携。
他本人也很努力，在各种场合都能看到他的影子。除了在上海商务总会任职外，他还先后投资轮船招商局并任董事。1905年，参与创办上海华兴保险公司。1908年，参与创办四明商业银行，是首届董事会总董。
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到的一个人，那就是袁树勋。
是他和严信厚一起操办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可以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他能和严信厚一起办事，而且还是办大事，显然已绝非那个小小的上海县署主簿，而是比当今厅局级还牛的上海道。
不然，他怎么能做朱葆三的“贵人”呢？
袁树勋是1901年成为上海道台的。
他本人原籍湖南湘潭，字海观，号抑戒老人。
家贫失学后砍柴、牧牛，及长务农，成为团丁。后在江淮一带以推小车贩布谋生，当过厘金局的收税小吏，后投湘军当兵。清同治四年也就是1865年，从征捻军，管后路粮食，办事勤敏，积转饷之功，才有了一官半职。
只是，小小的上海县署主簿显然对不起他的政治才能。
在这个任期上，他也只是负责管理一下县署典籍和机要文件，工作比较清闲。碰巧的是，朱葆三的慎裕靠近县署，正开得红红火火，所以他就经常过来凑凑热闹，跟朱葆三唠唠嗑，吃点水果啥的。
说起来，李鸿章看上严信厚是因为他的一纸字画，袁树勋喜欢朱葆三，也是因为朱葆三还会一手宋徽宗的瘦金体。
恰好，他本人也是个文艺范儿，爱好点文物字画啥的，加上朱葆三做生意又遵循来者都是客的理念，两人竟一拍即合，成了“金石交”朋友。
袁树勋，1901年任上海道台。
结识之后又发现，“先生素性仁慈，遇事决律己严，且又慷慨好施与”，“因朱葆三既是商界名流，又懂英文，袁与西人打交道时常有商于朱，有时甚至要请朱葆三出面帮同交涉。1894年，袁树勋调任江西景德镇知府，当时府属贵溪等县发生教案，烧毁法国教堂70多处，事态十分紧急。朱葆三应袁树勋之托，请上海法国总主教出面调定，事态很快平息” (44) 。也正因为此，巡抚奏他办案之才并保荐任外交事务，升任天津知府。
想必这也是袁树勋后来飞黄腾达后，对朱葆三多加照应的重要原因。
不过，“未及到任而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进掠津、京，西太后挟光绪帝逃西安，他以候补知府名义率援兵5营赶往清河‘护驾’，但西太后、光绪帝均已西行，遂日夜兼程赴潼关‘迎驾’。西太后予以召见，问义和团是否可靠，他不回答，只是叩头大哭。西太后对光绪帝说：‘小小一个知府，竟有如此忠君爱国之心，真是不可多得。’天津已落入八国联军之手，遂立即改任为荆宜施道道员” (45) 。
可以说，结识袁树勋，也是朱葆三人生中最珍贵的投资。
和胡雪岩看中王有龄，然后花大价钱力挺有的一拼。
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要有一双发现美发现他人身上才能的眼睛，而且还要学会尊重别人，真诚待人，“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走近你的人，他们中也许就有日后功成名就的大人物。另一方面，对待那些自卑的人，你要格外照顾他们的自尊。因为一个人往往越是自卑，对尊严的要求就越高，就越渴望得到他人的承认。你一个不经意的敷衍，就有可能让他们感觉受了伤害。朱葆三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他并没有因袁树勋以前只是个小主簿就对他敷衍了事” (46) 。
到最后，哪怕袁树勋调任外地，对他也不离不弃，逢年过节多有馈赠。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6年后，袁树勋以上海道台的面目，又回来了。
关于袁树勋，可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时代的忠君爱国人物” (47) 。就任上海道台时，曾亲自处理了“苏报案”，引发了“中西新闻自由观的第一次大碰撞”。同时却力所能及地进行了一些“新政”“美政”。另外还努力维护国家主权，阻止洋人越界筑路，拒绝租界当局参与黄浦江疏浚工程。
也许这样的表现，足够让清政府觉得放心，于是就不计较一些小节，提拔重任。1906年后历任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东巡抚。也正是当山东巡抚时，他首开谘议局，裁汰冗员，整顿吏治；1909年更是任两广总督，到达了他权力的巅峰。出于财政考虑，他曾婉拒陈炯明所提的“全省限期一律禁绝赌博”的议案。但他后来又奏请设立广东大学，呼吁开国会、消祸萌，却不为清政府所采纳。次年辞官寓居上海。在他身上，很明显，有愚忠的一面，也有进步的一面。
正是多元化的上海，在他几进几出之间，给了他温暖的包容。
只是，他决非廉吏。御史胡思敬奏云：“两广袁树勋，在湘潭侵吞捐款‘二三十万’；任上海道，以官款放债，盘剥私利，岁获‘七八十万’；在五大臣出洋经费内买镑汇兑，吞没‘数万’；及升任山东，临行在善后快径提‘十八万’；初在广东，扬言禁赌，得赌商贿‘三十万’，因以全省盐务交赌商包办，事成许再酬‘二百万’。”只是，在政治腐败，贪污受贿成风的晚清，这些都算不得什么了。
此处的官款，应为庚子赔款。
庚子赔款怎么到了袁树勋手上？
这跟当时的政策有关。
前面说了，庚子赔款是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但那些收上来的海关关税又怎么处理呢？清政府规定，它们需要汇解集中到上海关道，然后由上海关道统一赔付。因为是分期付款，在没到赔付日之前，这笔巨款就暂由上海道库保管。也就是说，袁树勋的手上，一下子就多了数目不菲的“垄断资金”。
袁树勋可以借此体验一下“大清首富”的感觉。
哪怕不是首富，也是之一。
有个问题就来了，如果这笔钱一直放在道库，让人觉得很暴殄天物，资源浪费。要是把它放在上海殷实的钱庄，岂不是能带来丰厚的利息吗？要知道，袁树勋上缴清政府的利息，仅以寻常官利计算，但存在上海各钱庄的拆息按行市计算，较官利为高，两两相减，这中间的差额，就能成为手头的利润。
而且基本上是纯的。
在听说袁树勋经手庚子赔款之后，朱葆三知道这是一个大商机。
他心里清楚，按照自己和袁树勋的交情，肯定能拿下这个项目，自己也能成为这个项目的委托人。但他为了给这份交情加上保险，决定把自己的左膀右臂——顾晴川推荐给袁树勋。“一天，他与顾晴川做了一番谈话。‘慎裕号发展到今日的规模，离不开顾先生的鼎力相助，为了慎裕今后的大发展，想请先生暂时移就高处任职。’朱葆三接着便将袁树勋将办大笔庚子赔款的事详细地说了一遍。
“‘朱先生的意见我明白。俗话说：背靠大树好乘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能够参与庚子款项，对慎裕带来好处我也知道。不过……’
“朱葆三早已料到顾晴川的顾虑，便开门见山提出：‘先生不必顾虑。那些各省每月所解巨额赔款均由我来介绍那些殷实钱庄，所有生意均由顾先生处计账。至于事成之后，所余之款，太道官府、顾先生和我各三分其一，如何？’
“顾晴川一听，慌忙起身作揖：‘素闻先生诚信待人。我如进入官府一定恪守其责，至于三分其一，鄙人深感受之有愧……’
“‘不，不，先生是慎裕的一员大将，我这番忍痛割爱是经过慎重考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先生应该明晓。’” (48)
顾晴川自然是明白人，经过朱葆三的推荐，他担任了出纳银库主任。
与此同时，朱葆三放出风声，说自己可以为上海钱庄存款，如一块吨石扔进了水塘，各大钱庄的经理立马围了上来。慎裕的客厅里总是高朋满座，朱葆三也成了各路神仙眼中的红人。
不过，朱葆三在放款时有他的两项原则，第一就是选择殷实的汇划钱庄。
这个能理解，如果是小钱庄，万一哪天遇到麻烦倒闭了，存款有可能成为死账或者呆账事小，万一影响袁树勋的仕途，那就让人过意不去了。所以选择殷实的汇划钱庄，可以控制风险。
第二就是，宁波帮所办的钱庄优先。
“朱葆三拆放给钱庄的头寸 (49) 以宁波帮为最多，如镇海叶澄衷家的大庆元、升大、衍大、大庆4家，叶家姻亲湖州许家的余大、瑞大、志大、承大4家，镇海万家的同裕、尔康、延康、寿康、安康、允康等16家，慈溪严信厚家的源丰润票号及分支17家，镇海李家的慎余、立余、同余、会余、恒兴等5家。” (50)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宁波人在外打拼，抱团抱得厉害。想必这也让那些不是宁波的人，恨不得改个籍贯，或者在宁波的地面上安个七大姑八大姨，好跟宁波扯上点亲戚关系。可以说，在团结互助上，朱葆三一贯做得很好。
比如他也很愿意保荐提携同乡有为青年。
“在上海和宁波籍同乡中，想在外商公司担任翻译、厨师、仆役、贸易者，都以得到朱葆三一言为重……通过朱葆三一人作保推荐者不知凡几，宁波籍买办更多出于朱葆三的引荐，所以朱葆三还号称‘买办中的买办’。为了使自己的门人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朱葆三甚至规定，‘（门人当中）凡有一人得志，必须提拔其师兄弟，如丁慎庵为美孚洋行汉口总经理时，川、湘、鄂三省分支经理，皆由其师兄弟充任。’因被保人偶尔有出问题的，朱葆三为之赔款甚多，但他往往将借据焚毁了事。” (51)
这样的朱葆三，很讨人喜欢。
他的朋友圈也急速扩张。
回到这次庚子放款上，他就结交了不少上海钱庄业的巨头。从此，他从一个五金店的老板，摇身一变，在金融界里也成了要角。可以靠钱生钱的朱葆三，底气一下足了很多，眼光也放得越来越长远。
“之后，朱葆三相继参与创办了浙江兴业银行与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在中华银行、江南银行等7家银行也都有股份。另外，朱葆三还投资兴办了轮船公司、保险公司乃至纺织公司等，俨然成为上海滩的大实业家。随着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很多知名企业纷纷借重他的名义，如刘鸿生创办的水泥公司曾聘请他出任董事长、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请他出任发起人等，朱葆三一时忙得不亦乐乎。” (52)
当然，这次庚子放款也有副作用，那就是在多年以后，袁树勋成了御史胡思敬的批判对象。而且，也难免给人留下朱葆三发国难财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让人别扭。
尽管知识分子退守，士商的结合，改变了商人的底色。但这种感觉，让人一下子就回到了商人逐利而无德的传统印象。
这些都成为宁波帮在发展过程当中，难以逃脱的罪责，难以洗刷的泥沙。我们在讴歌宁波帮的创造时，也不得不检点他们在时代中的缺失。
虽然，中国的传统商人还固执地固守着义利观，尤其是经过长期的辩论，以儒家为代表的重义轻利之说显然占据了优势主导地位，并且对商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产生了明显的制约影响，即使“言商仍向儒”。但到了近代宁波帮这里，因为基本上成长于西学背景之下，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与熏陶，所以在义利观上，已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加上社会价值观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内容，财富逐渐被视为名誉和地位的象征。
他们也就不再讳言利益，甚至把追求利润当成行为做事的唯一宗旨，并且认为这是上帝赐予的天经地义的义务与权利，他们也不在乎手段如何方法如何。当然，对利润的孜孜以求，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将义弃如敝屣。
出身传统的他们，仍然对义较为重视。对他们，我们“既看到其与传统义利观的离异，也不能忽视其离异过程中同时还有对传统因素的保留，甚至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回归传统现象” (53) 。这种回归，有知识分子的退守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他们会做各种各样的慈善事业，比如朱葆三晚年还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先后创办和投资的有：华洋义赈会、济良所、广义善堂、四明医院、吴淞防疫医院、上海孤儿院、妇孺救济会、宁波益智学校……当然，还有大名鼎鼎的中国红十字会。他的老家定海九次遭灾，每一次都是他出钱渡过了难关。当时，他每年收入3万元，除了1万元家用，剩余的两万元都投入了慈善事业。
又比如虞洽卿，事母极为孝顺，凡是母亲所命无不尽力办到。
他除了喜欢接近女人外，平素自奉尚俭约，衣食所费不过与中产阶级相等。日后对家乡公益事业，乐于捐输赞助，如辟公园、办学校、设轮埠、造小铁路，所费极多。此外，在四明公所第二次血案中冒出来的他，在维护同乡乃至同胞权利上，再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继续战斗，逐步成长为宁波同乡的领袖之一。
当我们不再喋喋不休地计较他们的原罪时，就会发现：
尽管有点野蛮生长，但这些草根在长成一棵棵参天大树之后，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也多了难得的荫庇。
周生有案：弱国办外交
形势似乎喜人，一切都朝着商人所希望的方向进行。如果能按照这个状况发展下去，帝国未必没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只是，时势已经容不得你慢慢发展，哪怕常态也不行。
很不幸，1904年的中国，再一次不平静。
这跟日俄在东北的争夺有关。
前面说了，在庚子赔款中，俄国人勒索得最多，那是因为它曾单独出兵东北，镇压东北义和团运动。听上去很冠冕堂皇，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小算盘，那就是借此霸占东北。大军只须一开过去，它们就要死活赖着不走的。
对东北，他们觊觎已久，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做皇太子时，就把目光瞄准这块热土，甚至亲自到海参崴主持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工典礼，这条铁路一修成，就意味“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至海参崴并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为此，它当年甚至还做了件“好事”。
在《马关条约》签约的当天，伙同德法两国，演出了一场“三国干涉还辽”的闹剧，逼迫日本“抛弃辽东半岛之永久领有”（实际上是清政府以白银3000万两向日本“赎回”辽东半岛），这样，既打击了日本在东北的势力，避免日本在自己的碗里抢食，而且还给清政府一个好印象，日后就可以以“还辽有功”为借口，对清政府进行敲诈勒索。
以下就是它的勒索清单：
1896年，诱逼清政府接受《中俄密约》，随即索取了修筑中东铁路及其支线等特权。
1897年底，如前所述，它紧跟着德国人的屁股，将舰队擅自开进中国旅顺口。
翌年3月，沙皇政府以军事压力为后盾，强行向中国政府“租借”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海域，霸占整个辽东半岛，从而在远东取得了梦寐以求的不冻港。
接下来，它就做起将满洲全盘独吞的美梦。
它要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实现其所谓“黄俄罗斯计划”。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俄国为了加强对华经济渗透和资本扩张，1895年12月，俄国财政部拉上法国财团，合资在圣彼得堡成立华俄道胜银行。总管理处设在上海。翌年，改为中俄合资，沙俄认股600万卢布，清政府认股500万两白银，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大连、吉林、哈尔滨、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设立分行。
可以说，它是近代外国金融势力进入中国的典型代表之一，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中国政府正式用合同方式承诺的中外合办银行。
“该行名义上是中俄合办，实际上是沙俄政府独家经营，通过李鸿章签订的合作条文，道胜银行可以将清朝政府的对外借款、盐务和海关的税收，以及清王公贵族、显宦朝臣的金银财产等都收存到银行作为金融资金，沙俄政府还在道胜银行中设有李鸿章基金和专款户名，对这样一个和李鸿章有着密切关系的银行，李鸿章当然要派自己的心腹去作为道胜银行天津分行的买办了。” (54) 也正因为此，慈溪人王铭槐成了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最终得以成为天津四大买办之首。
日后的华俄道胜银行，还和赫德一样，曾是盛宣怀在创办中国通商银行时，最强有力的对手之一。它曾企图获取中国500万两官股，将中国通商银行改为中俄银行，并欲邀请盛宣怀为督办，同时劝阻盛不必另开银行，但是遭到盛的严词拒绝。
显然，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的野心并不小。
除了经济活动之外，它们还“积极”参与到中俄之间的外交谈判中。
1901年2月16日，赖在东北不走的俄国正式提出书面约稿12条，这个约稿不仅要攫取中国东北的“兵权、利权、派官之权”，而且阴谋将蒙古、新疆以及整个中国北方划为其势力范围。华俄道胜银行经理璞科第向李鸿章行贿，声称如果李鸿章促成签约，事后“给他或他受命的某人50万卢布，以示感激”。
很显然，华俄道胜银行这么做，是想从中渔利。
日本首先不干了。
它对东北的渴望不亚于俄国人。
俄国人不能老赖在东北不走。
以前在辽东半岛上吃了哑巴亏，那是因为日本刚和清政府打了一场甲午战争，再和俄国来一战吃不消。但现在不同了。
要知道，它将自己从中国掠夺来的几亿两白银，大部分都用于战备方面。其军费也急剧加大。另外，它还有盟友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为了阻止俄国南下同它争夺中国长江流域，需要跟自己结盟。另外，坚定站在日本背后的，还有美国，它也想打破俄国在东北的垄断地位，所以对日本，也给予了大量的经济援助。
面对着列强的反对，不甘心的俄国人只好在《辛丑条约》中多勒索点钱财，以解心头之恨。清政府为了支付这些赔款，有时也得向各国组成的银行团借款，其中，华俄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都参加了筹款银行团，自是收获不小。
不过这些还不够，俄国人说了，中国要想和俄国在政府层面上订立撤军条款，还需要中国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间订立“私方”协定，将东三省矿产资源及其他利益全部让归华俄道胜银行。
“10月10日华俄道胜银行驻北京代表波兹德涅耶夫向李鸿章提出银行协定草案，坚持先订银行协定，然后再订撤军条约。李鸿章看了这个银行协定草案后，‘大发雷霆’。宣称：‘协定把满洲全境交给银行支配’，这无疑会‘引起别国人的抗议’，‘他从来不敢对这种协定承担责任’，‘他只能就矿产资源的租让权进行谈判’。” (55)
这种谈判又是来来回回拉锯了很长时间。直到李鸿章去世后小半年，也就是1902年4月8日，沙皇政府才终于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被迫同意分三期撤兵，羊拉屎般的，1年半撤完。
只是，没多久俄国人开始变脸，1903年8月又悍然成立以旅顺为中心的远东总督区，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总督。他们打的主意是，不管外人同不同意，我就要把东北当成自己的领土。接下来重占奉天，就显得顺理成章。
日俄一战在所难免。
1904年2月8日，日本不宣而战，派遣海军偷袭旅顺口的俄国太平洋第一分舰队，陆军先遣队在朝鲜仁川登陆。
9日俄国对日宣战。10日日本对俄正式宣战。
这场外人之间的掐架，若放在平日，中国人尽可以围观的围观，评论的评论，但现在很尴尬的是，它们的掐架是冲着自己而来。更糟糕的是，日俄将掐架的战场居然放在了中国，而清政府竟无耻地宣布中立了。12日，清政府划辽河以东地区为日俄两军“交战区”，并严令地方军政长官对人民群众“加意严防”“切实弹压”。
日、俄对此都表示很满意。
东北人却遭了大殃，战争波及之处，田禾被毁，房屋被焚，庐墓为墟，百姓惨遭杀戮……另外，也有很多无辜的东北人，被卷入到战争之中。日后，留学日本的鲁迅先生在课堂上，看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上面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给俄国人当间谍的中国人被枪毙，一群中国人在麻木地围观，结果深受刺激，就此弃医从文了……
“深受刺激”的还有宁波人。
他们即使身在上海，远离东北战场，但是也跟着倒霉。
一位叫周生有的宁波人，就成了俄国人的斧下冤魂。
1904年12月，俄国舰队中有两艘舰艇，到了上海。
它们分别是巡洋舰“阿思乐”号和“格罗苏福意”号鱼雷舰。
这次到来，说起来，却十分让俄国人觉得害臊。
因为它们是逃来的。
本来，俄国人对这次日俄战争，抱有高度希望。他们也迫不及待想跟日本人打一仗，一方面，他们没把日本人放在眼里，认为日本无非蕞尔小邦，不堪一击，“扔帽子就可以把它压倒”。这种心态跟清政府在当年超级相似，但甲午战争教育了清政府，沙皇俄国还需要一次教训。另一方面，俄国国内此时也很不平静，面对沙皇的专制制度，革命正日趋高潮。抱着乐观主义精神的俄国沙皇政府，也需要一场小小的胜利的战争，以便制止国内日趋高潮的革命。
只是事与愿违。
在战争中被打得落花流水的竟然是俄国人。
尤其是在旅顺争夺战中，俄国太平洋舰队主力被歼，使日本获得完全的制海权。而在奉天会战中，日军虽然损失7万余人，但俄将军损失却近12万人，导致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大将被撤职，降为“满洲”第一集团军司令。
日本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让俄军内部竟然流行起了“恐日症”。
官兵精神紧张，让俄国舰队航行初期，就闹出不少海军史上罕见的大笑话。
他们见到外国船就以为是日本舰队，立即盲目开炮，甚至相距较远的俄国舰艇也发生误会，互相开炮。
10月21到22日夜间在北海击沉击伤英国渔船的事件，更是引起国际风波。
巡洋舰“阿思乐”号和“格罗苏福意”号鱼雷舰就是在旅顺争夺战中被打散的。
根据《中立条规》，交战国逃至上海的军队应当“收其军器听中国官员约束，不得擅自行动”，如交战国军人在中国犯法，应由中国官员依中国法律审理。
但是，在一个虚弱到只能接受外国军队在自己土地上掐架的国家，这种约束，显然是装装门面而已。
更让人无奈的是，有时人家连装都不愿给你装。
12月15日，巡洋舰“阿思乐”号上的水兵亚其夫（Ageef）与地亚克（Diak）两人，不遵守规定，私自外出，酗酒后乘东洋车至南京路外滩，却不付车钱，遂与车夫发生纠纷。那个车夫恨俄人侵占“满洲”，今敌不过日本人，却来上海跋扈，因此不肯罢休。
而亚其夫和地亚克呢，受了日本人的气，正好没处撒，就趁着这个机会，大闹上海滩。他们虽然惯于舰上作战，但现在是在陆地上，加上手中没啥武器，因此尽管两个对一个，一时却也占不了车夫的便宜。
亚其夫性起，抓过路旁摊上的一柄斧迎头劈去，车夫机灵地一躲，避过一劫。
有路人却躺着中枪，路过时被砍中了头部。
这个倒霉先生，就叫周生有。
“周生有，一作周胜友，寓沪宁波人，在沪已有家小。他遭俄兵斧击，当场脑壳破裂，送至仁济医院即气绝身亡。” (56)
亚其夫和地亚克也随即被公共租界内华捕抓获，巡捕房不想惹事，将凶手送到俄驻上海领事馆，领事馆则将凶手释放回舰。“第二天，上海县令和俄国领事阔雷明带人前往验尸，均认为周生有是被砍死。周生有案发生后，俄领事坚持依俄国海军条例由俄国官员审理，不肯交出凶手。这引起了国人尤其是在沪宁波人的愤怒。” (57)
这中间，作为道台的袁树勋，也表现出了一定的骨气，多次照会俄领事阔雷明，甚至亲往俄领事馆索要凶手，无一例外，均遭拒绝。
“12月29日，阔雷明照复袁树勋，仍拒绝将凶手交给中国政府审讯，只同意交给俄国水师官审讯。袁树勋当即复照驳斥，说明无论是按照近期所订的对滞留上海俄兵的约束办法，还是以前所订的《天津中俄和约》等条约，凶手都应交出严惩。” (58)
但驳斥无效。
事情闹到这个份上，再也不仅仅是宁波人自己的事情了。
它已发酵成国仇。
上海市民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俄驻沪领事严惩凶手，要求四明公所和上海总商会出面解决，否则要冲进领事馆，捉拿凶手，烧毁房屋。
社会的呼吁，自是对宁波帮自身的认可和信任。再说，周生有也是宁波人，作为同乡，也应该站出来说说话。
不敢怠慢的有严信厚、朱葆三、周金箴，有沈仲礼，自然也有虞洽卿。
前面三个人和后面一个人我们都熟悉了，这里要着重介绍一下沈仲礼。其名沈敦和，又字默龛，宁波人。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专攻政法。回国后曾任金陵同文馆教习、江南水师学堂提调、吴淞自强军营机处总办、上海四明公所董事、上海总商会理事等职，署记名海关道。早在四明公所第二次血案中，他就有过露面，为维护同乡的利益，不计危险。和朱葆三一样，他还是著名的慈善家。在日俄战争刚爆发后没多久，他就联手上海绅商在公共租界发起成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力图救济东三省同胞。只是，由于该会一未得到清政府承认，二也没得到国际红十字会承认，所以并不能享有红十字会的权利，进入战区有诸多困难，让他徒叹奈何。
如今，俄国人又欺负到上海，他不能坐视不管。
虞洽卿更是少不得。自从在四明公所第二次血案中脱颖而出，这次交涉，虞洽卿自然而然地要冲在了战斗的第一线。
况且对俄国人，他是有经验的。
1902年，他从鲁麟洋行辞职到华俄道胜银行，成了银行的买办。一年后，转投荷兰银行。从洋行到银行，尽管名字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是对他事业的一次巨大拉升。更重要的是，华俄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都参与庚子事变后的筹款银行团，这也让虞洽卿有机会参与借款的工作，与清王朝的皇亲大臣攀龙附凤，并进言建议如何谈判，受到清政府的重视。这进一步夯实了他的政商关系。
正是华俄道胜银行当买办的经历，让他有机会接触俄国人。但这段经历，却让他备感折磨。毕竟，其时正是俄国肆无忌惮侵略中国之际，俄国上下充满着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歧视。他自认为很牛，但架不住华俄道胜的俄国老板不能人尽其用，最后被管得很死，没法施展自己的拳脚。同时，俄国人在中国到处明火执仗地抢劫，导致民怨沸腾，更影响了华俄道胜的生意和信誉。再在这里待下去，有可能败光自己的人品。离开它也是对自己负责。于是，他选择了“闪离”。
现在看来，这的确是一件好事情。没有了利益上的纠葛，虞洽卿与俄国人的对抗，最起码没那么顾前虑后。
先是发动更多的上海商人，不管是宁波帮还是非宁波帮，像何良栋、苏德镳、李厚佑、方舜年、叶贻钊，一起致电外务部，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出面，饬令俄国领事交出凶犯。这一招有些奏效。29日，外国驻沪领袖领事、德国人克纳贝上任不久，就复函宁波同乡，约请宁波帮诸人面谈。翌日，严信厚、沈仲礼、周金箴、朱葆三、虞洽卿5人，应约至德国总领事馆面晤克纳贝。
克纳贝似乎也很给面子，表示将力说俄总领事，总求设法惩治，以保租界治安。
经过克纳贝的斡旋，两天后，阔雷明又向俄舰将亚其夫和地亚克要了回来，但还是保护在俄国领事馆。接下来，就是此案如何审理、如何量刑的问题。这一次，袁树勋与阔雷明、克纳贝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
袁树勋认为，此案应由华、俄两国会审，罪犯为故杀应加一等罪。
所谓会审，也是交会审公堂，亦即会审公廨审判。
提起会审公堂，像是个陌生的名词，其实早在1864年，它就开始在公共租界存在了。当时，针对公共租界内发生的华人违法犯罪现象，英国人巴夏礼提议设立一个华官审判庭，然后再由这个审判庭专门处理此类案件。
这一机构在当时叫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
到了1869年4月，英国领事馆将这一机构改头换面，正式成立会审公堂，随后，由上海道同英国、美国驻上海领事订立《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10条，几经修改公布生效。总理衙门和公使团核准实施，会审公堂正式成立。
地址设于花园弄香粉弄内。
根据章程，会审公堂为清政府上海道的派出机构，公堂官员由上海道任免——从这里可以看出，会审公堂是清王朝在租界设立的最基层的一个法庭。
具体规定有，会审公堂对租界内中国人之间以及中国人为被告的案件实施管辖，并依据中国法律审判；涉及“有约国”外人，则由该国领事或者领事所派出的官员会同审理；若为“无约国”外人，仍须邀请一名外国官员陪审；而且，若为外国人或者外国在华机构雇佣的华人涉讼，领事馆或者领事所派官员也有权在开庭时观审。
名义上，会审公堂是中国的审判机关，但实际上，因为是在人家的“地盘”，中国的主审官在话语权上远远比不上外国的陪审官，甚至有时只是泥塑菩萨，装装样子而已。到最后，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
在上海租界之后，汉口、哈尔滨、西门鼓浪屿等地也相继设立了会审机关。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会审公廨制度进一步侵害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中国的法制在此时已经陷入了停滞甚至是倒退。
当然，既然设立了，会审公堂总得要发挥点作用。
和袁树勋一样，严信厚等人也坚持周生有案放在这里审理。
其一，“此案系发生在公共租界内，实犯及租界治安，各处共知共闻”。按照属地原则，这件案子不放在这里说不过去。
其二，“此案若不在上海讯办，则华人不能亲往，不能信其公道；且一经他往，中国政府即失管辖之权，何以对日本？”也就是说，为了保证公平公正，也必须在这里会审。再说，还有日本人在看着呢，我们要是放弃管辖之权，他们会不会心理不平衡，然后又挑起事端？当然了，我们还是很热烈邀请俄领事一同来会审的，“俄领事不讯此案，无条约根据；根据条约规定，俄人在中国犯事，必须由俄领事与华官会同审办”。
但请大家注意的是，“除和约所载而外，洋人在中国即应归中国治辖；今此案既非和约所载，此案人犯自然应归华官询问”。
在此特别要强调，“俄水手特准逗留此间，与寻常居民不同，更应归中国管辖”。
总而言之，放在会审公堂一起会审是最合适最经济的方式。
苦口婆心地说了一堆，但人家就是不听。
克纳贝也许是怕麻烦，也许是不想和俄国人把关系闹僵，毕竟相对袁树勋以及宁波帮，他们才算是“一家人”。此时他也就没先前那么友好，拒绝将此案交由会审公堂，认为此案系华人与俄国交涉案，公共租界不便干涉。阔雷明更是声称，此案应由俄总领事馆审判，而由上海知县观审。
各方坚持己见，各不妥协。
1905年1月13日，阔雷明做出惊人之举，不顾多方反对，自开特别公堂审理此案，判决主犯亚其夫取消一切权利，解送俄国罚做苦工4年，在解送俄国以前，暂坐法租界西牢；地亚克所犯仅为违背巡捕命令，罚15卢布或监禁5天。
“阔雷明此举，激起上海市民强烈不满。
“1月14日，袁树勋赴俄领馆提出抗议。1月16日，在沪的外务部商约大臣盛宣怀致函阔雷明，要求俄方暂缓宣布判决书。1月17日，阔雷明在盛宣怀行辕会晤盛宣怀。盛宣怀称‘犯者虽系误犯，杀者实是故杀’，表示对俄方所判‘监禁4年’（其实只是‘罚作苦工4年’），中国政府实难同意。
“阔雷明不予理会，第二天即再次开庭，宣布仍维原判。
“随后，亚其夫被法国巡捕带往法租界西牢监禁。” (59)
宁波人拍案而起。
由宁波帮主导的上海商务总会此时刚刚更名，犹如得到了V认证，正好需要表现，于是干脆拿俄国人来祭旗。他们一致决定，在此案解决之前，“暂时停用俄国道胜银行钞票” (60) ，以示对俄领单方面审判的抗议。
除了袁树勋，清政府在一开始，也想极力表现出自己对国民的“保护”。所以对袁树勋在周案中所持的严正立场，外务部起初也持支持态度。在接到有关周案的禀告后，外务部先照会俄公使雷萨尔，要求将凶犯交出，由华官审判……
看上去，从民间到国家，都在支持着宁波帮。
如此，不信俄国人还能顽抗到底！
事态却急转直下。“就在俄领事对周案做出判决的同时，俄国政府通告各国，指责清政府违背中立，暗中援助日本，扬言俄国也将‘不守战界之约’，威胁要把战火扩大到东三省之外地区。在此背景之下，外务部对周案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为避免周案问题复杂化，引发暴动，为俄国指责中国没有履行中立义务找到新的借口，不再支持袁道的主张，希望速将此案妥协了结。” (61)
这在袁世凯的眼里，俄国政府指责清政府违背中立，无疑是一种政治讹诈。其中的原因有，他们没守住旅顺，羞愤难堪，恐国人起讧，故意责问中国，谓有中国助日本因不能支，借为掩饰。还有就是，他们波罗的海舰队将至，无处驻足，“先诬蔑我不守中立，为日后强占我海口做准备”。
于是，一方抱着“能争则争，不能争则了，不要节外生枝”的态度，一方也迫于日俄战争中形势不利，加上考虑到日后在华在沪利益，再一面是清驻俄公使胡惟德与俄国政府经过多次交涉，所以双方也不过多纠缠。俄国人除了要给死者一笔抚恤金，凶手亚其夫被判监禁八年并押解回国。
会后，盛宣怀即请在座甬绅传谕息争，并电告外务部，宣布了结周案。
只是，这种胜利明摆着就是表面文章，聊胜于无，稍慰人心而已。
“‘周案’的处理过程和最终结果说明弱国办理外交的艰难。这是近代中国留给后人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62)
虞洽卿辛辛苦苦，没想到最终落到这么一个结局，差点没气坏了。
这一结局，似乎也顺带着提醒宁波帮在内的中国商人阶层，尽管已然是一股重要的公共力量，但在主权并不独立的中国，他们所分享的权力也定是残缺的。这也意味着他们就是有底气，也很难十足，而他们的努力，难免会陷入虎头蛇尾的境地，甚至，连虎头有时候也未必见得。
考验，远远还没有结束。
抵制美货风潮
这一年，在庚子赔款中表现得很“慷慨”的美国人，也来凑热闹。
要提这个热闹，我们先得把视线稍微回拉一下，再往外，你就会看到，自1848年起，因淘金热和修筑铁路，大量华工进入美国。
和初期到上海到日本以及到海外闯荡的宁波帮一样，我们对这些华工也必须抱以同情，以及敬仰。可以说，美国能在今天崛起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不能抹杀这些华工的付出。他们拿最低的工资，做最累的工作。1852年，当时的加州州长麦道格曾称赞华人是加州新近接纳的“最有价值的移民”。但不幸的是，“由于种族主义的抬头和加州经济不景气，导致‘土人争食’，‘渐生妒争’（黄遵宪语），华人很快沦为被歧视，乃至被攻击、被排斥的对象” (63) 。
他们付出了劳动，当地人却恨他们抢走了工作机会。
《排华法案》
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歧视和排斥特定民族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 ），居然在这个签订过《自由宣言》的国度，于1882年通过了。“这一法案，以及相关的立法严格限制华人赴美，更有种种今天听来匪夷所思的规定：华人不得拥有房产、不得入籍、不得与异族通婚等等。” (64)
除了这些限制之外，1903年，美国政府甚至把“伯蒂伦罪犯登记法”移用于赴美华人，即便是学生、商人、旅游者等法案所规定的豁免人员，也同样强令脱衣、量体、拍照。这自然损及在美华人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也损及中国的国家权益。
这种做法虽然不是对中国的直接侵犯行为，但实质上已侵犯在美和赴美中国公民乃至国家对美平等交往的权利。
然而，在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眼里，中国工人不应该与他们自己的工人竞争，“廉价的劳工也就意味着廉价的公民资格”，这位总统傲慢地说。
罗斯福，这个姓氏很眼熟。不错，也许我们更熟悉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历史上唯一蝉联四届（第四届未任满）的总统，并在20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和西奥多·罗斯福为叔侄。一个家族，能出现两位美国总统，足以证明其家族的地位。为了表示区分，一般叫西奥多·罗斯福为老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为小罗斯福。只是，和他这个侄子相比，老罗斯福也同样不差劲。
他当上总统时才42岁，不过是因前任被刺才给了他这个机会。也因为“年轻”，在其总统任期内，他表现出了独特个性，拿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义政策。
比如说，建立资源保护政策，保护了森林、矿产、石油等资源。
还有，建立公平交易法案，推动劳资和解。
在他看来，把公共福利置于个人财产，即发展之上，是重建社会和谐的主旨。他说：“我们正面临着财产对人类福利的新看法……有人错误地认为，一切人权同利润相比都是次要的。现在，这样的人必须给那些维护人类福利的人民让步了。每个人拥有的财产都要服从社会的整体权利，按公共福利的要求来规定使用到什么程度。”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开始反垄断斗争，他把矛头指向摩根的铁路控股公司——北方证券公司，对它提出起诉。他又强迫一个煤矿接受政府对罢工的调解，这是联邦政府第一次支持有组织的罢工。
他因此获得了“托拉斯爆破手”的美名，但也遭到了保守派的攻击，1896年总统的制造者、政治老板马克·汉纳大骂这个“该死的牛仔”。
华尔街因他的“堕落”而“目瞪口呆”。
也正因为此，他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学者普遍认为他是现代美国的塑造者。
你不能想象，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总统，对华人却是这么一副高傲的面孔。你只能说，他执行的是双重标准双重价值观。对内一套，对外一套。事实上，他对外就奉行门罗主义，实行扩张政策，建设强大军队，干涉美洲事务。
正是这种态度，《排华法案》这一恶法一直就没有被废除。即使到了1904年即将期满，老罗斯福也没有废除它的意思。
当中国政府照会美国政府，声明一俟法案到期立即废止，美国政府却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企图以法案的原有内容为基础续订新约。
这种赤裸裸的歧视，就是俄国人也比不了。
在周生有案中放了一个哑炮的上海商务总会，有了再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1905年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召开了特别大会，讨论抵制续订《排华法案》问题，第二任总理曾铸曾少卿倡议：以两个月为限，如到期美国不答应将苛例删改而强迫我国续订新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
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接着，上海商务总会一方面致电外务部、商部坚决拒绝签约，电请南北洋大臣合力抗拒，另一方面通电全国各商会，号召一致行动抵制美货，以迫使美国改约，也得到了全国各商会的广泛响应。
在给外务部的电报中，他们就这样说：“美例虐待华旅，由工及商，梁使（梁诚）不肯签约，闻美直向大部交涉。事关国体民生，吁肯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并告美使，以舆情不服，众商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
“广东绅商在收到上海商务总会的通电后给外务部的电文亦指出，美政府‘侵我国权’，所以‘国人公愤’。今以其法还治其人，开展抵制美货运动，以争回国权；淮安士商在《上曾少卿书》中则指出：‘兹事之起，去压抑，保自由，吾国文明之起点……有此一举，可以觇国民进步；有此一举，可以杜外人轻视。’又说，这场运动‘自表面观之，不过商业、工业之争；而就其内容审之，则关于国权主权者甚大。成则中国民族为世界上可贵之民族；不成则中国民族愈奴隶牛马之不若，而听人宰割’。” (65)
显然，这些商人已然意识到，这场斗争不是局限于本阶级、团体的眼前利益，而且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对此，前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有较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这场抵制运动已不是只受商业利益的驱使，而是中国目前有一种新的精神——独立精神，也就是在外国的控制下完全独立出来的愿望。
他在国会听政会上说：“这种独立精神和摆脱多年来的外国控制求得自身的愿望正开始表现出来。中国一直无法独立决定自己的政策，总是受外国人的摆布……但是无疑，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好的自立自主的表现。”
然而两个月过去了，美方还没见到任何动静。
当然，这中间也有过会谈，美国方面有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驻沪总领事劳治师、驻沪副总领事达飞声等人，上海商务总会的代表有严信厚、周金箴、曾铸、谢纶辉、苏葆笙、李云书、邵琴涛等人，还有一位就是徐润。
柔克义借口改定新约须得到下议院批准，为时约在6个月后，所以“今议抵制，殊非其时”。并威胁道：“一旦不用美货，于两国交情或有关碍。”
上海商务总会却寸步不让，说两个月就两个月，反正美国一日不定新约，华人一日不定心。即使现在不抵制美货，慢慢的用的人也越来越少，哪里还能让你等到6个月？
事实上，上海商务总会也意识到，美方以6个月为限，其实是在拖延时间，一方面获得对软弱的清政府外交的有利结果；另一方面也想从时间上减弱中国商人的经济对抗力，以达到逐步消弭抵制美货运动的目的。
不过，为缓和双方的紧张状况，上海商务总会于5月25日主动宴请美国官商。美方除柔克义因事北上外，劳治师、达飞声等重要人员均参加。在宴会上，大家还是一番原先的车轱辘话，上海商务总会的努力未达到实质性效果。
7月20日下午，上海商务总会召集各帮商董开会，决定正式实行抵制美货。
“会上当场有铁业、火油业、木业、机器业、洋广五金业、洋布业、面粉业等销售洋货重点行业的代表率先签字，不订购美货。同时以上海商务总会的名义通电全国35个重要通商口岸的商会，宣告抵制美货正式开始。
“上海各界对商会的倡议纷起响应，除了已签字的几个行业外，印刷、钟表、航运、煤炭、报关等70多个行业相继宣布参加抵制美货，表示不购、不售、不代办美货；沪学会、文明拒约会、四明同乡会、环球中国学生会、公忠演说会、童子抵制会、女子拒约会，以及在沪的各省会馆、各业公所、各学堂等等众多的社会团体，都相继积极投入抵制美货的行列。
“在上海的许多外地商业代理机构和商人组织，如北京的银行、铜铁行、洋布行、钱庄、洋纱庄的代表，以及天津帮、广州帮、宁波帮、徽州帮等的代表，都纷纷表示支持和参加抵制美货。” (66)
在这里，朱葆三是以五金行业的代表身份参加抵制美货的。靠着经营庚子赔款，他一度成为沪上钱庄的“太上皇”。加上严信厚垂垂老矣，叶澄衷早已去世，他显然已经成为宁波帮中最为代表性的人物了。这无疑提升了他的信心和话语权，同时也要求他在面对这场大事件时，不能失语或者顾左右而言他。和此前的四明公所第二次血案有所不同，这次大事件是有“组织”支持的全国性大事件，这也给了他很大的勇气。因此他在参加抵制美货时，表现出了格外的积极性。正是在他的提议下，上海商务总会通过了不订美货的决议，并拟订通告全国35埠电稿。外地的商会遂群起响应。
这种表现，让他顺其自然在同一年12月换届选举中成为上海商务总会的协理。当上了曾铸曾少卿的左膀右臂之一。
群起响应的有广东商务总会。它刚成立没多久，便遇上了这样的大事，正好借此“练兵”。先是联合七十二行和九大善堂，组织起拒约会，不久又改名为“广东筹抵苛待华工总公所”，领导和联络全省各地区商人的抵制美货运动。
于是，广州街头到处可见抵制美货的宣传条幅和集会。这使广州积存的2000方包美国面粉失去销路；美孚洋行煤油的销售额比上年减少了142万箱。
在汉口，汉口商务总会在接到上海商务总会的通电后，立即行动起来，多次召开大会，群情激昂，一致决议：原先代办美货者一律停办，原先不销售美货者一律不购用美货。
天津商人也加入进来。
“当上海商务总会请求天津商务总会协助发动一场全民性质的联合抵制美货运动，以抗议美国提出扩大和修订1882年的《华工禁约》时，天津商界反应强烈，商会以投票方式决定加入抵制阵线，并规定凡有卖美货者，罚款5万元，商会总理王贤宾声称，这是一种争取平等的最佳方式。” (67)
1905年，从中国发回的媒体消息，让美国人感到很不安，上面说，在中国的数个城市发生了激烈的抵制美货行动。
“新英格兰的纺织业主抱怨，中国的抵制将使其一年的损失达2000万美元；美孚石油公司也惊呼，抵制会给美国石油业带来灾难，估计每月的损失可达25000美元；英美烟草公司的销售额下降了50％；美国面粉在中国也失去买主。” (68)
对这样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一开始，清政府采取了谨慎而同情默许的态度。
中国驻美公使梁诚曾对抵制美货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并建议清政府借用抵制美货运动对美国施加压力，一些地方督抚也主张利用民情作为反对列强压力的一种工具——还好商会不是当年的义和团，尽管抵制，却不曾出现当年那种过火行为，总而言之，相对温和。但这种抵制却因为商人的实力，更让美国政府感到震惊。
他们予清政府以强大的外交压力。
震惊的还有清政府。他们支持商人，发展商业，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的统治考虑。但这些商人表现出的力量，似乎已经超出了清政府的想象。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没有做好允许民众参与政治的心理准备。这注定了这场抵制美货运动，同样难以画上圆满的句号。当然，这里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因素就是，慈禧还指望美国人帮忙调停日俄战争呢，要是这场抵制美货运动闹得太激烈，会让美国人下不来台的。
对这股力量早已又爱又怕的袁世凯，终于痛下杀手。
“1905年6月20日，袁传谕县官及天津商务总会会董到署大加申斥，众商董唯唯诺诺，未做任何反对。会后，巡警局代商会拟传单分散，要求各商行‘凡有天津生意，一切照常交易，万勿为浮言（指宣传抵制美货的主张）所动，以期保全市面。’这是当时一片抵制美货声中的不和谐音。此后，天津《大公报》因宣传抵制美货‘过激’被查封，天津商务总会为该报解禁而向巡警局保证：‘嗣后该报馆所出报纸应由商会随时查察，倘再蹈覆辙，即系自取罪戾，商会应即禀请饬禁，以保和平。” (69)
天津商会竟成为袁反对抵制美货运动的帮手。
动摇者越来越多。
抵制美货，不要说影响了清政府与美国的“睦邻友好”，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场灭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战斗。事实上，在商业权力并不平等的当时，灭敌一千自损八百应该换过来说，灭敌八百，自损一千。
运动中的小商人激情高昂倒也罢了，那些生意做得很大的大商人，就不得不受到牵连。比如说那些积存的美国面粉，一日不销售出去，就有一日积存之压力。可以说，他们的热情，撞上了运动成本的真实难题。而且，何为国货，又何为美货？
对此，大商人也产生了畏难情绪。
复旦大学创始人、震旦大学首任校长上海名绅马相伯等人更是打电报给两江总督周馥，要求清政府镇压反美抵货运动。
不过，这声势浩大却始乱终弃的抵制美货风潮，也有成果。它让美国政府在大加震惊的同时，不得不对中国提出的修改《排华法案》要求加以考虑。
“8月下旬，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清政府转达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意向：承认以前‘以苛酷手段而行禁工之律者为不公’，表示愿意与中国政府作‘和平商议’，改善赴美中国商人、学生、官员和其他游历人员的待遇……
“到1906年1月，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一些改正措施……
“如由犹太人斯特劳斯接替积极排华的种族主义分子梅特卡夫的工商部长职务；取消了侮辱性的伯蒂伦登记法；改善因手续不全而被暂时拘留者的生活待遇，并缩短拘留时间；放松对中国赴美留学学生的限制，并对就读于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提供适当资助。
“美国政府的这些让步虽然是有限的，但在当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的情况下，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已是外交斗争中所少有的成果。” (70)
美国人不再纠缠，中国这边也不再“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过，要想美国政府彻底为《排华法案》进行道歉，那还得再等上一个世纪。这一恶法延续了61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中成为盟国后才被废除。
可以说，“在这一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商人的表现，远不如他们在处理经济危机时那样机智与成熟，但作为以政治运动方式来反映经济利益要求的一种尝试，他们已走到了政治近代化的边缘”。
与此同时，“这几乎是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的运用非暴力的经济行为抵抗外来者。抵货所带来的效果不仅限于经济领域，更重要的，在缺乏其他有效手段的时刻，中国公众的不满情绪通过抵货得到了宣泄。
“正因为如此，从1905年开始，中国人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动用起‘抵货’这个武器：1905年华工问题，1908年查处日本走私船，1915年‘二十一条’，1919年‘凡尔赛合约’，1925年五卅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
“凡是类似的历史关节点，每当民族主义情绪高潮，中国大小城市都会爆发猛烈的抵货浪潮。以至于美国记者埃德纳·李·布克早在1931年就称，中国是‘抵制活动的老手’。
“但正如众多历史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抵货尽管成为中国人一种常用手段，但从其效果来看，从来没有达到过发起者的初衷。
“1905年抵制美货，虽然短暂的限制了美货的消费，但却让日本和德国厂商的市场得到了扩大，而在抵制结束后，美货销量反而因前段时间的压制而成倍增长。” (71)
也正是这场抵制美货风潮，让美国上下顿时警觉起中国青年高涨的反美情绪。
“外交官（如美国驻日代办亨廷顿·威尔逊）与学者们（如康奈尔大学教授精琪）都向总统发出警告，美国所接收的中国留学生太少，甚至远不如欧洲小国比利时，美国将因此在精神领域内失去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影响力。” (72)
日后就有这样一位宁波人，选择了去比利时留学。
他是1902年的秀才，“这一年，他才13岁，算是宁波的一位神童。15岁到上海后，他却毅然放弃经学科举，而改入法国天主教会的震旦学院，然后考取官费留学，赴比利时耶文大学专攻地质学。23岁，他获物理及地质学博士，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博士。在次年的留学生文官考试中他以第一名任民国政府农商部佥事，然后到北平地质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任教授、代校长。他是第一个引用魏格纳‘大陆漂移说’的中国学者，提出中国特有的中生代‘燕山运动’和中国地质的‘纳布’构造等极为重要的理论。” (73)
他就是翁文灏。
无疑，亨廷顿·威尔逊从这里，看到了自身的危机。事实上，正是从这一年起，美国“失去”了中国。
这一年，美国人对中国人不多的好处，那就是在老罗斯福的调停下，日俄终于不打了。
在中国人这里占尽便宜的俄国人，向日本拱手认输。
除了被打怕了，眼见着再争斗下去，没啥好果子可吃，加上日本特工天才明石元二郎在俄国资助和策动沙皇政府的反对派发动革命，把俄国腹地闹得天翻地覆，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统治集团，完全失去了赢得战争并利用战争的胜利扼杀革命的希望。
他们有些垂头丧气了。
日本方面呢，鉴于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也认为继续打下去对它不利。
经过老罗斯福出面斡旋，双方于这一年的9月，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根据和约，日本获得库页岛南部并取得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长春至旅顺间的铁路及其支线的管辖权，并攫取了对朝鲜的实际控制权。
作为对美国帮忙的回报，日本则同意支持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门户开放”政策，承认美国在菲律宾的利益。
也正因为调停了日俄战争，这位在1901年继威廉·麦金莱之后成为美国第26任总统的老罗斯福，获得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是第一个获得此奖项的美国人。
外人的胜利，对中国也未尝没有“好处”。
《朴次茅斯和约》规定：“彼此撤退满洲之兵，将满洲交还中国。”当然，这里还有个附加条件就是，中国应开放满洲门户。自此中国东北成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出现从一国独占变为两国分据南北的局面。
这个条件依旧让人很不爽，但好歹其确认了清政府在满洲的主权地位。尤其是在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再愚笨，也开始意识到边地未可轻视，于是在满洲“增置府厅州县，建立行省”，1907年2月，清政府更是诏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而在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以资控御。
曾经的“留美幼童”日后的清末南北议和北方代表、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补授奉天巡抚，朱家宝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著赏给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
东三省总督则为徐世昌。
正是在他手上，将军制在满洲销声匿迹。代之完备的行省机制。
这也就意味着，满洲的特殊地位随之丧失，中央政府对满洲的行政控制得到加强。
只是，这些“好处”都不及清朝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变。
在戊戌变法中失败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再次被摆上了桌面。
如果说，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君主立宪的东洋小国打败了专制的中华帝国，让中国人有些警醒的话，那么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实行立宪的日本又打败了专制的沙皇俄国，则让中国人彻底开了窍。
和中国一样，日本也是在内忧外患下实现了自己政治上的革新。
率先影响它的，也是美国人。1853年7月8日，明治天皇出生的次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带领4艘军舰出现在了今天东京湾的入口，迫使日本打开国门，对外通商。这对闭关锁国的日本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冲击。
和中国面对西方文明不一样的是，一直以来都在向中国学习的日本，并不认为向西方学习是一种羞耻。在这样的态度下，日本逐渐领教了西洋的船坚炮利和先进的制度文明。在获悉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后，务实的日本人忧心忡忡的同时，对待昔日的老师，态度来了个180度的逆转。不愿意学习，不力图改革，患上自大症……在明治维新时，中国成了日本绝佳的反面教材。
相反的是，包括明治天皇在内的领导中心的中坚分子，却具有领导日本迈向维新的强烈意愿。尽管此时的天皇并无权威，大权掌握在第三个封建军事政权德川幕府手中。但在1867年，明治天皇下旨组织倒幕军，讨伐幕府将军德川庆喜（1838－1913），并在1868年正月初三（1月27日）取得了连战连捷，最终在京都附近的大战中击败了3倍于己的幕府军队，德川庆喜逃往江户。
重主朝政的明治天皇，终于赢来了富国强民的一天。
也就在这一年，明治天皇还为自己举行了成人礼。他刚满16岁。
事实上，明治维新的开启，即是他的成人礼。
这次维新最主要的贡献，是消灭了日本国内封建割据的势力，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1889年2月11日，由伊藤博文受委派起草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也正式公布。因为伊藤本人偏好德意志/普鲁士宪法，所以明治宪法直接以1850年普鲁士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为蓝本。“《大日本帝国宪法》建立了天皇（及其谋士）和国民公选代表分享权力的机制，但同时又限制了议会立法权的行使，保留了天皇的统治权。内阁大臣不对国会负责，而是对天皇负责。军队也是对天皇负责。这是与日本‘二战’后的‘麦克阿瑟宪法’的一个重大区别，后者规定内阁对议会负责。” (74)
尽管如此，也比依旧停留在“三纲五常”上而不曾变化的中国，要先进得多。随着明治天皇的锐意改革，不遗余力实施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基本铺平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完成了部分预定的改革目标，成为中国周边迅速崛起的强邦。当然，日本也得感谢有中国这个近邻的存在——它以其庞大古老而富庶紧紧吸引了西方列强的眼光，而没太大的兴趣关注东北面那个岩石嶙峋、资源贫乏的岛国。所以说，日本也有其幸运的一面，“被允许以自己的步调和方式向外国学习，避免了像当时及日后的中国一样半殖民地化的命运” (75) 。
于是，便有了1895年对清的胜利，以及1905年对俄的胜利。
这次，美国人居然需要他来同意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在菲律宾的利益。
反过来，他也成了中国人的老师。
不用老师再棒喝，这些学生也会从老师的身上对比出，自身的政治体制改革，已是刻不容缓。
《立宪纪闻》对当时舆论界的反映也作了如实的记载：
“及甲辰日俄战起，识者咸为说曰，此战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自海陆交绥，而日无不胜，俄无不败，于是我国人民乃群起而为立宪之争，吾国士夫亦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甘祀清明之世界，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
只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商人阶层却没看到，虽然同是君主立宪，但它在中国和日本却绝对不是一个概念。在日本，君主立宪建立的背景，是天皇的大权在幕府手里失落多年，它的建立有助于复兴王权。如果君主立宪前君主的权力是四成，那么立宪后君主的权力就变成了八成。在中国却恰恰相反，多年一直是中央集权，王权很久都没怎么失落过。尽管有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帝之间的斗争，但也只是王权的内讧。如果君主立宪前君主的权力是十成，那么立宪后君主的权力就变成了八成。谁都喜欢加一分而不喜欢减一分，这肯定会让慈禧们不爽。这也是戊戌维新失败的根本原因。同样也是老大帝国的前行步伐迟钝如老黄牛的根本之所在。
不管立宪给中国统治者造成了怎样的心理困扰，日本的超级大变身让谁也不敢否认立宪给国家带来的好处。而他们对商业的呵护，更是商人阶层的梦求。
它就如甜蜜的诱惑，让人心头直发痒。
与此同时，相比较去比利时，去日本留学自此成为一种风尚。
“1894年、1895年的甲午战争，大清被日本打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按梁启超的说法，中国人4000年的睡梦此时才被惊醒，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为什么会失败？日本为什么会富强？……从1896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13名官费留学生开始，各省地方政府也陆续派留学生赴日本留学，到1899年已经有200余人了，20世纪初更有大批自费学生东渡，1905年到1906年达到了高潮，猛增到了七八千人，以后虽有下降，到1911年仍有三四千人，这个时期的中国官费自费留学生，共达数万人之多，形成了中国留学史上，空前的第一次留日高潮。” (76)
其实早在1898年，张之洞就写就了《劝学篇》，里面发出了到日本去留学的号召，被日本学者称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
该书出人意料地销售了100万册，其主旨是要求人们勿忘中国所遭受的如土耳其一样的耻辱，勿忘要和日本一样革新。
在他看来，去日本留学能“事半功倍”，“除了路近费省、语言接近之外，‘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日本人）已删节而酌改之’。这就是说，对于那些有点艰涩甚至危险如河豚般的西学，日本人已经帮我们试吃并拔毒了” (77) 。
不得不说，清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一直犹犹豫豫、逡巡不前。但他们也在积极在旧体制中培育新事物。编练新军，如今又要加上派送东洋留学生，步子你说迈得大，也说不上有多大，但对一个老大帝国而言，能有这些做法，你总得对这些做法给予掌声。说起来，编练新军和派送东洋留学生也是相辅相成的两面。既然是新军，自然也不同于长期养尊处优已丧失战斗力的八旗兵，不同于腐朽、衰弱的绿营兵，得有知识、有文化，而且还得有志气。这也得仰仗留学生的带头作用。
张之洞训练湖北新军时，就很重视士兵素质水平，“将‘识文断字’与‘通文理’作为招募士兵的原则之一，使得湖北新军成为当时兵员文化素质最高的一支新军。不仅如此，张之洞选送的优秀留学生归国后，大多在新军中担任军官。这些‘海归’在军中任职，不仅提升了部队的整体素质，也使这支新军更加容易接受新的思想” (78) 。
他们所做这些的目的，是在“3000年来未有之大变”中维护自身政权的存续。然而，大清所培养的新人，最终却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这些留学生很快成为大清政府最激烈的反对者。
“如黄兴回国后即在湖北演讲，热烈鼓吹革命，并散发被张之洞称为‘大逆不道’的小册子。张闻讯大怒，将黄兴驱逐出鄂。
“因为张之洞首倡，所以他主政湖北期间，湖北的留日学生为全国最多，而最终辛亥革命恰恰爆发于湖北省城武昌。以至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说，‘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张之洞号）的合作’。” (79)
不得不为清政府发出一声哀号，谁都不希望，种下了美好愿景，到最后却收获了噩梦。但是，如果我们能理解，“由一个封建旧政权推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必然要突破旧政权的限制，成为旧政权的对立面” (80) 。就知道，编练新军，以及派送东洋留学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让清政府苟延残喘，但是如果清政府只知道修修补补而不改变根本的政治体制——或者，他们培养的新人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或者，新人自觉退化为“老人”。
这个道理对商人阶层来说同样普适。尤其是在周生有案以及抵制美货运动中备感挫折的宁波帮，更应该对此感同身受。一个旧政权已经跟不上自己发展的诉求。这就意味着，要想从根本上保护自己的利益，保住自己得来不易的今天——
立宪已是必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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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陆其国，《宋汉章从大清银行到中国银行》，《检察风云》2008年第7期。
(2) 雷颐，《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 杨天石，《晚清史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雷颐，《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 陈钦，《北洋大时代》，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6) 雷颐，《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7) 杨天石，《晚清史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 同(7) 。
(9) 陈钦，《北洋大时代》，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10) 崔志海，《蔡元培传》，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
(11) 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12) 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1978），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13) 孟宝棣，《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毛杏云主编，《春风桃李——从交通大学走出的文化名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4) 孟宝棣，《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毛杏云主编，《春风桃李——从交通大学走出的文化名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 杨天石，《晚清史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6) 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办公室编，《世纪初的宁波帮》，《宁波经促会信息》2006年第1期。
(17) 雷颐，《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8) 同(17) 。
(19) 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办公室编，《世纪初的宁波帮》，《宁波经促会信息》2006年第1期。
(20) 谭洪安，《票号三战失机缘》，《中国经营报》2011年12月26日。
(21) 戴光中，《宁波帮何以后来居上？》，浙江在线，http://zjol.cn/05culture/system/2005/12/27/006419687.shtml
(22) 徐祖光，《创办同仁堂的乐氏家族》，《天下宁波帮》2005年第4期。
(23) 同(22) 。
(24) 宋路霞，《上海望族》，文汇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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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张鸣，《历史的底稿·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2》，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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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湘潭县志办，《袁树勋》，湘潭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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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语出应芳舟所作《朱葆三社交活动研究》。作者关注并研究朱葆三多年。
(48)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9) 头寸，中国旧时指银行钱庄等所拥有的款项。收多付少叫头寸多，收少付多叫头寸缺，结算收付差额叫轧（gá）头寸，借款弥补差额叫拆头寸。
(50) 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1) 语出应芳舟所作《朱葆三社交活动研究》。作者关注并研究朱葆三多年。
(52) 金满楼，《朱葆三：十里洋场上的革命经济师》，《新金融观察报》201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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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俄兵杀死周生有案》，《上海外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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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上海地方志办公室，《俄兵杀死周生有案》，《上海外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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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收沪道致外务部电》（十二月初十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82，第10-11页。
(61) 崔志海，《日俄战争时期的上海外交》，《史林》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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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方晓，《美国加州通过议案要为排华史道歉》，《东方早报》2009年7月13日A10版。
(64) 同(63) 。
(65) 贾中福，《近代国民外交视角下的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66) 虞和平，《近代商会》，《近代中国研究》。http://jds.cass.cn/Item/11539.aspx
(67) 刘刚、李冬君，《宪政与自治：末世大潮下的各阶层》，《同舟共进》2011年第10期。
(68) 王刚，《1905年中国民间抵制美货始末》，《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5月下月刊。
(69) 贾中福，《近代国民外交视角下的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70) 虞和平，《近代商会》，《近代中国研究》。http://jds.cass.cn/Item/11539.aspx
(71) 王刚，《1905年中国民间抵制美货始末》，《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5月下月刊。
(72) 雪珥，《国运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3) 周时奋、相栋，《宁波老墙门》，宁波出版社2008年版。
(74) 黄广明，《明治维新：决心与路径》，《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12期。
(75) 同(74) 。
(76) 此段出自凤凰卫视《腾飞中国》节目于2010年4月1